内容提要：受明清商品经济刺激和实学思想影响，明清之际的女子得到了空前的思想解放。《红楼梦》中的女子教育，是享有特权阶级的年轻女子在识字、阅读、书写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具有非凡造诣的文学艺术教育。然而，受中国传统女教的浸染，贾府里的女子教育并不纯粹，它没有完全冲破明清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正统规训．年轻女性犹如在“德”与“才”之间走钢丝，明清家庭在实施女子教育过程中也表现出如此矛盾的状态。《红楼梦》中的女子家庭教育并非特例，它投射出了明清时期女子教育的普遍状况。
关键词：《红楼梦》，明清教育史，女子教育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和家庭都格外注重女子教化，上至帝王后妃，王妃颁布女教书，下至宗族平民，族训家规专列女子教育，女子教育显示出不同于前朝的开放特点。在明清女子所受到的无形训育、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三个领域里，对女性美德的培养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文化教育则是最弱的一项，只有拥有文化特权的中上阶层闺秀才能很好地享有这种特权。
一、明清女子才学的兴盛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繁荣，东南沿海率先出现商品经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社会结构、思想传播机制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明中叶以后，由于阳明心学的兴起，反对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舒展的实学和民主思想风起云涌，加之受到明末传教士思想的影响，人性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呼唤不可遏制地喷涌而出，带来一度放纵情欲的社会局面。极度的放纵之后，单纯的妇容之美已不能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倘若是蓬心不称如花貌，也教我金屋难藏没字碑”，李渔之言表达了明清社会对女性文化素养之需的社会心理。
经过明后期的思想解放，开放的风气使得社会对于女性的认可视角，由单纯的美色演变到才貌双全的考量。明清社会对女性的才华开始予以重视，而女性群体则抓住开明之风，首先在最能开启心扉的诗歌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女子教育的进步思想开始出现，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袁枚，驳斥了“女子不宜为诗”的戒律，他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线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李贽对道学家提出“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观点，发表了为女子伸张的言论：
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公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已。短见者祗听得街谈巷议、市井小儿之语，而远见则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于圣言，更不惑于流俗憎爱之口也。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
袁枚和李贽二人还公开招收女弟子，提倡女子文学，为其传授知识，震惊文坛。李卓吾倡导男女平等，对蔑视女子才能之辈进行强烈的反击：“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他将女弟子之名与社会名流并列于书中，被人称为“异端之尤”。谢肇涮反对《列女传》只收录贞洁妇女，认为应将才女也收入其中。赵世杰的《古今女史》、葛征奇的《续玉台文苑》、徐野君的书信集都为女子才学的钟灵之秀呐喊。钱谦益、钟惺专门编选女子之诗，并认为才女可居性灵文学之首⋯⋯反对压抑妇女个性之论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女子结社作诗，盛行于明末清初。钱塘顾玉蕊，以诗文骈体，知名于当时。明代末年，江南女子已有姐妹、母女、婆媳一门皆诗的风雅之事，如叶绍袁之妻沈宜修及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便是著名的一例。“长幼内外，悉以歌咏酬倡为家庭乐”(叶恒椿《午梦堂集·识语》)，其作品统由叶绍袁汇刊人《午梦堂全集》，广为流传。到了清代，诗风益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影响所及，闺中也诗才辈出。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所言：“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数量之多，可谓空前未有，极一时之盛。
在保守的卫道士看来，自由之风扰乱了原本理想的儒家社会秩序。为了移风易俗，纠正这股“歪风邪气”，男子便想到利用专门宣扬男权统治地位合理性的封建纲常去捆绑女性的思想，令她们心悦诚服地受缚于社会的底层。于是，卫道士们大规模地印制教材读物以加强女德修养的说教力度，企图将女性拉回到封建礼法的闺阁中。礼教教育的加强，桎梏了女性的精神。然而，女子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要想将她们的兴趣和思想完全局限于《列女传》《女诫》这类狭隘的思维空间内是不可能的，对于书卷盈架的书香门第女子更加不可能。这反倒为女性提供了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明后期开始的商品化及区域市场、交通路线的增加，刺激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与畅通，全国出版业呈现空前繁荣之势。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集中在东南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在这些省份的城镇中，许多富足的家庭热衷于家刻和坊刻，并出资出版书籍，使女读者的需求被激发出来，出现了许多充斥市场的畅销书，其对女子的文化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觑。出版业的繁荣，书籍的大量印刷与流传，也无怪乎有诸多正书和杂书流入贾府。商品经济的发展席卷着书籍和自由思想浪潮，不可遏止地进入了千家万户，使得原本仅属于男性的学问大门，渐渐向妇女敞开。
总之，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出版业的发展，私家藏书、刊刻的盛行，使“女教”的内容向“才”的方向有所倾斜，促使了社会女性教育观念的转变，都为女性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曹雪芹在《红楼梦》首章就言：“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之罪故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闺阁女性的才华得到了曹公的关注和尊重。书中少女个个饱学诗书，充满智慧，甚至她们的读书过程与士子相同，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幼习《四书》，她的独立人格和才学为主人公贾宝玉所爱慕。因此，女性的知识素养对两性群体的关系产生相对较为和谐的影响，这也是作者有意要彰显的部分。
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延续
《红楼梦》第8l回中，贾政说道：“生女儿不得济，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若不济事，关系非浅。”贾政的话，代表了中国女子家庭教育的传统：生女儿是别人家的，费心培养也是多余，男尊女卑的思想相当明显，这种观点甚至绵延至今。
如果说理学自宋代发轫，在南宋末年得以实施扩散的话，那么，明代将理学家的女子教育思想付诸实施，并由宽泛化向具体化过渡，而清前期，在“四权”的重压之下，正统的礼教思想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将女子的操行贞洁教育制度化和社会化。最高统治者对于女子教育的倡导，侧重于女子的道德修养层面，而不旁及其他，他们着眼于用封建礼教规范女德，朝廷曾多次下令编撰、刊刻女教书。公元1656年，顺治帝亲自编撰女训书《内则衍义》共十六卷，并且撰写序言，内容涉及女子道德教化的各个方面。康熙皇帝在其教子书《庭训格言》中，也认为应该注重强化对女子德行的教化，还利用旌表制度来褒奖德行卓著的女子，引导女子践行贞孝节义的女德观。女子家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礼教的帮凶。从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看，多数家庭重在教育遵规范守妇道，“才”与“德”趋向对立，呈现出重德轻才、重德弃才的观念倾向。蓝鼎元揭示了女子为学的主要目的：“夫女子之学，与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为学之日，故能出入经史、淹贯百家；女子入学不过十年，则将任人家事，百务交责，非得专经，未易殚究。”蓝鼎元所认为女子不同于男子一生皆为学，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专攻一门即可，这门学问就是妇德，即所谓“妇以德为主”。这在中小家庭(家族)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明清时期对于女子的教育和评价依然讲究“三从四德”，“四德”中唯独没有“才学”一项。统观《红楼梦》贾府内部对于“好女孩”的评价，也是品貌、女德在先，才学并不看重：邢岫烟虽家道贫寒，但“为人雅重”，“是个知书达理的”，“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薛宝钗，本来门第出身就不错，再加上“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贾母“喜他稳重和平”，“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李纨在贾府，是以年轻守寡而心如死灰，却得人敬重，其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故生了此女，不曾叫他十分认真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读读，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了，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在众人看来，林黛玉纵然有悲情悯人哀叹薄命的诗才，也不及以上“三从四德”的归顺者。
受正统女教思想的影响，即使是读过诗词文学的女性，在同龄人间也要讳莫如深，抑或佯装纯粹的闺秀而相互规劝告诫。《红楼梦》第42回，姑娘们一起行酒令时，黛玉脱VI而出了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在薛宝钗的反复追问下，黛玉“方想起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薛宝钗更是为黛玉及时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这是宝钗的精明之处，但更重要的是要归咎于明清社会对女性思想的禁锢。为了迎合封建社会、家庭对于淑女、闺秀的评判标准，知识女性的自由独立个性受到干扰。第64回，薛宝钗对这一道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除了正面灌输为妇之道，清代社会更有人传播贬抑言论，令闺阁女子安守本分以免被辱。清代梁绍壬在谈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时，说一位官绅老爷讲：闺秀即使作出好诗，流传到社会上，被选家收进书中，在编排体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诗人的后面，娼妓诗人的前头。放在这两类人之间，可想而知是对名门闺秀的极大侮辱!所以还是没有文采、不会作诗的好，否则出乖露丑。梁绍壬认为这话虽说得刻薄一点，却很有道理，因此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奉劝玉女不要成为闺秀，更不可把诗词刊布出去。《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小姐们也深以此为惧：
宝玉道：“⋯⋯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慌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
她们起诗社，吟哦作句，却担心闺秀诗作被好事者刊刻，流传到社会上去，遭人侮辱。宝玉说的“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也正是卫道士们所倡导的“女子不宜为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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