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旧与更新:近代经济变迁中的民间祭祀组织———以杭州湾南岸地区为例

时间:2018-05-15 编辑整理:蒋宏达 来源:早发表网

摘要:19世纪末叶以来,中日两国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导致原棉需求迅猛增长,从而刺激了杭州湾南岸滨海沙涂的开发热潮,沙涂的大规模开发又促进了控产宗族与神会组织的扩张。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当地祭祀组织的结构发生变动,专门化的经理阶层成长起来,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分离态势。这些新兴的控产组织为清末民初新政改革和地方自治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杭州湾南岸的案例显示,民间祭祀组织并非历史孑遗,而是在承袭传统的过程中经历着更新和再造。它们是因应近代经济变迁的社会主体。

关键词:近代经济变迁;民间祭祀组织;变迁主体;杭州湾南岸

一、引言

1947年,北大前校长蒋梦麟(1886-1964)曾在他那部著名的自传《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里回忆起故乡的迎神赛会,娓娓叙述了当时的热闹场景:

迎神赛会很普遍,普通有好几百人参加,沿途围观的则有几千人。这些场合通常总带点宗教色彩,有时是一位神佛出巡各村庄。神像坐在一乘木雕的装饰华丽的轿子里,前面由旌旗华盖、猛龙怪兽、吹鼓手、踩高跷的人等等开道前导。迎神行列经过时,掉狮舞龙就在各村的广场上举行。踩高跷的人,在街头扮演戏剧中的各种角色。一面一面绣着龙虎狮子的巨幅旗帜,由十来个人举着游行,前前后后则由绳索围起来。这样的行列在旷野的大路上移动时,看起来真威风呀!

蒋梦麟原籍浙江余姚,出生在杭州湾南岸一个名叫“蒋村”的小村子里。引文描述的正是他儿时的乡居见闻。与同时代的很多知识精英相比,蒋梦麟对各种民间仪式活动抱着相对宽容和温和的态度。他在自传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记录下蒋村乡民的祖先崇拜、神明信仰以及各种年节祭祀活动,饶有兴味地描绘出宗族审判、招魂解禳、神佛治病的童年趣事。不过,一切都被置于“西风东渐”的背景之下。他相信,自己的童年生活环境“已经很快地成为历史陈迹”,“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而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

在蒋梦麟看来,童年所见的祖先祭祀、神佛信仰活动无疑都属于那个行将逝去的时代,它们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思想文化难以相容而并存,终将在滚滚西潮的冲击下湮灭。尽管他对包括迎神赛会在内的民间仪式活动不乏温情与眷念,但其内心秉持的仍然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文化观念。这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自清末以来百余年里蔚为主流。在这一观念的审视下,基层民众的信仰和仪式活动被抽空了实践内涵,蜕变成一具具空洞的历史遗骸。

观念上的负面定位很快就转化成实际的政治效应。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合法性来源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变动,城乡社会流行的宗教和宗族活动日益成为新派人物和新兴政治势力攻击的对象。特别是进入民国后,此类活动多被贴上“迷信”的标签,屡遭官方压制和禁毁。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近代国家对“迷信”话语的操弄和世俗化宗教政策的推行,严重削弱了民间祭祀组织的统合作用,加剧了政治与宗教、国家与社会间的疏离和对抗

目前有关民间祭祀组织的研究大都将论述重点放在祭祀活动所蕴涵的“国家-社会”的纵向联系上,致力于揭示现代国家力量与民间仪式活动之间的复杂互动。由于偏重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讨论,这些研究对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力量日渐侵入地域市场,区域和跨区域的商贸活动日渐勃兴的背景下,祭祀组织为应对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变动、协调社区内部人群关系而经历的结构性演变甚少涉及。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因受后现代或后殖民思潮影响,开始反思启蒙主义的立场,对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抱以相当的同情和理解,但多数研究仍然牢固地以“国家-社会”关系(“现代国家-传统社会”)为主轴展开论述。在这些研究中,民间祭祀组织的主体性往往隐没不显,只有在与现代国家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才能显示其自身的存在。

本文以蒋梦麟的故乡———杭州湾南岸地区为例,对清末民初民间祭祀组织所处的贸易网络的变迁,它们所植根的地方性财产管理制度的演化,以及由这些变化促发的祭祀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等问题加以探讨。尽管无法充分展开对这些组织的参与者内在世界的讨论,笔者还是倾向于将他们的仪式和信仰活动视作一种独特的环境和心性的体现,是因应近代经济政治变迁的策略选择和利益表达。本文通过个案剖析试图表明,近代以来,民间祭祀组织呈现出日渐活跃的趋向,但这并非传统濒死的回光返照,而是传统承袭过程中的更新和再造。

二、棉花贸易与地域经济的拓展

杭州湾南岸地区,即今天浙江省慈溪市和余姚市北部沿海一带,处在杭州湾喇叭口南缘,在明清时期属于绍兴府的余姚、宁波府的慈谿和镇海三县北境。这是一片扇形的海积平原,面积约为一千平方公里,大部分土地是元末明初以后从海湾中陆续淤涨出来的。在这一长程的沧桑变迁中,南部居民逐渐向北垦拓、迁徙,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建立村落,并逐渐发展出市镇。清初以前,当地市镇主要分布在南部宋元海塘沿线及沿山平原一带,清中叶以后,市镇网络渐次向北延伸,至清末已经推进至滨海渔盐地界。

杭州湾南岸的开发历程正好呼应着宁波沿海商贸发展的节奏。在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宁波一直是南、北洋商路和财货交汇的贸易枢纽。清初开放海禁后,宁波商人的活动范围迅速拓展。到了乾嘉时期,本地商人与外地客商以江浙为中心,构筑起南通闽广、北至辽东的沿海贸易路线与东起江南、西达四川的沿江贸易路线。作为宁波的经济腹地,杭州湾南岸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商人参与到沿海、沿江商贸活动中去,将本地经济生活与区域市场及更广阔的跨区域贸易网络联结起来

在当地的商贸活动中,棉花贸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嘉靖《余姚县志》中,已经出现“木绵产海壖,以为絮,或纺之作布,民之大利之”的记载。及至清代中叶,当地植棉业更为兴盛,沿海乡民的生计极大地依赖植棉收入,“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在热络的贸易活动中,大批经营棉花、土布的商人活跃于区域和跨域的市场中。他们浮海南下转输棉花至台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然后从当地装载木材、砂糖、桂圆等土产回宁绍地区销售。家资饶裕的商人开始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变成支配地方社会的新兴势力,并逐渐代替科举士绅成为把控宗族事务的中坚力量。

19世纪中期通商开埠以后,宁波蜕变为上海的重要支线港口和经济腹地。以宁波和上海为中介,杭州湾南岸的经济与沿海、沿江(长江)的通商口岸市场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当地棉花的生产、销售愈益受到远地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18614月至18654月间,由于美国爆发内战,北美棉花出口拥滞,国际市场出现巨大的原棉供应缺口,英、印等国开始转向中国进口棉花。1862年,浙海关的棉花出口量从前一年的5849担激增至19648担,至1863年更跃升到史无前例的125155担,1864年稍有回落,但仍保持10万担以上的高位(战后急降至3万余担的水平)。面对这一突然变故,杭州湾南岸地区棉农反应热烈,“纷纷弃粮而从棉矣”

如果说这一短暂的棉业景气缘于战争等偶发因素,那么1890年代初至1920年代末长达30年的原棉出口高峰则建立在市场需求和生产体制的结构性转变的基础上。其关键在于日本和中国国内机器棉纺织工业的扩展。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作为其骨干产业的棉纺织业获得长足发展。由于日本本国棉花价格高昂,中国迅速成为主要的原料供应地。据当时的海关贸易报告,19021911年间,原棉已经成为宁波最大宗的出口货物,平均每年出口12.7万担,其中约有八成经由上海运往日本。紧随日本之后,中国国内的机器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甲午战争后的两三年内,上海已经出现“纱厂林立,所用工人日夕赶作”的繁荣场面。宁波绅商则于1895年在宁波创建通久源纱厂,杭州于1897年创立通益公纱厂,萧山于1899年设通惠公纱厂,各场纱锭均在万枚以上。1905年后,宁波又先后增设和丰纱厂一厂和二厂。诸厂虽时有兴废,但工业扩张之势已不可挡。

日本、上海及浙江本地机器棉纺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对原棉的需求,直接促成棉花收购行业和市镇的勃兴。清末以来,杭州湾南岸市镇,包括泗门、周巷、天元、浒山、坎墩、逍路头、观海卫、师桥、范市、龙山等在内,纷纷开设花庄、花号,成为远近乡村的棉花集散中心。如泗门最大的花庄宝泰祥号创设于同治年间,光绪后期改为和丰四庄,专为宁波和丰纱厂收购棉花。又如周巷在民初已发展出十余家花行,“在棉花旺收季节,周巷镇内以及农村要道,有不少临时商贩,收购籽棉(俗称水花),转手贩售给花行”。同一时期的天元市也开设了不少花庄,它们“向棉农收购棉花后转运上海、宁波一带牟利。”浒山一带则出现了以陈震泰、陈茂泰、裘复盛、杨玉兴等“四大家”为首的大批兼营棉花收购和加工的花行,它们同时收购籽棉和皮棉,并使用新式机器绞花脱籽,加工后的棉花直接雇船运至宁波,通过当地花庄的中介,出售给本埠与上海的纱厂。至民国十七年(1928),整个杭州湾南岸地区有记录的轧花庄店号总数已多达115家。

棉市的升腾极大地促进了杭州湾南岸植棉用地的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杭州湾南岸的沙盐地带已发展成为浙江最重要的植棉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占全省半数以上。这一时期的棉地扩张不再局限于1860年代“弃粮从棉”式的作物耕种模式调整,而是转向滨海沙涂的大规模围垦。正如1892-1901年的十年海关报告书中提到的那样:“近几年来,本省棉花种植已大为扩展。有大量土地不能种水稻,没有水渠灌溉以及近年来镇海以西面对海湾的沿海土地(即杭州湾南岸地区———引按)大块被开垦,现在到处用来种植棉花。”棉田的大规模垦辟使得滨海沙田的开发和控制成为这一时期地方社会的核心议题,由此也引发了基层社会组织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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