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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