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2年“巴黎手稿”的公开出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基于该文献，国际学界就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相关议题的持续探讨，实际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可或缺的脉络。本文梳理该文献公开发表后第一时间段(即1930-40年代)，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即马尔库塞的“基础论”、卢卡奇的“结合论”和科尔施的“阶段论”)的代表性解读，以期说明:他们不仅是西方学界第一批解读“巴黎手稿”的学者，而且率先开启了对“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之先河，使蔚为壮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流派。更为重要的是，该流派虽然的确强调“巴黎手稿”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绝非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即武断地力图以马克思早期思想来取代其晚期思想；相反，他们都借助《资本论》来展开相关研究。因此，在他们这里，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结合或统一在一起的。不理解这种总体论，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他们的具体判断。
【关键词】“巴黎手稿”；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本主义
“巴黎手稿”(特别是其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于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知识考古学层面的重要文献学意义。实际上，正是基于对“巴黎手稿”的解读，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在“文献学基础”上不同于第二、三国际所倡导的马克思，后来学界将之概括为“两个马克思”说或“取代”说，即试图以“青年马克思”取代“老年马克思”的理论努力。这样的概括是否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暂且不论，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球传播与接受史中，的确由此引发出如下至今依然在中文语境无法停息的新议题:第一，异化(特别是异化劳动)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理论地位问题；第二，以“巴黎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是否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统。这两个核心问题既是对19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创立期所直面的“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持续关注，也实际构成了20世纪(特别是193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展与演化线索。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分野的局势日益明显，并最终围绕着这两大核心问题，在现代性辩证法的范式下，对理性和意识形态专题进行了不同探讨。这些探讨至今影响着中文语境的相关理论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的关系问题等。
为澄清上述问题，本文拟以1930-4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一派对“巴黎手稿”的率先解读为例，试图说明:他们不仅是西方学界第一批解读“巴黎手稿”的学者，而且率先(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启了对“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之先河，并因此成就了蔚为壮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第一大流派。本文拟将这一阶段的相关解读划分为:1)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以1932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为例)“基础论”，即认为“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2)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结合论”(以写于1938年的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和1938年发表的柯尔施《卡尔·马克思》为例)，即认为“巴黎手稿”标志着经济学和哲学的辩证结合；3)以柯尔施为代表的“阶段论”，即认为“巴黎手稿”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
一、马尔库塞:“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
虽然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1927年，梁赞诺夫主编)中先前已以“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为题名发表了其部分文稿，但由阿多拉茨基主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原文版于1932年才首次公开出版(收录于旧MEGA第一部分第三卷)。正是同年，马尔库塞对刚刚公开全文发表的“1844年手稿”展开研究，并由此引发西方世界持续的“巴黎手稿热”。这个肇始性文献就是马尔库塞发表于1932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这里，马尔库塞率先肯定了“巴黎手稿”对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将这一重大意义归结为“新基础”和“新材料”的意义。继卢卡奇和柯尔施(1923年)之后，马尔库塞再次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在于其哲学基础和政治革命旨趣；同时确认了“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来源。此后，旨在摆脱僵化的客观主义机械论的努力，就得以在“巴黎手稿”中所确立的异化(或外化)劳动概念中予以布展，以期恢复现代性辩证法的主体之维。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它将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因而研究者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1844年手稿”可以作为新的文献依据和基础证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特别感兴趣”，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实证的基础”就是“把人定义为一种‘对象性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实践的存在物”。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批判和不满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和实际‘内容’，而不是它的(大家通常所认为的)‘方法’”。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法习惯性地归结为一种方法。
这种“习惯做法”实际上牵涉的是如何看待“巴黎手稿”的历史地位问题，即关于“巴黎手稿”的定性问题。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它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显然，这是继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之后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明确回答，即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只不过，与这一时期(特别是1932年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柯尔施)多以《资本论》为文献依据的研判不同，马尔库塞直接以“巴黎手稿”为文献依据作出判定。这样的判定多是在对辩证法的探讨下开展的，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所示。实际上，在这里，(无疑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哲学”的代名词，也是“革命”和“变革”(“批判”和“实践”)的同义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判定并不只限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阶段，而是贯穿马克思全部思想发展的始终。置言之，在马尔库塞等人本主义者看来，不存在那种所谓的马克思思想先后经历了哲学阶段和政治经济学阶段的“阶段论”或任何形式的“断裂论”。马尔库塞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理论的所有阶段上，他的理论基础都包括了哲学的基础”，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是先为他的理论制定哲学基础，再为他的理论制定经济学基础”的“常见的论点是站不脚的”，因为“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的批判本身就有一个哲学的基础，反之，作为这种批判的基础的哲学也包含了革命的实践”。在人本主义者看来，只有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是“有关整个人类存在问题的科学的表述”，而不至于堕落为某种“专门”的科学领域，如第二国际理论家所经历的那样。这里，马尔库塞显然是以“哲学基础论”的方式，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而后者正是卢卡奇等人所极力倡导的。所以马尔库塞说“作为哲学来论述”，即意味着“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础和目的恰恰正是具体的历史现状和对它进行革命的改造的实践”，因此“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即“总体”。
除了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在马克思那里的统一性(即“总体”)，马尔库塞还以“巴黎手稿”中异化劳动的概念贡献为例，来说明这一辩证法的总体统一性原则，即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奠基于哲学的批判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真正想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1844年手稿”中“异化劳动”概念的出现，为劳动概念走出“传统结构”(即纯粹经济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探讨一直“围绕着”这一新劳动概念来进行，由此揭示了日后成为共产主义革命之新科学基础的新的“事实”。可见，作为“新的”劳动概念(基于外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异化劳动概念”)，是作为“批判”(也即哲学)的基本概念出现的，而不再是古典国民经济学(及其各类变种的)纯粹经济学概念。和其他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尔库塞认为，根据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新劳动观即异化劳动观，所得出的新“事实”是“通过对人的现实的真正占有来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将使整个人类历史革命化”，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真正的人的现实化历史进程，也是扬弃异化的具体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对异化劳动这一新劳动概念的探讨是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展开的，由此，“人的定义”构成了“巴黎手稿”的“核心”和“基础”。这也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基于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不然，至多只能算是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罢了。可见，“哲学的”、“革命的”和“辩证法的”在这里几乎是同义语(即哲学中的异化逻辑、呈现在现实中的革命逻辑，例如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进而提出主体导向；而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又与对其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界域的指认密切相关，这里体现的是劳动、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论题)，是卢卡奇所力图“恢复”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总体辩证法原则。只是，这样的总体辩证法原则在早期著述中主要呈现为异化(劳动)逻辑。
这一基于异化逻辑的哲学的和辩证的批判既然在“巴黎手稿”中已奠基，那么是否意味着它可以替代马克思晚年的其他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呢?和所有人本主义者创始人一样，马尔库塞一方面高度认可“1844年手稿”中出现并清楚呈现了马克思晚期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群)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有常见的范畴”及其“本来含义”；另一方面，这些常见范畴(如“异化”)并没有在马克思晚期的著述中彻底消失，而是得到了持续关照和探讨。这样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的“连续论”，显然不是马尔库塞所独有的，同样体现在同属人本主义一派的卢卡奇和柯尔施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那种不加分析、区别地断定卢卡奇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割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以马克思早期思想来取代马克思晚期思想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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