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犹太问题是本雅明思想探究的重要理论背景。在他的文学评论家之职业形象的外衣下，涌动着两股相互抵牾的思想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和犹太神学。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并非进步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或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实验性和启发式的布莱希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以救赎史观为根底支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一方面，这种经犹太神学改造过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注入精神和神圣的质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崭新维度；另一方面，本雅明对政治弥赛亚主义伪救赎性质的疑虑和他笃信的衰落史观又一再将他拉向犹太神秘主义的末日拯救。作为20世纪犹太神学复兴的马克思主义路向的典范，本雅明的政治弥赛亚主义尽管在冰与火的历史实践中显得软弱无力且饱受内与外的批评，但其直面本心的理论尝试和思想遗产仍需我们认真审辨。
【关键词】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犹太神秘主义；弥赛亚救赎；阿伦特；肖勒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所表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本雅明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以“文学评论家”的职业形象示人，思想立场却经历了从犹太复国主义到以马克思主义为表、弥赛亚信仰为里的“两面神”思维，最终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走向救赎史观。本雅明的笔法多为意象性的描摹阐释，而非理论概念式的系统论证，他反感理性主义对事物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剪裁和粗暴切割。对他而言，在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以及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者柯亨那里，一切物体都受到绝对化的理解和“强奸性的评论”。他的工作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僭越和赋形，保护甚或还原事物的真相和丰富意涵。正因为本雅明著述的非理论化和碎片状的特点，即使至交密友肖勒姆也抱怨他没能在自己能够理解的意义上“讲清两张处于‘意识形态’纠纷中的面孔的紧张关系，他同时拥有这两张面……一张是我(指犹太教信仰)，一张对布莱希特(指马克思主义)”。在有生之年，本雅明曾一度专注于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但在好友阿伦特看来，把本雅明推崇为文学评论家，一如把“卡夫卡推荐为短篇和长篇小说家，都会导致误解”。在本雅明一系列文学评论或批评的背后，既有犹太神秘主义的“乌托邦遁点”，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诗性神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的“思维双轨”特点以令人称奇的罕有方式并行于本雅明的思想中，决定性地主导着他思考和写作的底色。唯有廓清本雅明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厘清他思想中犹太教信仰的位置及其意指，才能更加明晰地管窥本雅明思想的特质，恰切评估其思想的力度及限度。这正是本文所试图着力的要点所在。然而在具体开展这两项工作之前，首先需要对犹太问题做出澄清，因为这是本雅明走向思想双轨(两面神思维)不可忽视的思想背景和动机之源。
一、犹太问题与本雅明的政治选择
犹太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在1962年的一篇自传性导言的起首处曾坦言：“这份……研究撰于1925至1928年的德国。作者(指施特劳斯)……发现自己正深陷于神学—政治的困境当中。”此后，“神学-政治问题”或“犹太人问题”(Jewish question，以下简称犹太问题)便成为他“思考的主线”和“诸项研究的唯一(the)主题”。无独有偶，作为同时代的德裔犹太文学评论家，本雅明同样遭逢犹太问题所带来的时代困境，并将如何破解和应对这一“几代人可怕的内在状况”(卡夫卡语)作为个体安身立命和学术研究的隐秘起点和重要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强调，如果“不涉及这个问题(指犹太问题)，就无从理解本雅明”。
然而，同是遭逢犹太问题，犹太知识分子对它的理解却不尽一致。例如，在施特劳斯看来，犹太问题是现代理性主义视域下的衍生品，因为在前现代宗教信仰的视域下，犹太人遭受歧视和迫害是作为上帝选民的应有之义，也是获得拯救的必经之途，因而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现代理性主义高扬人权、罢黜神权，认为人们可以凭靠理性(替代上帝)解决人世间所有不平之事，那么犹太人(作为人种之一)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肉体消灭和精神折磨，就是一个需要理性解决、也能够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由启蒙哲人构设、并最终得到践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并未终结犹太人的歧视问题；相反，在现代社会，犹太问题愈加深重，并在纳粹主义大屠杀中达到顶点。犹太问题的在场表明现代理性主义并非万能：它既无法安置人类的灵魂信靠问题，也无法在尘世建立起无纷争的人间天堂。因此，对施特劳斯而言，犹太问题作为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是现代社会犹太人普遍遭逢且无法解决的一种处境。与这种立基于古今之争和现代性批判视角的犹太问题理解不同，阿伦特从德雷福斯这一特殊的政治事件出发，试图对犹太问题的现象做出政治哲学的现象学还原。对阿伦特来说，将犹太人问题引向一个“更深广更激进的问题，即质疑西方传统整体的价值”这一点并不算错。但我们首先应该剖析现代反犹主义产生的具体政治历史条件，而这一点唯有从极权主义这一20世纪最大的政治现象出发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简要地讲，在阿伦特的眼中，犹太问题是发端自19世纪70或80年代以来的“中欧的德语国家”的特殊政治现象，是受到德裔犹太知识分子高度关注，在“在极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社会生活”的“首要的道德生活”。
比较而言，在何谓犹太问题的理解上，本雅明的视角更接近于阿伦特而远离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跟随柯亨走向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和开启古今之争不同，本雅明更深刻地体悟和直面自己犹太身份所带来的悖谬冲突。本雅明生长于一个高度同化的富裕犹太人家庭，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而对犹太文化遗产疏远而隔膜。他通过自己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洞察深入到宗主国(德国)的文化高地，却被告知自己无权也无能力涉足这一领域。这种身份歧视给当事人带来的撕扯痛彻骨髓。对此，洛维特令人唏嘘的个案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一状况。在一部自传性回忆中，洛维特对自己被迫放弃大学教职，重新面对自己犹太性所造成的分裂伤痛做出如下描述：“在德国时，我努力从犹太文化中解放出来，现在这努力被中断了，而这中断也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关键点……即便有人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家乡，在另外一个国家取得公民权，这个人也必定的耗费人生里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填补这个被撕开的裂缝。而且……之前愈是毫无疑惑地当一个德国人，逾感觉自己是德国人，那么他需要填补的裂缝也就愈大。”与洛维特相比，本雅明显得更加不幸，尽管天资聪慧、细腻敏感、著述深刻，但由于自己的犹太性和机缘巧合的诸般倒运，让他根本无缘德国大学的教席，甚至成为德国文化领域之外的边缘人和局外人。这种悖谬不能不让他认真对待。
在本雅明看来，个体遭逢的犹太问题不仅令人痛彻心扉，而且不可解决。因为它根本不是事关真假的知识问题，也不是关涉公正(justice)的法律或政制设计问题，而是幽闭于人心的对犹太人的根底不信与顽固偏见。如果是知识问题，通过逻辑上的辩驳，澄清错误判断，纠正事实歪曲便可化解；如果是法律和政制公义问题，通过合乎法度的智慧立法或制度构建便可剥除病灶。然而，对源自心底的不信和根深蒂固的敌意，根本无法通过论辩或立法的方式加以消除，因为前者或可以理服人，却无法祛除郁结心底的敌视和偏见；后者通过法律禁止人种歧视，则意味着取消公私分离，粗暴干涉私权，无疑于抽空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说，现代自由社会的公私分立只能避免政治领域的犹太迫害，却保留了私人领域对犹太人的不满和敌意，因此，犹太人根本无法通过个体融入自由社会的方式获得尊严而解决犹太问题。
然而，与犹太问题不可解决所带来的绝望相比，本雅明发现更加令其愤怒的是父辈犹太中产阶级和犹太知识阶层面对反犹主义时的自欺欺人：他们热衷于同化德国主流社会，自逸于犹太律法教导和外部的世俗成功，通过“制造谎言否定反犹倾向的普遍存在，不择自欺欺人的手段回避现实”。对此，犹太复国主义或共产主义成为本雅明那一代犹太人最有可能“走出中产阶级虚幻和欺瞒的路径”和选项。犹太复国主义着眼于犹太民族的解放，共产主义则意味着谋求人类的福祉，它们都是理智真诚地直面犹太问题或人类问题的两个重要选项。但是，当时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犹太追随者之间彼此攻歼、势不两立。而本雅明一方面先后成为复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共享双方阵营的亲人和朋友，并以“绝无仅有的方式多年并行两条道路”，另一方面又对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充满疑虑，认为它们“不仅客观上虚假，不符合现实，而且会引他走上虚假的救赎，无论这救赎的标签是莫斯科还是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就不得不深究：本雅明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学的“忠诚”是否只是一种躲避战祸、维持生计的权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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