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义”几乎无法定义，但拉克劳仍然试图使这一术语变得完整而成熟。他在《论民粹主义的理性》中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逻辑，分析了民粹主义的三个结构性维度。等同链条是民主要求得以转变为大众要求的必经环节，民粹主义的出现依赖于等同链条的延展。社会的构建是差异与等同零和博弈的结果，但民粹主义不仅是差异与等同的“零和博弈”那么简单。内在分野在一个断裂的空间里发生，将社会划分为两个对抗的阵营。但分野的不确定性使得等同的巩固依赖于大众认同的形成。大众认同需要围绕能指凝缩，这些能指为了容纳异质的社会要求而驱逐自身的特殊性，成为空洞能指。民粹主义符号的含糊与暧昧是空洞能指的表现。民粹主义的中心不是领袖，而是名称。
【关键词】民粹主义；社会要求；等同链条；内在分野；大众认同
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论民粹主义的理性》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民粹主义”这个几乎无法定义的术语。在他看来，既有研究要么忽视民粹主义，要么只是作为一种现象来分析，除了诉诸道德谴责，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推进，因为我们仍然不清楚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因而，要得出不同以往的新结论，就需要与先前的分析范式划界。这一划界首先需要确定：分析民粹主义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如果按照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把“团体(group)”作为分析单位，那么民粹主义就被当作一个既定团体的动员形式或意识形态，抑或是组成团体的方式。但组成团体的方式不止民粹主义一种，总会有其它的社会逻辑使得不同于民粹主义的认同类型存在。所以，对民粹主义接合实践的标准的再定位，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比团体更小的单位。拉克劳选择了“社会要求(social demand)”，正是看中“demand”在英语中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既可表示一种“需求(request)”，也可表示一种“主张(claim)”。他认为可以在“需求”到“主张”的变化中捕捉到“民粹主义”的三个结构性维度的缩影：“多元要求统一于等同链条(equivalential chain)；把社会一分为二的内在分野(internal frontier)结构；等同链条通过建构大众认同(popular identity)而得到巩固。”
一、等同链条：从民主要求到大众要求
拉克劳首先设想民粹主义的原初状态，分析这些相互分离的要求如何出现，以及它们是怎样接合起来的。在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区里有一大群农村移民，他们希望地方政府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此时的要求只是需求，一旦要求满足了，这个事就结束了。但如果没有满足，那么他们可能会开始逐渐意识到其它一些同样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如医疗、教育等。如果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僵持不下，那么这些要求将会聚集起来，而既定的制度系统将愈发无力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之所以是不同的方式，是因为这些要求实际上互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解。一种等同在这些要求之间建立起来。我们能很自然地预想到结果：“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干预解决，那么制度系统与人民的分歧将会越来越深。”
按照拉克劳的观点，这些原本相互分离的、未满足的“民主要求(democratic demand)”，通过接合进等同链条中，转变为更广泛的“大众要求(popular demand)”。正是这些大众要求开始建构“人民(people)”这一潜在的历史行动者。拉克劳认为这是最原初的民粹主义结构，从中不难发现民粹主义产生的三个前提，其中前两个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内在的对抗分野分离了人民与权力；第二，这些要求的等同地接合使“人民”得以出现。还有第三个前提，它只有在政治动员达到较高层次时才会真正出现，即这些要求被统一到一个稳定的意指(signification)体系里，即形成统一符号。链接诸要求的等同链条要想得到巩固，只有通过链条的不断延展和寻求符号的统一。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小范围的地区暴动没有取得大革命时期暴动那样的成效。因为要求的等同链条没有延伸到其它社会成员的要求，没有把其它要求接合到等同链条中。等同链条越延伸，进入这个结构中的链接(link)就越混杂。乔治·鲁德(George Rudé)在分析群体暴动时写道：“群体之所以成为暴民是以下因素的混合：饥饿和恐惧、强烈的社会不满、渴望立即改革、想要摧毁一个敌人或呼唤一个英雄，等等。不可能是其中哪一个在唱独角戏。”等同链条是形成大众要求的前提，也是民粹主义出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它总是试图不断地接合那些未满足的民主要求，以实现自身的充分延展。
二、构建社会：等同与差异的博弈
如果说大众要求的构成以多元民主要求的等同为前提，那么相互分离的民主要求则面对着这一等同化的过程。但民主要求的分离并非绝对，如果一个要求没有进入到与其它要求的等同关系中，那是因为这个要求已经被满足了。这个已满足的要求不再是分离的，而是被印刻在一个制度性的或差异的总体(totality)中。所以，可能有两种“社会(the social)”构造：一是社会中相互链接的特殊性之间仅仅是差异的；二是社会部分地接受特殊性的差异，但重点在这些等同的差异之间的共同点。拉克劳称前者为差异逻辑，后者为等同逻辑。自然地，我们会认为民粹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差异逻辑的消退和等同逻辑的延伸。这确实对很多情况是适用的，但未免太过简单化。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不是等同与差异的“零和博弈”，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甚至差异和等同不得不相互照应。但这如何可能呢?
对此，拉克劳如此解释：例如，在以福利国家为最终视域的社会中，差异逻辑被认为是建构社会的唯一合法路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要求互不相同，社会始终无法实现总体化。事实上，在建立这个社会时遇到的那些阻碍(如个体无止境的贪婪、不断扩张的利益等)会强迫社会的拥趸去认同敌人，同时再引入一种建立在等同逻辑之上的社会分离话语。如此，聚集在保卫国家周围的集体主体就出现了。等同逻辑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首先，等同不试图消除差异。在零和博弈的例子中，因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要求消解了，等同随之建立起来。实际上，差异会继续存在于等同之中，作为后者的基础并维持它们之间的张力。法国大革命的复杂历史就体现了这一张力：“控制国家的人不屈服于工人的要求，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而工人任何时候都无法自治到可以抛弃革命阵营的程度。”所以，“等同和差异虽然在根本上无法一致，但它们同时作为建构社会的前提条件，依然彼此互相需要。社会不过处在它们之间无法化约的张力的中心”。
等同与差异的博弈对民粹主义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拉克劳认为，一方面所有社会认同的建构都建立在差异与等同的相遇点之上，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的“总体化(totalization)”需要以一个差异的要素表达一个不可能的整体，所以在社会中存在着根本的不平衡。一个特定的认同将从整个差异的领域中被选中，成为它总体化功能的化身。正如在民粹主义的总体化语境里，“人民”不是作为共同体的总体，而是作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它希望被当作唯一合法的总体。拉克劳认为回到“人民”的古典术语能使这一区别变得明朗：“people”可以是“populus(人民)”，也可以是“plebs(庶民)”。在制度主义的总体化话语中，这个区别只是同质化空间中的一种差异，“populus”和“plebs”不是一种对抗关系。但民粹主义的“人民”意味着更多：“plebs”宣称它是唯一合法的“populus”，是一个想要作为共同体的总体来发挥作用的部分。所以，在共同体的空间里将发生“plebs”与“populus”的激进划界。共同体中对权力的反抗非常活跃，它需要得到大众要求的链条中所有链接的认同，而这一认同的原则就是围绕一个共同的标准，把所有那些相互差异的主张具体化为一个肯定的符号表达。至此，拉克劳认为确定民粹主义的“等同链条”只是第一步，民粹主义还需要因社会的内在分野而产生的对抗。
三、内在分野：对抗而非差异
内在的对抗分野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但如果从一个阵营走向另一个阵营，那么面对的是差异关系，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并非是真正激进的。拉克劳认为，分歧的激进性意味着它在概念上不可表达。如果完全以纯粹概念化的意义来重组事件发生的序列，那么必然无法形成对抗性的分歧，而且冲突将表现为一个完全附庸于理性过程的现象。“在人民表现对抗关系的方式与对抗关系的真正意义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contradiction)”完全无法把握处于危机关头的社会对抗。矛盾是辩证序列的一部分，它完全能被概念地把握。如果对抗是构成性的，那么对抗的力量就表现为一种外在性，而不像矛盾那样内在于概念的、辩证的序列中。所以对抗可以被克服，但不能被辩证地回溯。这一构成性的对抗，抑或说这一激进的分野，需要一个“断裂的(broken)”空间。为什么?拉克劳对“断裂”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断裂的第一个也是根本的维度是“缺乏(lack)”，即在协调统一的社会中出现“缺口(gap)”。从缺口出发看不到共同体的“完满(fulness)”，而“‘人民’的建构将试图赋予那个缺席的完满以一个名称(name)”。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这种最原初的缺口，那么就不可能会有对抗、分野以至最后有“人民”。有“缺乏”才可能有“要求”，“要求”所要求的正是缺乏的东西。
第二个维度是“凝缩作用(condensation)”。拉克劳在此借用了弗洛伊德在释梦时使用的概念。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梦”的解释里，“凝缩”指的是以简单的图像来表达大量复杂的意义，即梦的隐意被浓缩到一个个简单的图像中，这些图像都是记忆中的梦的显意。“研究者在比较梦的显意与隐意时，首先会注意到，梦中进行了大量的凝缩工作。梦的显意通常简洁、贫乏、紧凑，相比之下梦的隐意却冗长而丰富。梦的显意假如可以写在半页纸上，对于隐意的分析就会需要6倍、8倍甚至12倍的篇幅。”将“凝缩”移置到政治语境将意味着，划分社会阵营的前提是出现一些凝缩了整个对抗性阵营意义的“能指(signifiers)”。对敌对力量往往会形成诸如“政权”“寡头”“统治阶级”等能指，对被压迫者则会形成诸如“人民”“民族”“沉默的大多数”等能指。拉克劳认为在这个凝缩过程中不得不区分两方面：“一面是话语地构成社会分离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角色；另一面是在特定环境中扮演这一角色的‘本体的(ontic)’内容。”这一区分很关键，因为“本体的”内容可能在某一阶段耗尽了自己扮演“本体论”角色的能力，但对这一角色的需要仍然存在。鉴于“本体的”内容和“本体论的”功能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本体论的”功能可能被一个完全相反的政治符号能指表现出来。
第三个维度是在那些业已成为“大众的”复杂要求中等同与差异的张力。等同链条中任何一个民主要求的印记(inscription)都是一个混杂的“诅咒(blessing)”。一方面，这个印记给予这一要求以有形的存在，使其不再是一个漂浮的、暂时的存在，话语的、制度的集合确保它能长期幸存(survival)。另一方面，“人民”有其运动规律，无法保证这些规律一定会牺牲那些个体民主要求中的需求。拉克劳认为“民主要求”像刺猬一样，分开会感觉寒冷，靠近取暖又会伤害彼此。这个冷暖拘束发生的区域并非风平浪静，它开始有它自己的要求。往往在等同与差异的接合中会发生真实、极端的可能：在统治系统里，每个个体要求被当作差异的要求被消化吸收了，随之而来的是它与其它要求的等同链条也瓦解了。“民粹主义的命运与政治分野的命运密切相关；如果这一分野不存在了，那么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民’也解体了。”以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为例。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改革激起民众的暴力反抗，宪章派的反国家话语显然是激励和融合社会抗议的理想话语。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即国家以更人道的合法途径解决人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等诉求，也愈发认识到政治权力不应干涉市场力量。等同的联系松弛下来，大众要求逐渐分解为多元的民主要求。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不再是两个对抗集团之间的事，而是愈发成为一个在更大的社会层面协商解决差异要求的问题”。所以当工人阶级再度出现时，他们会发现与直接碰撞国家相比，与国家协商谈判能更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具体要求。
因而，“如果等同的关系没有具体化(crystallize)为确定的话语认同，那么这种等同仍然给人以不确定的结合感。”具体化之后的话语认同不是把“民主要求”表达为“等同的(equivalent)”，而是表达为“等同链接(equivalential link)”。所以，在拉克劳看来，“具体化”是建构民粹主义之“人民”的关键，其实现离不开大众认同的建构。
立即询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