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孟驰是广西本土80后小说家，他从大化山区走来，带着一身可贵的“土气”，进而走进南宁的城市生活中。韦孟驰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城与乡的观察写出了朴实而厚重的小说集《甘蔗林》(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甘蔗林》以饱满的“土气”讲述着进城者由乡人城、进入城市、由城返乡的个体经验世界，韦孟驰一边建构着一种经验的表述空间，一边用有感而发的细节承担起一个作家应有的现实责任。这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的视角、“乡下人”的立场、“乡下人”的经验。
一、乡土经验的表述
乡土记忆沉淀在小说集《甘蔗林》的字里行间，记忆构成了对乡音、乡情、乡俗最为真实的话语表达。韦孟驰执意在朴素的日出日落、田间野外、民风民情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些散落在自然秩序中的符号表情诠释了自我与土地、自我与他者的现实观照。在当下市场经济已全方位蓬勃发展的现实语境下，乡村早已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它和城市是相关联的，是受其影响的。所以，当我们借助审视的眼光去看待乡村图景时，我们则会共识性地发现乡村逐渐丧失或者已经丧失了属于本真的家园化，乡土伦理已经遭遇到了现代化的冲击，也就是说在城市侈村的二元对立中，乡村的物质形态和人文形态都已悄然而变，特别是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也已发生了偏移与转型。当乡村成为城市话语包围、冲击、吞噬下的猎物时，这种镜像的价值就在于构建了当下城乡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越来越趋同化的诉求，城市／乡村的时空距离并不能阻挡或者遮蔽二者已经越来越暖昧的模糊性。批评家张柠在论及乡土经验时曾指出“传统的农民精神，那些与土地、自然和血缘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转换成了市民精神”，在我看来，他所指出的也就是当下城与乡已打破了固有的表征分界线，并已呈现出复杂的临近形态，甚至是二者纠缠在一起的暖昧。这归因于一点，城市化的发生在城市，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早已突破了城市的空间，应该说，这既是一种显在的现象，也是一种显在的事实。基于此点，当我打开《甘蔗林》时，我格外关注韦孟驰笔下的乡土情致，我发现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城乡经验的界限是清晰的是有层次感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韦孟驰把“乡下人”的认知观写得很干净。
先来看小说《一次远行》，它写初中同学小荷因男友背叛而辞掉工作返回家乡，“我”则是一直没有找到女朋友，双方家长都想用传统的包办婚姻的方式促成这桩婚事。“我”和小荷见面后既没有按照家长的想法去敦促对方，也没有确立自身认可的自由恋爱模式，而是单纯地约起去了一趟南宁。二人从城里回到家乡，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这次相约进城，仅仅是想找个方式去散散心。小说写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彼此有好感也相互信任，但没有现实功利性的“远行”考验的正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他们的认知观，“我”面对喝醉的小荷都已经决定去买杜蕾斯，但最终经受住了良心的拷问。“我”虽然熟知城市丛林的生存法则，但“我”依旧以纯正纯朴的乡土情怀捍卫了自己作为“乡下人”的为人底线。笔者并非要拔高“乡下人”的道德，而是想表明我们在阅读中完全可以体会出韦孟驰的用意，他就是要写受乡土气息熏陶成长起来的“乡下人”，进城如同人生的一次考试，躯体进行了远行，但灵魂并没有走出乡土。小说中的“我”认为南宁是一座“灰色的城市”，这是用自己喜爱的车窗外的“芭蕉林”来比照南宁的，也是用心中结下的乡土情怀来比照城市的，“我”的心底带着一种干净的“忧郁”。在笔者看来，这篇小说的立意凸显了在“城与乡”的人生摇摆中，城市的街道、灯光、旅馆并没有改变“乡下人”的生活本真，甚至连裹挟着的狭隘视野都没有蜕变，还依旧带着农民意识，这都属于“乡下人”心灵深处的真实书写。“乡下人”固有的道德良知一如乡间的田埂、日出、山泉，其精神品格和人文信仰还是乡土的，看上去这与日益扩张的城市话语存在着隔膜和距离感，但彰显出纯粹的气息。
《六点钟来的女人》是一篇关于生存困境的追述。“我”是一个在读大学生，暑假回家帮母亲下地干活，小说中写到“我”过早失去了父亲，同时写到因为家乡盗贼兴起，母亲不得不把用来耕地的黄牛卖掉，“我”以一个知识者眼光目睹了家庭的不幸。当“我”重新回到一个农耕社会时，田间劳作便成为我审视乡土社会的一面镜子，母亲艰辛而偏执，但比“我”和母亲更不幸的是六点钟来借宿的祖孙二人，老女人步履蹒跚但还是要去探望被抓进看守所的儿子。小说继续追问的是老女人的儿子为什么进了看守所，而孩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的爸爸因为偷牛贼嫁祸而被警察抓了。由此让我们看到，这篇小说追问的是乡村伦理的失序问题，如同人的贫病交加，乡土症候已非常明显，乡土命运同样令人担忧。在面对祖孙二人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时，作为知识者的“我”选择的是倾昕，“我”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评价，也并没有给祖孙二人提供任何建议。小说安排了一个“我”看到的事实，也安排了一个“我”保持沉默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对熟悉的乡土遭遇的不幸，“我”其实是缺席的。《六点钟来的女人》叙述了一个沉重的乡村生活事实，它所写到的是—个与外界隔离的落后的农耕世界，乡土伦理与乡村法制都面临着修补与救治。小说如此呈现乡土的经验与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家有根的人文关怀。
《春风沉醉的晚上》以一个聋哑姑娘的口吻写父母的逼婚，“我”虽为聋哑人，但看待这个世界还是清澈而明晰的，这其实构成了小说的悖论与反讽。这个故事蕴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家长专制和父亲骨子里的贪图享受遗留着传统乡村社会里的势利与迂腐，“我”的命运只能靠远离故土来完成。
在韦孟驰的笔下，乡土经验还和童年记忆有关。《饥饿的童年》写到九岁的“我”沉浸在充满乐趣的乡间田野上，和一群玩伴干农活、冒险、偷看人家野合，但在这些值得留恋的野性之外，童年给留下最深印象的还当属饥饿，饥饿构成了田间野外清晰的身体政治学，找牛耳朵、烤红薯、捉蚂蚱、烧田鼠，这些刻骨铭心的田间经历展示出“我”和“我”的同伴与土地勾连起来的整体记忆，为了摆脱饥饿，“我们”可以想出千奇百怪的探索方式，也可以为了保护庄稼而奋不顾身地去和陌生的牛相抗争。而在《飞鸟》中，父亲为了“我”去学校上学，不得不让成绩优秀的姐姐退学，懵懂的“我”还不知道珍惜求学的机会，姐姐十三岁却不得不嫁到山里去，飞鸟隐喻着可以飞出大山，而姐姐的理想却成了泡沫，父亲供“我”读书的目的也是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飞鸟》写出了比饥饿更深重的不幸体验，改变命运不仅可以远离饥饿，还可以驰骋飞翔。因此，以此来看，韦孟驰的乡土书写并非为了呈现诗意的童年，而是为了再现苦难。当记忆与苦难相随，乡土轮廓才越发变得丰富起来。当然，这样的丰富也是干干净净的。
二、城中村：别样的城市经验
《甘蔗林》也写城市生活。如前面所谈到的《飞鸟》，每个山里面的孩子都渴望如飞鸟一般勇敢，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飞鸟一种渴望，也给提供了飞翔的空间。城市的空间形态是敞开的，它对所有勇敢的飞鸟都乐于敞开胸怀。但是，城市的空间又是有层次的，有区别的，这就是城市美学中看似参差不齐但又合理存在的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的垂直分化涉及工作、收入、教育以及其他资源的差异，这些资源的差异反过来又影响人们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如何生活”。韦孟驰的城市书写，他习惯性地将目光放到了城中村，他从未沉湎在南宁的都市情结中，朝阳广场、安吉站、青秀山都曾出现在小说中，但在他的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城市空间，还是南宁的城中村。城中村的包容性在于它接纳享有城市资源偏少的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群，这个聚集而起的人群自然多为由乡人城者；它的延展性在于包容住在城中村里的人过往几乎所有的生活习性。所以，城中村是城市群环抱中的农村，城中村携带着乡土记忆，它隐匿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但它承担着外来人从乡村进入城市后不断加以缓冲、磨合的润滑剂式的责任，它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嘈杂喧闹中栖息着平凡的梦想，它用一种应接不暇的陌生人的目光传递着可贵的追逐的憧憬。
《李壮的女人》写的就是城中村的男女青年的生活。刘小雨是李壮的女人，“我”和李壮是兄弟，因为刘小雨对李壮说“我”摸了她的胸，致使兄弟二人翻了脸。“我”除了上班，其他的生活都沉浸在阴暗、潮湿、喧闹的城中村的出租房内。在别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壮身患绝症后选择了和刘小雨分手，而在临死前他把刘小雨托付给了“我”，这才使“我”和刘小雨有机会在城中村开始了二人世界的生活。他们各自租房各自安排起居，但有时又自然在一起吃饭、喝酒和做爱；他们逛完中山路美食街后回到城中村的住处，从沃尔玛超市买好生活用品后回到城中村的住处，二人在逼仄陌生的被现代性包围的城市村落中建构起诗意的乡土家园，因为这个家园保留了他们习惯的生活表情。即使二人在享受身体带来的快感时，他们还是不忘伦理拷问，也就是说城市生活并没有使得二人异化，这样的人生经历不属于城市中的爱情，属于城市中城中村的悲喜交加，在这样一个陌生的栖息的“故乡”，他们把内心的道德追问、情感体验不断位移到心底的故乡。在另一篇叫《甘蔗林》的小说中，马仔带“我”去嫖娼，所去之地显然也是城中村小巷中隐蔽的出租房；“我”和同事小树恋爱后选择了同居，为了避开同事们的眼光也只能搬家到房租便宜的出租房。城中村可以遮蔽丑陋，也可以温暖爱情，同样狭窄、破旧与素不相识也可以让人满怀理想，憧憬未来。城中村定位了进城者合乎自身的生活方式，在城中村“乡下人”还是乡下人，走出去了“乡下人”就变成了城里人，城中村给“乡下人”建构了真实的生存图景空间，完成了窘迫的身份转变。
韦孟驰写到城中村，这必然会激发我们去想到“底层”这个被讨论很长时间的话语单位。南帆曾指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可见底层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失语的境地，底层人的民生疾苦往往凸显出整体性的社会矛盾，当然也自然可以看到作家们流露出的生存关怀。如果把“被压抑的阶层”作为审视韦孟驰城市书写的立足点，那么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来自乡下的青年男女融入城市生活的困苦，但是与此同时，韦孟驰执意建构的城中村的表意空间却淡化了城市的分工差异和城乡人的身份差别，也可以说，韦孟驰并没有用悲悯情怀去书写底层人的诸多不幸，而是用所居住的空间范畴诠释了他对城市经验的另一种体察。比如同名单篇小说《甘蔗林》写出了蜗居在城中村的异乡人的经济拮据，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处境，但并没有把这个群体处理成集体失语的境地，在人格追求上在城市分工上，他们平等他们追求自身的价值，比如孙子为了印刷厂的订单可以选择在KTV里接受酒精的残酷考验，从生存的底线上，异乡者营造了属于自身的精神向度，他们把乡土气息里的不屈、坚韧和隐忍带到了城市的灯红酒绿中。城中村隐喻了一个在城市中分化出来的群体，隐喻了一个在生活方式、情感趋向上接近于乡土情怀的“缓冲空间”，所以，对于韦孟驰笔下的进城者来说，在他们眼里，城中村既是城市的，又是乡土的。
在《甘蔗林》里，嘈杂的街巷、阴暗的出租房、街面的快餐、房东不屑的眼光等等，这些存在于现代城市中但又与现代城市面孑L相隔膜的一面恰好表明了韦孟驰关注视点的向下偏移。小说中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多在印刷厂、打印店、超市这些普通的岗位上上班，和这种职业产生关联的是，我觉得韦孟驰介入城市经验的写作是小心翼翼的，他的视角停留在“缓慢城市化”的缓冲地带，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城中村’整体视为‘缓慢城市化’的场域时，所隐含的意思是在这一空间当中生活的人，在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冲击时有一个缓冲的空间”，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多在缓冲的空间内出现，这是他介入城市经验的方式。因为城中村保留着“乡下人”的眼光和习惯，它和城市的距离感体现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上，所以《甘蔗林》持有的底层立场试图营造城市异乡人的“家”的氛围，在我看来，这是韦孟驰书写城市经验富有意义的挑战，写底层并非一定用苦难当头，底层的日常起居都可以构成对城市经验的再现，进城者为生计奔波显露出来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身份差别与精神向度的不同。在触摸城市生活的过程与方法上，韦孟驰的笔下赋予了另一种选择，比如进城者骑着电动车奔跑在大街上，在廉价的快餐店里咀嚼着米粉的味道，在充斥着陌生人的街巷里走回出租房，甚至带着喝醉的女友回到建政路便宜的宾馆住宿，这就是这些底层触摸城市的细节，然而细节折射出的则是面对生活的方式，这就是聚居在城中村群落中的日常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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