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是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优秀的人文学者。自1980年代初期他开始文学研究以来，一直活跃在学术前沿。在学术、出版、教育三大系统他不断开掘空间，提出具有开创性和生命力的观点，构建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人文学者的陈思和通过自信的学术实践和卓越的学术成果，成为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陈思和涉及的空间非常广泛：中国现当代文学、港台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比较文学等等都是他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文学、戏剧、影视、绘画、书法、新媒体等各种艺术类型都是他关注和思考的范畴。笔者在协助陈思和编辑七卷本《陈思和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时，深刻认识到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他的批判观、文本细读的批评实践和卓越的批评成果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批评观：独立与同构
陈思和认为文学批评“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文学的创作与文学的批评各成体系，彼此对应。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创作的对应物，作为一种创作信息的反馈，对创作起着感应的功能”。“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借助于文学来发议论，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与审美观的。”批评家和作家面对的都是当下实际的生存环境，都是当下生活的参与者。但是作家以形象思维，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生活的思考。而批评家则采取一种理性思维——这种思维不同于思想家、哲学家的理性思维，是一种介于形象和理论之间的思维——借助艺术形象来解释生活。批评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和阐发作家隐含在作品之中、文学之外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为唤醒或描述读者面对文本时的个人经验的联想。同时，也因为倡导文学批评的岗位意识，使得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既然观众失去了，那你就只有回到自己的岗位去，回到自己的学术里去，再也没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你看时，惟有一双眼睛会永远监视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眼睛。当再也没有大众来关心你，议论你，批评您的时候，只有一种标准会永远制约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良心。”
1980年代前期，陈思和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显然有着时代的针对性。当时是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代，但是，在文学批评上还有许多旧时代的滞后性，如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关于《苦恋》的批评、关于《芙蓉镇》的批评、“歌德”与“缺德”等。围绕这些批评总能看到政治意识形态桎梏的身影，人们不是从审美的、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得文学作品或作家蒙受不正当的待遇。陈思和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极左”文论也就不难理解。
如果将陈思和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倡导仅仅理解为挣脱政治的牢笼，我们就会无视这一精准论断的前瞻性。1990年代以来经济资本席卷文化市场，媒体批评应运而生。资本成为控制媒体批评的重要力量。在看似热闹喧嚣的文化市场里，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日渐成为资本的奴婢。当我们反思这种尴尬处境时，才发现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学批评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资本的奴婢。它有着自己的独立性。文学批评的“根本职责是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要去认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于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陈思和提出了“批评与创作同构”的理论主张，认为批评与创作是一种同构关系，鼓励批评家“做同代人的批评家”。陈思和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王安忆、张炜、张承志、莫言、赵本夫、余华、贾平凹、严歌苓、林白、阎连科等等。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以来，这些作家和陈思和彼此陪伴，同步成长，逐渐成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作家、批判家。2005年余华出版了《兄弟》，这部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的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的巨大非议。陈思和力排众议、高度评价《兄弟》的艺术价值，并且于2006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为《兄弟》举办作品研讨会。陈思和认为《兄弟》代表了新世纪“怪诞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这种判断源于批评家对当下现实生活通透的理解，源于对作家创作流变整体的把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的审美精神变化了，时代生活的表达方式和感受方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文学批评不仅仅与创作同构，而且与时代同行。独立的文学批评同样承担着解释社会、批评社会的责任。
二、批评范式：史的批评与文本细读
陈思和有着强烈使命感，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真诚地希望为知识分子找到现实的出路，以一双真诚而又睿智的眼睛，发现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审美意蕴。陈思和主要从两个向度进行分析，“一是在中外文学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通过比较研究来寻找文学史因素或者世界性因素，可以被我们今天引为借鉴，由此也考察当下作品在文学史的发展中有什么新的贡献；二是文本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来考察文本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揭示文本所隐含的丰富意义。”这是陈思和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两种方法和手段，即史的批评与文本细读。
“史的批评——不是史的研究，而是一种批评方法。它要求把批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确认它的价值。这种方式的批判对象仍然是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而不是文学史本身。但批评家必须把文学史作为批评对象的参照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批评的意义：或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阐述具体理论问题，或以具体作品的价值来重新审视文学史中曾经存在的一些现象。”⑧陈思和这种“史的批评”以批评的立场，截取文学史长河中的某一截面，将这种截面纳入文学史框架，折射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流变。这种“史的批评”的研究对象也许是某些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但沿着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截面能够整体地把握新文学的精神。新文学整体观研究系列论文就是这种史的批评的学术实践。
最能表现陈思和文学批评观的是文本细读批判实践。文本细读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历时性的层面，要求批评家对研究的作家进行长期跟踪阅读，进而掌握作家的全部创作。另一个是共时性的层面，批评家面对具体的文本操作时，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细读是一种方法，通过细读，培养不讨巧、不趋时、实事求是、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以及重感受、重艺术、重独立想象的读书技巧。”《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当代小说阅读五种》等著作中所选的二十多篇论文都是陈思和文本细读理论实践的代表作。陈思和提倡的文本细读，“绝不是轻视理论，相反，它要求能够融会贯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精通并打通中西文学的界限，综合起各种经验来阅读文本。”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或许源于英美新批评，以作品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现象作为突破口，寻找现象的意义、破译创作的意图，分析文本的文化内涵。陈思和文本细读式样文学批评沐浴着生命的感动和浓郁的人文关怀，以当下的立场发掘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从“细读文本出发，解读文学作品，提升艺术审美性，认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实现‘细读文本’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融与碰撞，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上来”。陈思和将“细读”的方法梳理概括为四种：直面作品、解读经典、寻找缝隙和关注原型。如陈思和在分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时，通过解读“经典”，发现张爱玲在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故意将第二句改成了“与子相悦”，“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现在，许多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试图在当下文学作品的评论实践中建构中国新文学史。而这种文本细读的批评范式显然源于陈思和倡导、实践以及理论化。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全部呈现。这需要批评家长期跟踪阅读自己选定的作家进行研究、分析。最主要的是阅读、分析他的每一部作品，敏锐、及时地发现作家在创作道路上的些微变化。韦勒克说：“研究文学的人能够考察它的对象即作品本身，他必须理解作品，并对它最初解释和评价。”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应该是阅读文本时的最初感受。这种最初的感受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文学批评不仅仅要贴近生活，更要贴近文学创作。因为历史的机缘，陈思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就是关注卢新华的《伤痕》。后来又为卢新华的《森林之梦》及时写有评论《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与探索》一文。复旦大学毕业后，卢新华先是在《文汇报》当记者，后辞职自己办公司，自费留学去美国，又在西部洛杉矶一家赌城发牌。卢新华在漂泊中度过了十八年，却一直没有放弃心中文学的梦想。新世纪回国以后又写有长篇小说《紫禁女》。陈思和写有《蓬门今始为君开——读卢新华的(紫禁女)》，密切关注卢新华的创作。2017年，卢新华的“三部书论”成为浙江省高考作文的阅读材料而再次进入普通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长时间地追踪研究同代作家，陈思和才能以怀疑的精神，重新思考文学史已有的叙述或判断。有别于一般文学史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学的起点，陈思和认为卢新华的《伤痕》才是伤痕文学的开端，而《班主任》则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因为“反思文学需要有正面的理想人物(或者由作家自己来担任)表达主流信念，并用理性来思考当下社会的种种弊害。而‘伤痕’文学没有正面的理想人物，忏悔才是人物(或作家)的内心情结，以此表达出对历史的绝望”。陈思和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跟踪作家创作，才使得他的文本细读具有史的意味。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与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媒体批评区别开来，也迥异于某些粗疏、肤浅的印象式批评。
在批评家看来，优秀的文本隐喻地表达了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与世界的对抗。而文本的确定性与审美的模糊性决定了评论家无法穷尽对文本的解说。这就保证了文学批评的多样性和个性的自由呈现。文学批评的个性不是价值意义上判断，也不是修辞学上的言说，而是批评家个人的人文立场的传承与独特。文学批评是一份精神上与作家谋求支持与理解的工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陈思和作为学术精神的“细读”，捍卫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即由鲁迅开始，经巴金、胡风、贾植芳等继承，陈思和等学者进一步发扬的五四文学传统。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是非常纯粹的学术实践活动。他一方面尊重文学的自身规律，凸显文学的审美性，另一方面继承、扬弃新文化传统，通过文本细读的学术实践回应了当下文化语境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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