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这个话题是多面的，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种全球文学正在成形。让我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谈起，这一概念本身也表现出了许多形式和形态。全球化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它证实了空间的湮灭，即在全球化的时代中，通信技术的发展几乎使空间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1984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文章《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 )中指出，19世纪是历史语境化的世纪，而20世纪则会是空间的世纪。
全球化背景下的20世纪作家对跨文化交流和跨国伦理价值观更感兴趣，他们的这种关注点可以为上述观点做出佐证。一些作家在情感或智力上受到人口结构转变、人口流散、劳动力迁移、全球资本流动和媒体影响，他们深受鼓舞，在寻找自我身份的同时，作为自由的灵魂写作和阅读。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通信网络的突飞猛进，我们进入了智力和文化大爆炸的时代，作家、评论家和学者面临着跨国界的知识信息过剩局面。看待全球化的传统方式之一，就是吞灭每一种独特文化和国家主义原型的宏大叙事手法。我认为，全球化在文学界孕育的是跨越国界的和谐，而非全球性的焦虑。文化和国家主义的典范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在其开创性论文《现代化漫谈——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阿尔君·阿帕杜莱(Aljun Appadurai)描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模式的五个维度。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96)在《全球文化》一书的序言中将这些维度概括为：“种族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中介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毫无疑问，我们的世界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进入了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模式。阿帕杜莱提出的“全球村”的五个维度——种族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中介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都可以在当今世界找到相应的格局。无论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漫步，还是在巴基斯坦哈扎尔的街市上购物，或是在上海闪烁的水中内陆休闲，你会惊讶于那些和谐统一的图景和标志中包含的多样性，而非差异性，因为人类生来就通过多种方式在深层面上彼此联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孤立存在。正如斯派金(Spirkin)(1983)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指出，每个人都是没有尽头的链条中的一环。他认为这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永远不会断裂，它的顺序也永远不会被打乱，因为它将所有“物体和程序”连接在了一个单一的宏大叙事中，以此获得普遍的特征，但这种普遍的特征又突出了本土独特文化的多样性。
电子通信无疑是全球化的黏合剂。十年前，2007年11月19日，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gBezos)在纽约推出电子阅读器Kindle，希望以此让纸质书籍退出电子通信时代的舞台。但如今，由于印刷和出版业的发展蒸蒸日上，亚马逊甚至计划在曼哈顿再开一家实体书店。事实上，与电子书籍相比，美国印刷书籍的销售量增长了三个百分点。在这个先进的通信时代，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阅读的纸质书仍多达十二本。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会剥夺我们触摸和感受纸质书籍的机会。英国连锁书店水石书店(Waterstones)在经过数年的财政困难后又重新盈利。随着电子通信的发展，人们都以为电子书会为传统纸质书敲响丧钟，无论是精装书还是平装本都无法幸免。但事实上，电子书却反而刺激了市场对纸质书的需求。我给出这些数据，并非想指出电子通信或现代技术的副作用，而是想表明一点，即“电子书即将取代纸质书”这一缺乏根据的推断妄断已被推翻。科技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更加便利，但在创造性和读者方面，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这个过程是流动的、不可预知的，用于评估创造性的影响力和过程的定式是不存在的。
在这个始终变化，且趋于缩小的世界中，解释全球化与文学暗流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的世界充满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思想，创造性的个体在有意或无意中深受影响。在这个时代，关于边界的学术讨论使中心化、扎根文化的文学创作愈发容易受到全球化论调的影响。全球化并未引起创造性个体的文化认同危机，或对其民族认同感造成影响，而是对多样性持保持欣赏与维护的态度。
首先，让我通过重塑对全球化的讨论来对我的观点进行定位，以便各位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主题。全球化不仅是学术讨论中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才有了“全球化”这一著名的称谓。我们可将全球化视为这样一种概念：它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的双向辩证思维的过程。尽管受到电子全球化的干预，我们依然应将全球化看作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世界体系。这种历史判断对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全球化至关重要。
换言之，如果全球化不能扎根当地，它便无法施展能力，反之，如果它能理解当地的特点并对此做出回应，它便能发挥所有潜能。全球化强调创意和创新，但是在人们酝酿并实现经济全球化的想法之前，具有文学远见的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早已发现了全球化的现象。正是歌德首次引进了“welditeratur”——“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用来拓展全球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1827年，他在信中写道：
我想在此提出我脑中萦绕的某种更远大的想法。人们随处都能听见或看见有关人类的进步或人与世界未来关系的讨论。虽然研究并进一步确认这种想法不是我的职责，但是总的来说，我想告诉朋友们我相信有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构建中，而我们德国人要在其中扮演光荣的角色。
巴赫金(Bakhtin)(1986)认为歌德是第一位通过自己重要的特殊影响力将“世界”作为整体概念提出的作家：
在由地理和历史决定的世界中，位置成了不可替代的部分，这是真真切切、清晰可见的人类历史的世界，而事件成为这一特定人类历史阶段中，极为重要且不可转让的时刻，这段历史发生在，且只会发生在这个由地理决定的人类世界中。世界和历史没有因同时发生的具象和阐释的过程而变得更加贫瘠或渺小，它们反而变得更加凝练、紧实，伴随着充满创意的可能性：新事物会真正地出现和发展。歌德的世界是一粒萌芽的种子，它清晰可见、实实在在，从中会长出同样真实的未来。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学的角色始终是知名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87)在他的文章《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写道：
在这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如何发展合适的世界文学这一老问题又出现了(p．142)。“世界文学”试图改造主流美学，让它将目光投向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文化转变。
汤姆林森(Tomlinson)(1999)将全球化简单地定义为“复杂的连通性”，即社会纽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由于我们能够更加便捷地穿梭各地，文学确实从当今世界无限的错综复杂中找到了最关键的支持。它让我们得以将文学经典民主化、分散化，构建新的叙事方式、改造旧方式。歌德在18世纪复兴时期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被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改进为19世纪资产阶级创造性生产的全球智慧资源。
现在，我想谈谈文学中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这个米歇尔·福柯曾预言的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在中国与在巴基斯坦一样适用。直到19世纪，中国文学都很少受到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却深受本国、本土文化所处时代和历史的影响。唐朝是被誉为“诗歌王国”的时代，它很好地证明了个性化不仅能带来长达数百年的影响，而且能够轻易经受时间的考验。如今，近四万九千首、共归为九百卷的唐诗已成为中国带给世界文坛最宝贵的文学财富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全球化与地方文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歌德对新文学模式的设想产生于不断增加的国际叙事方式，这反映出很久以前全球化便已在形成之中。歌德本人也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他看见、感受到全球化正在逐渐显现，而如今全球化的轨道已无处不在。
我们所处的时代掩盖了许多问题，也引发了支持或反对个人和集体创意这两种观点的争议。创意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循环，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创意来自离群索居的“孤独天才”，还是必须由许多个体的创造性互动才能实现?许多学者揭晓了谜底，答案是后者。数百年来，文学创造的过程一直都是情感、学术和社会互动的过程。创意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元叙事的性质。明确这一点后，我们就要找出那个为实现创意的过程所必不可少的“其他人”，这个人可以是邻居、心魔、天堂的上帝或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只要个性化还存在，创意便没有边界。作家工作的物理环境或许与世隔绝，但是数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进行着更恢弘的叙述：社会历史背景、传统和趋势、时间和空间。
创意的形式和形态多种多样，不存在能够将创意的过程标准化的定式或规则。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创意的个性化、体现创意的主体(作家是该过程的主体)和地区都具有普遍性。人类自存在之初便产生了表达的需求，无论在洞穴上刻画还是在羊皮纸上书写，人类一直渴望得到认同和回应。个性化觉醒于多样的创造性表达和不断演变的文学形态。从原始的炭笔素描到精致的油画，从粗糙的象形文字到细腻的诗歌散文，人类的文学无不展现出伟大而普遍的美学价值。文学美学的技巧是通过融人个体的批判性洞察力来实现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深深根植于伟大的小说中，伟大的小说又深深根植于独特的文化和民族中，全球价值观便应运而生。全球化在文学和文似民族研究中面对的冲突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人类观念的极化与科技带来的政治压力之间的对抗。事实上，人类注定要向他人屈服，我们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自己在许多象征前低头：父母、国家、神灵、自然等等。这一切并非从我们内心深处割裂而来，全球化只是在我们寻求真理的漫长清单上又加上了一条。在文学中，如果我们仅仅将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话语，那我们就贬低了阅读和写作的潜能——理解和实践的象征性结果。
在此，我要提到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她虽然将关注点放在18、19、20世纪受到种族歧视的黑人群体上，但她也创造了身份感和归属感的普世价值。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莫里森在《宠儿》中塑造的“塞丝”这一悲剧女性角色的重要地位不亚于其对20世纪的美国黑人群体的意义。美国最受欢迎的波斯苏菲派诗人鲁米(Rumi)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被国际叙事趋势支配或脱去作家的个性。全球化构建的叙事方式是独特、有力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鲁米的《玛斯纳维》(Masnavi)、马尔克斯(Marquez)的长篇小说、沙阿·阿卜杜勒·拉蒂夫·比蒂(Shah of Bhit)的神秘主义和莎士比亚历久弥新的戏剧和十四行诗。
早在17世纪，让·夏尔丹(Jean Chardin)的作品《约翰·夏尔丹骑士的旅行》
便提供了反映悄无声息的全球化进程的典型例子。约翰·夏尔丹骑士在他的游记中第一次对苏菲主义以及它在法国的秘密传授进行了真实的描述。这部作品至今都是西方对东方神秘主义最为忠实的记录之一，它向我们表明，全球化一直存在，只是过去的传播范围和群体较小；全球化也一直为人类获得更加远大的利益而服务并且颇有成效。有趣的是，鲁米的国际学术和精神训练使他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更加贴近。1207年，鲁米出生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他游历至科尼亚(今天的土耳其)，并最终选择与家人在那里定居。他在叙利亚接受宗教教育，后作为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和学者返回科尼亚。鲁米是13世纪的神秘主义者，R．A．尼克尔森(R．A．Nicholson)、A．J．阿伯里(A．J．Arberry)、安内玛丽·席默尔(Annemarie Schimmel)、科尔曼·巴克斯(Coleman Barks)等西方学者在19、20世纪翻译了大量鲁米的作品。正是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让鲁米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成为深受国外读者喜爱的诗人。
立即询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