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里兰卡的视角考察斯中关系

时间:2018-05-21 编辑整理:[斯里兰卡]皮亚·卡里亚瓦萨姆 来源:早发表网

虽然写作是自然与人类结合的产物,但是个性化只存在于作家的概念世界里。它的基本目的在于理解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作家坚持不懈地将自然界、其他人和物种概念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写作是创造知识和提升能力的一次重大尝试。由于这些原因,从阿尔塔米拉洞穴到网络空间领域,在这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写作已逐渐发展成熟。换言之,这段旅途是一个全体性的旅途,它以丰富多彩的手法将形形色色的人类个体展现出来。总体而言,在写作上,全球化和个性化的分化已经缩小。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一位个性化的作家试图把他,她的思想和复杂关系述诸笔端,这种写作就成为或转化为一种全球化的行为。

作为一方面经受痛苦、孤独、挫败,另一方面又享受欢欣、胜利和光荣的个体,作家把它们转化为诗、小故事、小说或者他/她创作的其他叙述形式。在写作时发生的转化过程中,个人挣扎变成了全体性的挣扎。中国与南亚,也就是斯里兰卡的所在地,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有不间断的往来。这些联系发展了我们在文化、经济、农业、科技和宗教上的关系。在5世纪,博学多闻的僧人法显将本体论知识传到斯里兰卡,他对佛教的深刻理解和对游历探险的广泛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谈谈儿童文学,在孩提时代,这些故事影响和提高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和斯里兰卡的联系始于丝绸之路的海运发展与中国的纸和墨发明,这种联系极大地影响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因此,共性从个性之中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共性保护个性并拓展个性的范围。这取决于作者的分析深度和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描写。

首先,我和同时代的小说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送我由位于北京的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小鸭和小鸡》《狼先生的聚会》《骄傲的将军》和《金斧子》这几本书。直至今日,我对这些故事的细节和插图还是记忆犹新。在这些书中,我尤其记得《小鸭和小鸡》书里面的插画,真是栩栩如生、色彩缤纷。故事通过双方(小鸭与小鸡)的对话,探索了两种不同的群体/民族的共性,也探索了它们各自的个性,传达给我们民族和谐共存的信息。这种信息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而是在自然和环境的条件下,通过突出不同物种所特有的优势而传达的。这里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本书的僧伽罗语译本巧妙得当,由著名诗人阿瑞亚旺沙·帕蒂拉贾翻译完成。下一个我想起的是《狼先生的聚会》,由梅音插画,本书以简短的句子讲述了一只狼、一只熊和一只狐狸的聚会。这本书揭示了谎言、猜疑和不信任如何分离各物种和民族,打破了人们一般将狐狸刻画为贪婪和狡猾形象的套路。下个故事《骄傲的将军》是则寓言,告诉人们骄傲如何导致毁灭。这个故事很幽默,插画很能激发想象力,而故事自身也具有诗歌般的韵律。我想谈的另一个故事是《金斧子》,它与我国的一个故事相呼应。故事探讨了诚实这一道德准则。智叟的形象受到人们普遍喜爱。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是当时在北京僧伽罗广播服务公司工作的陈新米于1986年翻译完成。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的儿童书籍被翻译成僧伽罗语,它们为给孩子展开一幅真实可信的现实画卷,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又不至于让我们陷入逃避主义的框架。它们拓宽了我们的思想观和世界观,展现了人性的多面,展现了山川湖海、森林植被的自然之美。直到现在,这些故事仍然能净化我们的心灵,因为创作这些故事的作家和艺术家对孩子的心理十分了解,深知丰富的形象对孩子(和成人)的心灵会有多么积极的影响。

之后,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民间文学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本这样的书被译为英文,它是一套以桂林山脉为背景创作的故事,标题是《象鼻山》,由中国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个“相思河”的故事,以瑰丽的想象把自然和现实糅合一起。故事讲的是两个村落,分别坐落在发源于维诺山的一条小河的两岸。由于小河并没有很多水,两个村落总是与对方争夺仅有的水源。故事中的戏剧性事件是,有两个孩子(此岸的女孩和彼岸的男孩)都是敌对村落首领的子女,他们竟然坠人了爱河。他们强烈的爱情未能得到别人一点同情,在故事的高潮部分,二人各自抱守岸边,哭诉着被迫分离的悲伤。讽刺的是,小河使两人分离,两人流下的眼泪却将小河填满,然后连续的哭声渐弱,两人的肉身腐烂。最后,尽管这对情侣遭受了悲剧,涨满的河水却给敌对的村落带来和平。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纪念这对做出巨大牺牲的情人。这本《象鼻山》里还有近期拍摄的相思河从山上流下的照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当代的短篇小说中也有通过水、泪等象征手法描述爱情的类似情节,我国的小说家阿瑞亚旺沙·阿贝赛卡拉也采用过这一手法。

另一方面,史诗般的古典小说《西游记》无疑对著名作家西蒙·纳瓦加特加马、马哈加马·赛卡拉、阿吉斯·泰拉卡森纳、苏尼尔·查亚维拉、阿瑞亚旺沙·阿贝赛卡拉和伊娃·阿娜维拉等人产生了影响,他们探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和思想,同时捕捉东方情怀,并将之寄托于斯里兰卡的土地之上。

《西游记》不仅仅是在多种叙事手法上给我重大影响。孩子时期的我读它,它是一本儿童故事书。但是我在青少年时期读来,感觉它就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我们斯里兰卡14世纪的《善法之美》,是一种具有史诗性质佛教故事的集合。《西游记》展现了12世纪和13世纪佛教复兴的时代亚洲的道德、政治策略和兵法。今天,我想说,我们要在后现代背景下反复地阅读《西游记》。此外,这本书在1959年被著名译者AP冈纳拉森译成出色的僧伽罗语译本。

我个人开始了解鲁迅和巴金等现代主义作家是在中学时期。大学时代,我也具备了研究鲁迅、巴金和安东·契诃夫、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的能力。同时,我意识到,中国文化、政治情况和人的行为与斯里兰卡的文化和生活存在诸多共同点。因此我认为,世界文学正是我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途径。

巴金的小说《家》与马丁·维克拉玛沁格的三部曲《村庄变迁》《卡莉时代》和《时代的终结》也有相似之处。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进入地球村,那时我刚刚进人大学,并在首都科隆坡定居。在处理现实主义时,巴金很微妙地将中国家庭和劳动力置于整合国家的发展背景下。

现在,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像鲁迅这样的作家身上。我之前买了四本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短篇小说集合订本,是一套装订精美、方便携带的书籍。在慢慢研究它们时,我发现,鲁迅受到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居伊·德·莫泊桑的影响,而这三位作家也影响了我国著名文学家GB.森纳那亚克。虽然森纳那亚克从未踏出国门,但他在许多体裁上都锐意开拓,包括心理学、象征主义和自由诗。

虽然巴金和鲁迅有着不同的叙事风格,但他们的故事都包含着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与GB.森纳那亚克的作品一起,将我引入了宏大的宇宙空间。

后来我读了《五十年代小说选》,这本书于1984年出版。里面写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像是浩然的《送菜籽》和徐怀中的《卖酒女》。我觉得,我可以描绘出这些故事和我们斯里兰卡本土作家问的相似之处,例如皮雅达撒·尼桑卡、wA.席尔瓦、玛雅·兰詹、苏伽达穆尼·戛纳司里、玛达瓦拉·S.拉斯纳亚克、古纳达萨·马拉色卡拉等。

这些文本之间的关联使我认识到,不论在什么时候,来自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从未中断,并如同魔法一般,再度宣示了文学的力量。

我最近阅读了何建明编著的《中国文学》第三辑,这本书于2013年首次出版。其中收录了聂鑫森的短篇小说《弟子》,这篇作品向我们展现了当代中国的良知。这是一个精心写就的故事,探索人类价值的同时展示了误解的脆弱之处。在二十七年的时间跨度里,它揭露了医生和特务之间的关系。小说以京剧“群英会”为题材,将故事的两个角色巧妙地汇集在一起,探讨了和解的力量。

相比之下,斯里兰卡著名作家、剧作家西蒙·纳瓦加特加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短篇故事集(《冥想》)中,有一篇名为《Shrimathie Milan的最后之旅》)的短篇小说,纳瓦加特加马在小说里讨论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在故事中,一个迷人的中国女孩和佩拉第纳大学的()学生(叙述者)产生了恋情。在阅读故事时,我们发现通过恋爱,女孩也在寻求其父亲的本质,她父亲曾在斯里兰卡做丝绸生意是丝绸商人,后来他抛弃了斯里兰卡的妻子和家人回到中国。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有着中国人的面孔,但他却不确定他的血统。他的外表是吸引女孩的一部分原因。无论如何,随着男孩大学毕业,两人不再相爱并最终分手。随后,女孩与新男友前往英国。男孩几年后也到英国进修,并试图寻找他的前女友。在一连串如梦似幻的事件之后,男孩最后终于意识到,即使在伟大的英国,他也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女孩最后也自杀了。与聂鑫森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探讨了与人类的良知、怀疑、文化压力、负罪感等各种因素相关的精神状态,尤其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我也想聊一聊我的短篇小说,在本次论坛上,我分享了它的英译本节选。《两颗水泥钉》是我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残酷的童话》)中的故事,这本书于2014年出版。我要说的是,在技法和哲学方面,特别是在东方主义的背景下,我对这个故事的构建受到了中国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影响。另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受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影响很深,特别是他的故事,像《狂人日记》,也可能影响了我自己的创作。另外还有中国神话故事,像我以前十分喜欢的《凤仙花》,可能在无意识中,我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我的短篇小说《两颗水泥钉》是以1989年斯里兰卡叛乱的余波为基础而写成的,小说从萨曼莎——一个农村孩子的视角来叙述,与儿童民间故事,天马行空的幻想与城乡之间的鸿沟相互交织。故事围绕一名学生干部(一名医学生)展开,他那了无生机的尸体被发现在巨大的甜角树的脚下,两颗水泥钉深深地插在他的头骨之中,正如他现在住在城里的同事所讲述的,或是与多年后出生的,住在密林深处、有甜角树的村庄里的孩子所经历的那样。以下是二十年前的学生干部的魂魄与现在的农村孩子之间的对话以及孩子在树脚下移除钉子的举动:

“我能感受到它的脉动,是的,”萨曼莎终于说。

“这就对了,孩子。你是一个好小伙,我在

这里等了很久,等着你。从今天起,这棵树的果实甜角将再次焕发生机。你明白吗?

“嗯。”

“现在,孩子,你得帮我一把。”

还不等萨曼莎兴高采烈地说他愿意帮助这位先生的时候,他就在萨曼莎前俯身跪下。

“现在,摸摸我的头,好好看看。”

当萨曼莎羞涩地摸了摸这位先生的头,他的手碰到了两根深深陷在头里的水泥钉。

“找到了什么?

“几个钉子”。

“能把它们拔出来吗?

“嗯”。

萨曼莎使出全身气力开始拔钉子。最后,在钉子被拔出的瞬间,萨曼莎也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他努力再站起来,手里握着钉子,这位先生仍然跪在地上。鲜血顺着他的额头缓缓流下。

我的故事于此结束:

在萨曼莎的时间与空间中,他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那水泥钉,用裸露的手指感受它的尖锐与冰冷,然后再将其稳妥放回。纵然遗世独立,那长在大树上的甜角,由于味道太酸,二十年来都无人品尝。然而,在尘世间,那可口肥美的甜角是只属于萨曼莎的秘密。

我抛开了时间和空间的逻辑,可能是我与世界文学的联系给了我勇气。这使我能够使用人类学的观点和符号来分析当代的政治动荡。此外,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刊载于中国文学杂志的张光宇简笔画,还有斯里兰卡艺术家贾纳南达·拉克斯瑞的电脑艺术作品,这些收藏都对这个短篇故事有所影响。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巴金、莫言等作家所指出的一点:在写作的背景下,必须从美学上重塑生活中的斗争和悲剧。巴金的短篇小说“春秋”中的存在主义,以及莫言作品中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断推动我的创作。另一方面,一些杰出的斯里兰卡作家,如阿吉斯·泰拉卡森纳、和马拉斯内·利亚那拉史奇、堪德伽马·库拉拉斯内和萨拉特·阿瑞亚拉斯内等人,也给了我创作的动力。

随着现代化翻译工具的发展,语言世界中限制我们的局限和边界正在慢慢消失,作家能够迅速到达地球村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网络空间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信息,这可能对改善或重新定义创作有所帮助。各国文学以及跨越差异的文本有助于建立文化上的和谐,并拓宽我们的视野。各种形式的优质小说,为不同群体打开了一扇彼此了解的大门。此后,个人身份也同时具备了国家性与世界性的双重意义。

如今,磨炼写作技巧已经成为一个治愈心灵的过程,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要真正实现与个体创伤的妥协,我们必须对亚洲文化进行解码。在我们生活的当代社会,人们活动与行程的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日程日益复杂。虽然经济繁荣触手可及,但如果我们停止寻求个人解放,接踵而来的孤独会导致药物滥用,准军事部队,自杀等有害趋势的增长。因此,作家需通过其创作来审视我们早期的宗教和文化根源,以实现凝聚与和解。

当代作家,在坚持完全个人主义化风格的同时,也应该对科幻小说、犯罪小说、邪典小说、都市传说、女权主义、同性文化及其他理论的概念和技法持包容开放态度——哪怕在现代语境下,这些理论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作家应以这种开放的态度,去找寻自我的声音,以融入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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