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扩大政府支出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将我国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分析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了政府支出影响宏观经济产出的传导机制，并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出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和宏观产出的实际影响，并区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的不同效果。最后提出要适度扩大中央政府支出比重，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支出，保持对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支持力度，注重货币政策的配合和放宽对私人投资限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支出；经济产出；传导机制
一、引言
自2008年始，我国已经连续十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扩大政府支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也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下行尤其是应对危机时期经常采用的方式。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往往存在较大的争议。尽管扩大政府支出会对短期的经济恢复和就业增加产生积极作用，但同时增加了政府债务负担，可能对私人投资和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损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准确评估政府支出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文献来看，国外对政府支出效果的讨论较多，研究方法也较为成熟，不仅测算了支出乘数，也对不同情境、不同影响因素下的政府支出效果进行了讨论。而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仅有少量文献作出了探索。目前对政府支出效果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政府支出乘数的测算上。其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I§LM模型下的直接估算，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三种研究方法各有优劣，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传统凯恩斯模型的经济内涵较为明确，但将财政和货币规则视作外生并不符合现实政策；向量自回归模型没有强假定的约束，但计算结果更多带有统计含义，经济含义较差；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更为贴近现实，但计算较为繁琐，且仅具有边际乘数的含义。
因此，本文将在分析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政府支出效果的传导机制，并对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进行测算。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将不完全竞争、内生增长、经济波动等因素考虑在内，分析政府支出宏观效应的基本传导机制。而以往研究大多从个别影响因素解释政府支出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并未对宏观经济整体的作用机制和效果进行说明。二是运用VAR模型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和整体经济产出的效果和传导进行实证分析，并区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对这三个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差别。
二、我国政府支出的基本特征
(一) 政府支出增长迅速，但占GDP的比重仍相对较低从总量上看，我国近20年来政府支出呈平稳增长态势。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始终呈上升态势。2001年财政支出仅为18902．58亿元，2016年上升至187755．21亿元(见图1)，约为2001年的9．93倍。从增速看，我国政府支出增速在2001年以后大体呈先升后降趋势。2003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财政收入逐渐提高，财政支出力度也不断加大，支出增速在2008年超过25％。而在2011年后，伴随着周期性因素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财政支出的增速也有所放缓，在2016年下降至6．3％．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相对较低。据IMF统计和预测，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而我国政府支出比重更低。从表1可看出，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一2014年都达到40％以上，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在2008年后开始超过30％。而我国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在2008年后开始超过20％，在2015年才开始超过30％。这一水平不仅与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支出水平差距较大，而且也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但同时可以看出，我国的政府支出相对规模在近年来始终呈上升趋势，反映出我国的政府支出需求较大，未来政府支出可能进一步增大。
(二) 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相对较重
我国的中央政府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以及中央政府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支出等。地方财政支出包括地区性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地方统筹的各项社会事业支出等。从相对比重来看(见图2)，我国中央政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约在30％以下，并且在2009年后下降至20％以下，地方政府支出占比达到70％以上，说明我国主要支出责任在于地方政府，而且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负担不断增加。而我国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约为45：55，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已加强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仍然较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划分亟需进一步完善。
从国际比较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仍以中央政府支出为主(见图3)，发达国家平均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之比约为8：2，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即使考虑到国家面积和单一制国家的因素，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中央政府支出占比也超过了50％，远远高于我国的相应比重。说明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支出比重较大。
(三)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相对较低
从财政支出的功能性结构看，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项目分为公共服务类、科教文化类、民生事务类、经济事务类和其他支出五类。对比2007年和2016年我国政府支出结构(见图4)，可以发现我国民生事务支出占比上升最快，由2007年的23％升至2016年的35％，规模由11677．63亿元上升至64655．87亿元，成为当前政府支出中比重最大的领域，说明我国对社保、医疗、环保以及社区事务等领域的支出迅速增长。我国对经济事务的政府支持依然较多，2016年支出规模为40094．78亿元，占总支出的21％，在各类事务中排名第二。其中农林水事务支出为18587．36亿元，占经济事务的46．4％，交通运输支出10498．71亿元，占经济事务的26．2％，为两个占比最大的领域。而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占比有所缩减，体现了财政支出中压缩政府消费和行政开支的倾向。同时，国家财政对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传媒等领域的支出占比仍保持在20％左右，支出规模由9804亿元上升至37799．82亿元，说明我国对科教文化事业越来越重视。
从各国政府支出的功能性分类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相对不足，而经济事务占总支出比重仍然较高。据IMF统计(见图5)，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超过了30％，医疗卫生的支出比重约在15％左右，而相比之下，我国的社保和医疗支出占比分别在25％以下和5％以下，仍相对较低。经济事务支出方面，美国、德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土耳其的支出占比都不超过15％，而我国的支出占比接近30％，说明我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支持仍然较强。此外，在教育支出方面，可以看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水平大致相当，说明近年来我国对教育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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