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因缺粮严重而自印支半岛安南、暹罗等国经香港中转大量进口洋米。因广东洋米进口贸易的兴盛，洋米输入的主要港口广州和汕头兴起以经营洋米进口贸易为主的行业，即广州米糠行和汕头的轮船行与南北港行，这些行业成为当地米业中坚。1933年9月，旨在遏制洋米、保护土米的洋米进口税在广东开征，洋米商联合抵制，成为维护洋米进口贸易的主要力量。洋米贸易行业的抗税行为虽旨在维护行业利益，然其一再强调广东民食依赖洋米输入源于洋米相对国米的市场优势，亦是对市场的维护与尊重。近代广东的洋米进口贸易与洋米贸易行业的发展呈现出市场与行业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
[关键词]市场,行业,洋米进口贸易,广东
近代以来，广东一直是全国主要的缺粮省份。粮食供应不足之际，广东以地理之便，经香港中转大量进口来自印支半岛安南、暹罗、缅甸等国的大米来补给民食，逐渐形成数额庞大的洋米进口贸易。民国时期，广东洋米贸易额占全国洋米贸易总额几近七成。
关于近代我国粮食进口贸易这一议题，已有不少研究，对近代广东的洋米贸易问题，亦有论及。然而，将洋米进口贸易与行业发展联系起来的讨论却不多见。出现数额庞大的洋米进口贸易是近代广东米粮市场供应格局的重要变化，这一市场变化在广东洋米进口的主要城市广州和汕头催生出新兴的洋米进口贸易行业。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东洋米进口贸易与洋米贸易行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民国时期广东较为重要的几个米业同业公会组织档案，并结合其他史料，以“行业史”的视角，在梳理这一时期广东洋米进口贸易与洋米贸易行业的发展及其关联的基础上，探讨市场与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的洋米进口贸易
近代广东市场上的洋米，主要指来自印支半岛安南、暹罗(即今天的泰国)、缅甸等地的米。洋米入粤的最早时间，学界主要的观点认为是在清前期康雍之际。由于闽粤两地缺粮严重，为补充粮食供应，清政府逐步确定洋米输入的奖励政策。乾隆八年(1743)，清政府规定，除酌免税银外，“凡带米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政府又对输入洋米者给予官爵奖励，“数在两千石以内者，酌量奖励；数在两千石以上者，确查取结，奏请分别议叙，其间运米两千石以上至四千石者，生监给予吏目职衔，民人给予九品顶戴；四千至六千石者，生监给予主簿职衔，民人给予八品顶戴；六千石以上至一万石者，生监给予县丞职衔，民人给予七品顶戴。”
在交通不便、一口通商的背景下，尽管奖励洋米输人，清代自粤进口洋米数量仍然有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沿海的对外开放，中外贸易随之扩展，洋米进口数量逐步增长。咸丰八年(1858)，《中英通商章程》确定洋米人华的免税政策，其后这一政策被各国纷纷援引。与此同时，近代海上交通运输逐渐发达，火轮船广泛使用，洋米以交通、税收等优势向缺粮严重的广东输入大幅增加，广东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洋米输人省份。
洋米大量入粤使缺粮严重的广东米粮供应格局呈现出由国米补给转为由洋米补给的变化。张维屏在《粤食》中这样描述洋米对广东民食的补给作用：“迩来无虑是者，则以有洋米故也。洋米来自外洋，风顺则数日可至，粤东得此接济，虽荒歉或可无恐。”1900年，两广总督李传相到粤履任后首推粮政，告示云：“广东地接南洋，中外辐辏，工艺精巧，惟山多田少，人自蕃衍，土产米谷不敷民食，每赖安南、暹罗洋米及上海、芜湖、广西等处源源接济。”民国时期，洋米对粤输人大规模增加，广东成为全国洋米输入的主要省份，洋米也因此成为广东补给民食的主要来源。表1清晰地显示出民国时期广东洋米输入的增长情况及其在全国洋米输入中的主要地位。
广东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输人洋米，是因为有一个洋米贸易网络：安南、暹罗等国的大量米谷通过香港中转而进入广东，这是一个庞大的印支半岛一港一粤米粮贸易网络体系。
19世纪下半期，盛产稻谷的印支半岛上的越南、暹罗、柬埔寨和缅甸等国逐渐向外地出口大米，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米粮供应中心。越南的米粮生产主要集中在南圻。南圻首府西贡的华人聚居点和商业区，简称西堤，成为越南米粮运往广东最重要的出口。据越南学者范成荣的研究，1919--1929年，印度支那(指法属印度支那)出口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大米数量占出口总数的44．5％，平均每年出口1，590，000吨。暹罗的曼谷是印支半岛米谷出口的另一重要中心。据统计，中暹贸易自1925年前后，改变长期的出超局面，经常出现入超。而在由暹罗进口的货物中，八成以上为米谷。暹罗对华的米谷输出，自1912年逐年上升，至1933年达到顶峰，输出量达到755万多担，至1936年，对华的米谷输出总量甚至超过越南和缅甸，占中国进口米谷总额的56．1％。香港是印支半岛米谷人粤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华南洋米运销的总枢纽。早在19世纪60年代，西堤的华商就与香港汇丰银行合作，将湄公河三角洲的优质大米和其他农产品输往香港，在西环一带的码头停靠，再转往广州、汕头、厦门乃至上海等港埠。广东洋米输入最主要的港口是广州和汕头，广州和汕头是近代广东最大的两大港VI，同时珠三角地区和韩江流域也是广东人口密集、农产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缺粮区域。输入广州的洋米大部分从香港转口从水路进入广州，而汕头除由香港转入一部分外，其他由印支半岛的船只经潮海关运入。
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调查广州米市，曾生动简练地描述这个洋米贸易网络：“安暹等地，多有华侨经营米行，并附设米机，向当地农户购谷，碾成白米后，轮船运到香港，由香港经营洋米的米行发售。香港米行聚居在南北行街和米街一带，成为华南洋米运销的总枢纽。广州米商大多在港设办庄，由驻港买手向香港的安暹米行购米转运人粤。洋米由港入粤，大多由小火轮托运载米之大木船，亦称米舴。每小轮能拖米舴两艘。米舴经大铲关时，完税后放行，停泊于芳村附近河面，停泊一般以7天为期限沽清，过期加收费用。”
洋米庞大的输入数量，使得洋米逐渐成为广东米粮市场上重要的品种。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出版的《广州批发物价指数汇刊》对广州米市格局说明如下：“广州市所需谷米，除东北江之增城、马坝等少数产米名区，所产丝苗、西粘、大糯等上米运市供少数有产阶级之食耗外；其平民所食所用者，大部分由暹罗安南运入之白粘等米，其余少数部分则仰给本省余米县份之产米，而芜湖产米亦时有运销。”⑤文中“芜湖产米亦时有运销”的说法，说明芜湖所产皖米虽在广州也有运销，但远不如洋米畅旺。汕头是仅次于广州的广东省第二大港口，也是仅次于广州的广东省第二大米粮集散市场。近代以来，潮梅地区为较为严重的缺粮区域，民食依赖外米的供应，因此，国米、洋米均在汕头销售甚旺。汕头对国米的消费，以芜湖米为多，洋米则以暹米为主，这与暹罗本地米业主要由华人中的潮人经营有直接关系。洋米在汕头占很大优势，“故每年暹米之输入，数甚可观，……是其关系潮梅民食，颇为密切”.
洋米对广东米粮市场的价格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在广州米市的米粮价格情况上可以得到佐证。1929年12月，每月分析广州市场商情的《广州金融商情月刊》，分析广州米市如下：
本省米食不敷，市上米商之营业，大都以洋米为主品。近数月来，洋米少到而价昂，土米乃盛行一时。本月上旬，四乡交通不便，米市虽极萧奈，而其价格仍不稍落，盖因存底既少，而来货又疏故也。下旬各江交通虽渐恢复，惟河道浅涸，土谷之来市者，正若杯水车薪。且暹罗米，且来源稀疏，在港以多为外客抢购，入市者殊为寥寥，故米价尚有步步高升之趋向。
这则消息通过对米市的分析，清晰地表现出洋米对广东民食的补给作用及其对广州米价的影响力。民国时期，广州比较重要的报纸《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等对广州米市的行情分析，几乎均以“安暹米船”的来港消息为依据。由此可见，洋米来源多寡，是影响广州米价的重要因素。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出版的《广州批发物价指数汇刊》分析广州米价道：“本市米价之起落，本省岁时之丰歉，国内土米之输入，固亦足影响；而其实则几全以洋米人口之多寡为转移。”
二、广州、汕头洋米贸易行业的崛起及其地位
随着广东洋米进V1贸易的发展，在洋米输入的两大港口城市广州和汕头，逐渐形成主营洋米贸易的行业，即广州的米糠行和汕头的轮船行(后来发展为南北港行)。
广州是广东省最大的米粮贸易与集散中心，洋米、国米、土米均在此汇集。广州米业因主营业务的不同而分为米糠行、杂粮行、米机、米店四个行业。杂粮行在清代称为“麦栏”，以采办杂粮为主营业务，由于该行杂粮采购区域曾以江苏、浙江、江西为主，故亦称“三江帮”。米业有利可图之际，“三江帮”也利用其商业网络兼营国米的采办，主要采购区域在皖、赣、湘、鄂、沪等长江产米区，但绝不采办洋米。1931年，“三江帮”成立其同业组织广州市花生芝麻杂粮业同业公会。米机亦称“米绞”，指的是从事碾谷成米或将糙米磨白业务的行业，即碾米业。所碾的谷，大多为本省土产稻谷。1931年，米机成立同业组织广州市米机同业公会。米店俗称米铺，是直接卖米给消费者的米粮零售商，一般兼营油酒等业，但以米的销售为主。米店早在清代即有同业组织民本堂，1931年改名为广州市米业同业公会。
广州米糠行为主要经营洋米大宗贸易的米粮批发行业。米糠行原为糠米行，原来主要在广州沙基一带经营买卖猪糠的业务，在清代光绪年间即有同业组织养和堂。随着洋米人口的逐步增加，糠米行商人以洋米成本较低，销售畅旺，获利甚丰，而竞相贩卖，逐渐以洋米销售为主营业务，该行遂改名为米糠行。1930年，米糠行依《工商同业公会法》改其同业组织为广州市米糠发行同业公会。
汕头是仅次于广州的广东省第二大米粮集散市场。汕头的米业分工及其组织与广州略有不同。1931年前的汕头米业，主要由轮船行、米行两行经营。轮船行为上盘的运销业，为从事大型米粮贸易的批发商。米行则主要为从事米粮零售的二盘或三盘米商。随着1931年轮船行的分化，汕头主营洋米业务的行业经历了由轮船行到南北港行的变化。轮船行又称火船行，原来主要从事从北方各省运载土产到汕头销售的业务，运米并非主营。随着印支半岛米粮来汕渐增，转而主营运载洋米(主要是暹罗米)及香港货物来汕头销售，并逐渐成为汕头商界的龙头行业，其同业组织为轮船行公会。1931年，汕头轮船行在商会竞选过程中发生分化。一部分主要经营暹罗米粮来汕销售的商号与在汕头从事上海、天津等地货物运销业务的上海郊、天津郊组织为一团体，定名为“南北港运销业同业公会”，俗称“南北港行”。另一部分拒不加入南北港公会的商号另立“杂粮行”名称，定名“杂粮业同业公会”以相对抗。于是，轮船行分裂为南北港行和杂粮行两家，均从事米粮的大宗运销，但南北港行运销洋米尤其是暹米业务居多，而杂粮行运销湘皖等省国米的业务居多。
在广州和汕头两地的米业中，新兴的洋米贸易行业随洋米进口业务的扩展而发展，实力渐渐雄厚，成为当地米业中坚。
从史料中可见，广州糠米行向洋米业务的逐步转变发生于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资金雄厚的部分米商，纷纷设店于沙基一带主营洋米业务，以致原来米埠大街经营米业的米埠商号，渐渐不支，广州米业的重心，遂由原来的米埠大街移到沙基一带。1920--1921年问，广州米糠行营业兴旺，成员发展到108家之多。随着广东洋米贸易的扩大，主要经营大宗洋米贸易业务的米糠行成为广州米业的翘楚，“米糠行乃谷米之批发商，其营业颇大，堪称为米业之中坚”。米糠行在广州米业乃至整个广东商界的影响力从广州市米糠发行同业公会主席黄显芝、黄泳雩父子的经历即可窥知一二。黄显芝(1867—1953)为广东南海盐步横江人，靠经营洋米贸易起家，为广州米商首富，全盛时期拥有12家米铺和1家米机，营业额几乎占全行业的三分之一。自清末到民国，曾历任广州市商会会董、广州市米糠行养和堂主席20余年。辛亥革命后，黄显芝曾捐资支持财政紧张的广东军政府，并于1918年7月拜谒伍廷芳、唐绍仪等，以广州缺米严重、民食堪虞为由，请免粮食印花税，终获准，广东自此后30年无粮食印花税。黄泳雩(1902—1975)为黄显芝第四子，自1928年父亲退休后继承父业，成为广州米业乃至广州商界的重要人物。黄泳雩先后担任广州市米糠行养和堂主席和广州市米糠发行同业公会主席、广东省商联会主席。与父亲一样，黄泳雩在广州米业公共事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多次在广东米荒中带头慷慨捐赠，也多次组织米业同业组织抵制与反抗地方政府对粮食贸易的各种税捐。
汕头轮船行兴起并取代原来传统米行而成为当地米业的中坚力量与汕头洋米贸易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轮船行本为从事批发业务的上盘运销行业，随着印支半岛米粮尤其是暹米对汕头输入的增加，逐渐以洋米进口为经营业务的大宗，且实力渐趋雄厚，成为汕头商界的龙头行业。后来的南北港行更是主要经营暹米的贸易，成为当地米业的中坚力量。早在20世纪初期汕头已有专运暹罗米粮来汕销售之商号多家，如炳春成、德泰、裕兴利、万兴隆等，其他专运越南米、仰光米来汕销售的商号亦不少。但在汕头米业中最具实力的却是暹罗潮属华商在汕头开设的分号或联号。汕头洋米的输人以暹米为主，在暹罗经营火砻与米粮批发的米商大多为潮州人。暹罗潮属碾米厂大多在香港、汕头开设暹米代销店，成为当地的头盘米商。开设方式有分号、联号两种，直接派人出资建立的为分号，出资与当地米行合营的为联号。如汕头最大的两个暹米商号“炳春行”“乾元利行”分属炳泰集团和赏利集团。1912年，汕头成立的“黉利栈”是陈慈黉在曼谷的陈黉利行的分号，经营出入口业和钱庄，以暹米运汕为主要项目，营业兴盛，财力也非常雄厚，以至有这样的说法：“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汕头黉利栈每晚清点银元，由于数量太多，来不及逐一点数，只好先用米斗来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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