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蝴蝶》中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建构

时间:2018-07-05 编辑整理:李志越 来源:早发表网

[摘要]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中篇小说《蝴蝶》无论是在写作手法上还是内容方面,都对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王蒙的代表作之一,并被译作多种文字走出国门,还在于作品本身丰富的内涵。本文以“新时期”为时代背景,从知识分子主体建构的视角切入,分析《蝴蝶》是如何通过描述“他者”形象从而帮助知识分子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的。

[关键词]《蝴蝶》,知识分子,主体建构

王蒙于1980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无论是在他个人的创作生涯中,还是对“新时期”初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受当时时代背景和整体文学潮流的影响,对《蝴蝶》的解读,多从“意识流”手法和“反思小说”入手。这些也确实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大胆突破传统的写作手法,以主人公张思远的思绪流动为主线条,将他的人生历程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再现这些经历的时候,同时也夹杂着对历史冷静的反思,这些对后来的小说创作都提供了很多的借鉴之处。“反思,本质上表现了作者一种重构历史信仰的努力,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时代主题,客观上,《蝴蝶》也同样表现了这一主题,近年来,有学者突破“反思”这一表层文本,深入挖掘《蝴蝶》的深层内蕴。“在王蒙新时期小说创作中,《蝴蝶》是最早翻译介绍到国外、也是翻译语种最多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如果单凭“反思”主题和意识流手法,这部作品不太可能被如此广泛传阅并至今仍有常读常新的感觉。所以抛开显主题,有学者研究发现,“《蝴蝶》反思的不仅仅是干群关系等表象问题,更是对知识分子命运、对自我乃至对人之普遍性生存境遇的反思。”对这一观点笔者非常认同,张思远在文中多次对自己身份产生怀疑:“小石头”“老张头”“张副书记”……哪一个是真正的“我”?甚至文中大篇幅书写的“回乡”,寻其本质也可看作是对自我的一种寻找。跳开“反思”的表层文本,深入到表层之下对“蝴蝶”所代表的意象进行挖掘,可谓是对这部作品研究的一大突破。

在今天距《蝴蝶》发表将近40年之际,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去再次阅读,同时又因生活时代的不同,可跳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对阅读产生的不自觉影响。不旨在从文章细节入手追问其背后的内涵深意,而是联系当时“新时期”初期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追问作者为什么如此书写?挖掘历史进程对作者潜意识的影响,会发现这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在书写对自我身份怀疑和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建构了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

一、“老张头”:“归来者”的荣光

“归来者”最初是艾青诗歌中的一个意象,后来代指“文革”中结束“流放”归来的一群人,多数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等等。《蝴蝶》中的“老张头”正是“归来者”张副部长在山村时,当地人们对他的称谓。这个形象多次出现,主人公张思远也常常在这个身份以及与此形成对比的“张副部长”身份之间产生怀疑,坐在小轿车上的和咬牙行走在山路上的两个人中,哪一个才是真的“我”呢?

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人因为自己处境猛然变化而产生的怀疑和不确定,但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同样是描写身份转变,当描写张思远由“张书记”转变成“老张头”时,就没有写到这些不确信甚至自我怀疑。“山村”这一节,入眼的先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杏花如云、流水潺潺……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张思远就是王蒙,但当王蒙在写这篇作品———尤其是写到下放山村劳作的一些场景时,不可避免地要调动自己头脑中有关下放的记忆。作品中的写景片段,它的色彩显然是明亮愉悦的,那它是王蒙刚刚来到下放地时原原本本的场景再现吗?当然不是!作者将它诗意化了、美化了。文艺理论中提到“距离美化事物”,美国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说,回忆可以给痛苦添上一种甜美,再加之审美的关照,最悲惨的情景也可以失其苦味了。童庆炳先生对此更是做过一个恰当的比喻:“一个男孩子在遇到狼的那一刻,他只能处在惊恐之中,无暇顾及其他。但是当事过之后,这个男孩子回忆他遇到狼时的情景,将遇狼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出来,那么这种再度体验过的感情就是审美关照。”这些文艺理论家们共同表述了距离(回忆是距离的一种)对事物的美化作用,而《蝴蝶》的作者也正是基于回忆所产生的距离不自觉的将景物美化了。从苦难中归来的“张思远们”重新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成为了百姓需要和期待的好官,这些受过的苦成为他们再次成为时代主体最有力的证据。下放的这些年,陪伴着他们的是“石片搭的房子、五股粪叉、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他们在那里“帮助农民扬场、挑水、背篓子、扶锄……”在这样的劳作中,作者写到,他们了解、发现了自己。就连写到再次回乡的场景时,村民们的热情以及彼此的那份相融,也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感受到“张思远们”即使在那段难过的岁月中,也能和当地老百姓们打成一片。

表层文本中“老张头”是张思远的另一个身份,一个令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我”的犹豫对象。但深入分析,通过作者对“老张头”身份的强调,以及对山村岁月详细的描述和其中不乏诗意化的美化,我们看到一个流放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主体地位的重新建立。

二、女性:主体建构过程中的“他者”

王蒙在《蝴蝶》中塑造了三位性格、形象完全不同的女性,“这三个不同的女性,分别代表了张思远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她们分别见证了三个不同的张思远———年轻的‘老革命’张副主任、‘右派’张书记、农民老张头。”“通过张思远与海云、美兰、秋文三个女性的关系,完成了对个人命运和共和国历史的反思”。开篇已经说过,“反思”是这部文本的显主题,这无需赘言。那么,拨开“反思”这一表层意蕴,对三位女性描写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内容呢?

我们先来看海云,海云不仅是张思远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也是老年后的张思远最感到愧疚或者说最怀念的人,从文中的多处细节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年轻时候的“老革命”张副主任对海云是什么样的情感?在笔者读来觉得是十分复杂的,反观海云对他的感情,则要清晰明朗得多。海云崇拜他,彼时的张思远在海云眼中便是党的象征,海云把他当作“党”来爱着,这一点文中多次直接写到。甚至两个人约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课”,是“海云提问和他进行解答、辅导。他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可以准确无误地回答海云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的一切问题。海云用那样虔诚、热烈和庄严的眼光看着他。”从对海云的回忆描写中,我们不仅看到两人彼此之间的感情,更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史前”张思远,一个一直奋斗在革命一线、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全部自己的张思远,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被当作党和权威的化身的张思远。此时的张思远甚至为了革命、为了党的事业无暇照顾家庭,从而间接导致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死亡,却还说着:“不能只想到自己……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如果说“老张头”是“新时期”知识分子曾受苦受难的证据、是主体地位再确立的荣光,那么通过对海云的回忆,同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一个陪伴国家走过一段段“沸腾”的岁月、“打下江山”的“老革命家”张思远。

接着便是美兰的出现,其实《蝴蝶》对美兰的着墨不多,也几乎感觉不到她与张思远两人之间的感情。美兰像接受一项职务一样接任了书记夫人的位置,以改善书记生活为由,向组织上提各种要求,而此时的张书记忙碌之余,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时,偶然想起的却是“一个娇小的、瘦弱的、纯洁的海云的影子”。除此之外,我们还能通过美兰看到什么呢?细读文本,会发现对美兰不多的描写中,却写到了美兰两次的“变”,随着时代环境、政治局势的变化,美兰的心一直在变来变去。与她形成对比的则是张思远的“恒”,不管是在位时期,还是被打倒入狱下乡甚至是官复原职,他对国家和党始终都是一颗恒常心。

最后出现的这位女性秋文是全文最具意味的一个形象,“新时期”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山村岁月时必然伴随着一个女性形象,张贤亮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很多这类妇女形象,她们温柔体贴,虽没有多少知识,却用自己生存的大智慧帮助知识分子完成了自我救赎。但让张思远感到难忘的秋文却不属于那一类女性,秋文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首先她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和张思远同属于知识分子群体。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细读她和张思远之间的对话,会发现他们谈论的所有话题都是脱离山村背景的,都是知识分子下乡后选择刻意忘记的。当然作者王蒙有借秋文之口进行反思的初衷,但我们不妨再思考,为什么张思远单单对这个女性产生了好感呢?肯定不是因为外貌,“开始,张思远觉得她有点神秘,同时直觉地不那么喜欢她,他觉得她有点咋咋呼呼,每天说的话,走的路,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这个“带有几分男人气质的、饶舌的、随波逐流”的秋文能够最后让回到北京的“张副部长”念念不忘,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对话中,张思远产生了身份认同。大干部、小楼、官复原职……这些词语都离开“老张头”的生活太久了,秋文的话其实在张思远内心是产生涟漪的,让他想起很久之前的生活,他甚至觉得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分析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秋文与张思远除去性别上的不同,他们两个的本质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与其说是张思远对秋文的欣赏,不如说是他对知识分子群体在山村生存智慧的欣赏,“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文中这段对秋文的评价,其实也正是张思远潜意识中对自己、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

主体的建构需要“他者”的对照,文本中的三位女性正是充当了知识分子主体建构中的“他者”,通过对“他者”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位在“新时期”理应占据主体地位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

三、结语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谓是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甚至连这一称谓在学界都存在争议,但知识分子归来以及伴随的寻找自我确立主体性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现象。本文全篇使用的是“新时期”这一名称,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这个命名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的意味,而文坛的弄潮儿王蒙先生恰逢1980年所写的《蝴蝶》,本身就是在时局变换之际受意识形态影响写下的带有反思色彩的作品。在《蝴蝶》发表近40年的今天重新阅读,跳出当时“反思小说”的窠臼,以知识分子主体确立为切入点,分析受作者潜意识影响的深层文本内涵,发现作品表层塑造的多个形象(如老张头、海云、美兰、秋文等)背后都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身影与光影浮动,身份转换间,不管是对哪一种身份的回忆描写,都让我们看到了这部作品中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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