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7年11月3—513，首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学术讨论会”在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这是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议，近百名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十分热烈。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受大会组织者的委托做了总结发言。“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当前中国音乐学界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新任务，笔者不揣冒昧，撰写此文，就此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望大家批评指正。
子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1)按照孑L子的意见，“兴”“礼乐”，先“正名”，“名正言顺”“事成”之后，礼乐方兴。大乎言哉!要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先也要“正名”，不但要搞清楚“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概念，而且要弄明白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这一词组中，“理论”是核心词。“中国音乐”是修饰“理论”的，而“话语体系”则是“理论”及其知识体系借助语言进行表达的方式。因此，要打造“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先要搞清楚何谓“理论”，其次要弄明白什么是“音乐理论”，最后要给“中国音乐理论”定义。在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明确后，方能知道何谓“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才能为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而奋斗。
“理论”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动词，意为“说理”。如《华阳国志》中讲李蓝“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②，又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中武松和武大郎告别时说：“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④作为名词的“理论”，是13本人为翻译英语中的“theory”一词，采用我国唐代诗人郑谷的诗句“理论知清越，生徒得李频”④中的词汇而成。这个词和“经济”“社会”“知识”等名词一样，在现代汉语中是源自日语的外来词。
汉语中许多源自日文的外来词，不仅用汉字书写，且有“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使人不易察觉是外来词。像“布尔什维克”“的士”这样的音译外来词，国人不会以为它们和“布匹”“士大夫”有任何关系，而面对“剩余价值”和“异物”这类源自13文的外来词，有人就会不了解前者是德语“Mehrwert”的意译，指“由工人在生产剩余产品的时间内所创造的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的那部分价值”，⑤而后者是英语“aliensubstance”的意译，系指“不应进人身体内部的非生物体”，⑥可能会“顾名思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作为名词的“理论”和古汉语中当动词用的“理论”不同，前者指的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和原理的体系”。⑦我们当然不能按照古汉语中的词义来理解，更不能“顾名思义”。“理论”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概括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的研究成果。
既然日文的“理论”是英语“theory”一词的意译，而中文的“理论”又是一个源自日语的外来词，指的是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成果。那么，英语中作为音乐术语的“theory”到底是什么意思，需认真加以探究。
“Musictheory”(“音乐理论”)在英语中有
个学科都以研究“世界的普遍规律性”或“存在的规律”为目的，“音乐学”既以“logy”结响，它应当是探索音乐的逻辑和普遍规律的一个学科。“音乐学”和“音乐理论”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音乐”，但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都不一样，并不是同一个学科。
关于“音乐学”和“音乐理论”的区别，俞人豪先生曾在其专著《音乐学概论》“引言”中指出：“虽然这两者在一段时期里几乎被作为同义语来理解，但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音乐理论这一概念已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内容和表达学科的性质，因此从上个世纪末起音乐学这门相对系统的学科建立之后，它在国外便逐渐成为对音乐以及相关事物进行研究的总称，而音乐理论则往往指称那种从形式和技术就解读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具有较强创作实践意义的领域。在西方音乐学通常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部门在综合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而音乐理论则更多是作为作曲技法在音乐学院进行探讨和传授。”⑩虽然“音乐学”和“音乐理论”两者在研究过程中会密切合作，不可能完全割裂开，但二者各有各的领域，研究目的亦不相同，各有专攻，不能混淆，更不能互相取代。
“音乐学”这个词在欧洲最早见于1738年米茨勒于德国成立的学术团体“音乐学协会”(SocietaetdermusikalischenWissenschaft)。1863年，德国人克里桑德(F．Chrasander)出版了《音乐学年鉴》，并在前言中说：“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他还指出：“音乐学应与当时呈上升趋势的‘实证科学’相联系，应成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众所周知，1885年阿德勒(G．Adler)发表《音乐科学的范
对滞后，但在“音乐学”最终确立的1885年，配器法业已相当成熟。
因为在欧洲音乐学界产生和确立之时，他们的“音乐理论体系”已建立起来且相当完善了，所以欧洲音乐学界没有、也无需提出建立“音乐理论体系”的任务，大家普遍认为“音乐学”是运用各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各种学术方法研究有关音乐问题的学术领域。
在我们弄明白了何谓“音乐理论”之后，应当为“中国音乐理论”定义。笔者认为“中国音乐理论”就是在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对其实践进行概括、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
鸦片战争前，“中国音乐”就指“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以来，西乐东渐，不少中国人研究和学习欧洲音乐，并借鉴欧洲音乐理论中的各种技术和方法创作出了不少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和我国传统音乐作品有所不同，这样一来，“中国音乐”一词就不仅指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作品和中国人按照本民族固有的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的形式、创作出来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作品，也指中国人借鉴欧洲音乐理论创作和改编的音乐。“中国音乐”就不仅包括传统音乐，也指“新音乐”。“新音乐”主要采用的是欧洲音乐理论和技法，总结和概括这些技法，并不是中国音乐学界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今日，随着对外音乐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各样的音乐理论在我国都有人进行研究，中国音乐界还有不少专门表演外国音乐作品、研究外国音乐理论和外国音乐历史的专家。这些专家中不但有研究欧洲音乐理论的，还有研究阿拉伯音乐理论、印度音乐理论，甚至是朝鲜、日本音乐理论的。他们的研究中和外国音
究’这件事，它还包括一系列研究出来的成果，甚至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从而表达了最终想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的意向。”@因为“民族”在汉语中的一个义项是“中华民族”的简称@，所以沈知白先生所说的“民族音乐理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音乐理论”。据沈洽回忆，当时沈知白先生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设计的专业课程包括中国的“民间歌曲研究”“民族器乐研究”“戏曲音乐研究”“说唱音乐研究”和西洋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两个“四大件”。沈知白先生希望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的“四大件”，掌握“过去需师傅几十年口传心授才能习得的这种技艺”，而学习欧洲“四大件”的目的则在于“吸收和应用”。
在沈知白先生和高厚永先生的领导下，当年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系为建立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做了许多工作。黎英海先生的《汉族调式及其和声》⑩、高厚永先生的《民族器乐概论》⑩、于会泳先生的《腔词关系研究》⑩，都为以后在这些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开了先河。
上述各位前辈中，除黎英海先生是作曲家外，沈知白、高厚永、于会泳先生都是音乐学家。在那个时代，音乐学家们为什么热衷于建设“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同，在我国开始建设音乐学诸学科之时，中华民族的“音乐理论体系”远远没有建设起来。于是前辈音乐学家们便和作曲家们一道，自觉、主动地担负起建立“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这是中国音乐学界的光荣传统，我国音乐学界应当“不忘初心”，继承并发扬这一光荣传统，而不应当打着种种不同的旗号，去做各种“去音乐化”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民族音乐
次强调要树立“文化自信”，2015年11月3日，他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17Et，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尽快地建立起“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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