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梦林一身二任，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情思，使其方志编纂与文学创作相互融通，互相影响。 一方 面，文学思想烙上方志学的印迹。 主张文学教化论，强调文学家的史学趣味，酷爱用典，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呈现 出重征求实的方志学考辩色彩。 另一方面，方志编纂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 重视收录地方文学文献，以独特的文学敏 感性捕捉历史文献材料中文学的特殊魅力，编排模式与写作方式均体现出自觉的文学意识，为台湾方志修纂树立典 范，泽被深远。
〔关键词〕 陈梦林；文学；方志学；融通
陈梦林（１６６４-１７３９），字少林，漳州漳浦县云霄 镇（今属云霄县）人，清代文学家、方志学家，与蓝鼎 元、庄亨阳齐名，又与周钟瑄、阮蔡文并称为“诸罗三 贤”，书斋门额题名为“他斋”，人称“他斋先生”，连横 《台湾通史》 有传。 陈梦林二岁丧母，从小寄居在侨 寓潮州的浙江人林雄家里，为感念林雄养育之恩，自 名“梦林”。 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游学黔中。 五十 五年（１７１６），受诸罗知县周钟瑄延请，赴台纂修《诸 罗县志》。 六十年（１７２１），朱一贵事起，适游南澳，被 蓝廷珍延聘为幕僚，与蓝鼎元共同筹划退敌策略。 事 平，婉谢为官，返乡闲居。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再次游历 台湾数月，乾隆四年（１７３９） 逝于“他斋”。 一生著述 甚丰，纂修了方志《漳州府志》 《漳浦县志》 《诸罗县 志》，最著者为《诸罗县志》，诗文作品有《台湾后游 草》《台湾游草》《游台诗》等，但多数亡佚。
陈梦林一身二任，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是文 史双重身份的代表，不管是方志对文学创作，亦或文 学家参与修志，二者都具有互渗互透之作用。 颇为遗 憾之处，目前大陆或台湾地区，对陈梦林的研究成果 仍较薄弱，仅有的几篇论文亦集中在《诸罗县志》 的探究上，缺乏对文史互动方面的阐述。 那么陈梦林究 竟赋予《诸罗县志》何种编纂特色？ 其个体身份与编 修理念，对这些特色具有怎样的影响？ 台湾的山川风 物与文学创作、方志编纂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这既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也是研究价值所在。
一
唐代刘知己强调史家须有三长，才、学、识，缺一 不可 。 此三者分别是编撰叙述的才华，驾驭历 史知识的能力，而史识则是对于历史的看法，包括观 察角度与切入点。 三者中，显然史识最为重要，它综 理材料，主导叙述。 采风问俗、编纂方志，是陈梦林入 台的重要职责之一。 陈梦林遵行志书修纂传统，认为 方志系一地之史书，修纂时必须秉承严谨的治学态 度，注重对地方疆土、人才与风俗的考察。 作为文学 家的他，编修方志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反映当地风物文 学作品的收集与整理，“非徒标纪山川、张皇云物云 尔；将采民风、觇吏治，亦考镜得失之林也……旁搜见闻，择其有关斯邑而文尤雅者，编之左” 。 《诸罗县志》共十二卷，四十七目，而目之中，又有以 类附见者 。 收录的诗文作品涉及台湾民俗风情、 地方形胜、物产气候、人物事迹等，附录还摘选了一些 重要古文献，数量虽不多，但艺术上却各有千秋，如季 麒光的《题沈斯庵杂记诗》、高拱乾的《鸡笼积雪》、沈 光文的《番妇》、阮蔡文的《虎尾溪》等。 “艺文之选， 所重在文。 古人一语不合，弃不入选，盖其慎也。 若 功德碑记、上下文移，败炙残羹，一概滥充樽俎，观者 气塞矣。 兹就《郡志》 去取，稍缀新篇，冠奏疏于首； 余则文 以题之 大小 为次 第， 诗 以人 之先 后为 次 第。”在材料抉择与编排原则上，陈梦林极其谨 慎，编选古人艺文的标准，在于文章撰写的水准，是 故，歌功颂德类的碑记均不予收录，这种严苛的选编 过程体现了文学家自觉的文学意识和敏锐的文学感 悟力。 这些或引用或摘录的诗文作品，“具有着史实 认知和艺术审美的双重价值”，构成了当地文学 创作的最基本要素。 借助这些诗文能够形象生动地 展现台湾当时当地自然环境与历史风貌，不仅增加了 方志资料的丰富性，也使方志原本枯燥的内容富有生 活气息与文学意蕴，显得莹润丰满。
方志被视为存录与传承地方史的著作，为一地之 地方历史、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综合体 。 “古 人书志以论述旧章，经纬当世” ，方志编纂往 往“有辗转相承的习惯，有些是全篇照录，有些是参考 相关书籍再剪裁较精确的资料，有些则为袭仿改 述” 。 如郁永河《裨海纪游》对槟榔的描述，“槟 榔形似羊枣，力薄，殊逊滇粤。”后被范咸《重修 台湾府志· 物产》摘录：“槟榔形如羊枣，力薄，味逊 滇、粤，”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 物产》亦载： “槟榔形如羊枣，力薄，味逊滇、粤。”几无改动， 其它方志《淡水厅志》《噶玛兰厅志》等同样传抄。 不 同的是，周钟瑄自言《诸罗县志》乃“荟萃建邑以后三 十四年之见闻，斟酌《郡志》之已载者，而一总其成于 陈君” 。 陈梦林在征引《郡志》时，因“邑治山 川丛杂， 郡志多所缺略，故校勘特详，凡三易稿而 就。”求真务实，深具史识。 同时还参考了沈光文 的《杂记》和陈君峻的《外纪》，重新整理、编辑，成一 家之言。 正如陈梦林所言：“风俗、物产、杂记，《 郡 志》之外，采诸寓贤沈君光文《杂记》、海澄陈君峻《外 纪》，益以耳目睹闻。 摘取联串，未必当乎大雅；润色 裁铸，谨以俟诸良工。” 纯粹的沿袭与摘录并非陈 梦林的风格，“润色裁铸”才是其真性情。 文学家的 身份，使其方志编纂常在不自觉间受到文学创作意识的浸润，以独特的文学敏感性捕捉历史文献材料中文 学的特殊魅力与潜在影响力，或剪裁，或概要，或润 色，饱含欣赏的情意，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 如对古 琴之记载：“其一制略似琴形，大如指姆，长可四寸，窍 其中二寸许，钉以铜片，另系一小柄；以手为往复，唇 鼓动之，声出铜片间如切切私语，皆不能远闻，而纤滑 沉蔓，自具一种幽响。”描摹器物，极其细腻，形 状、音色、触感，真实形象。 再如对杵臼的描述：
以巨木为臼，径四尺、高二尺许，面凹如锅，凿空其 底，覆之如桶。 旁窍三、四孔，以便转移。 杵辄易手，左 右上下，按节旋行，或歌以相之。 将旦，村舍络绎丁东 远扬，若疏钟清磬；客骤听者，不辨为何声。
运笔清丽，廖廖几笔，便写出了生活的情韵，折射 出文学的光芒。 又如“乘屋” “插秧” “获稻” “登场” “赛戏”“会饮”“舂米”“捕鹿” “捕鱼” “采槟榔”等十 幅“番俗图”，情态各具，将劳作过程的张弛节奏表现 的淋漓尽致，灵动传神，极富生活情韵。 “历史有它独 特的美学上的愉悦。 构成历史之独特对象的人类活 动，其壮观场面最是设计来诱发想像力的，尤其是当 它因时空遥远而带着那来自陌生事物的微妙魔力 时。” 文学色彩的浸润，使得编修方志时的客观 叙述也变的生动形象，富有生机与活力。
陈梦林不仅关注自然景观、民俗风情，还特别关 注历史、评论时事，并将个体思想观念融入文学作品， 带有较深厚的史学趣味。 史学家论文多遵从“述而不 作”之原则，注重对文学历史的梳理，博大贯通，客观 而不偏颇。 文学家纂修历史则相对注重文学观点与 文学创作的批评。 罗根泽指出：“他们是史学家，以故 他们的文学史观，比一般的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较 有见解。 纯粹的文学家及一部分的文学批评家，其对 于文学的观察，往往是‘横剖面’的，只注意好坏的价 值，不注意历史的因素，是静止的批判，不是变动的探 讨。 史学家历览古今，则是‘纵剖面’的，由古今的不 同，而探求前后的转变。”［ 指出史学家纂修历史 能以历史的眼光考察纂修对象，历时地看待文学演 变，更加客观，符合史实，但往往缺乏生气，平淡无奇； 而文学家纂修历史虽易受个体文学思想影响，但却能 以独特的视角看待纂修对象，富有创见。 作为文学家 兼史学家，陈梦林善于融会贯通，对台湾诗文既有纵 向的考察，也有横断面的评论，在既有材料的基础上， 结合时事，加入个人的思考与建言，既“述”，也“作”。 如清政府管辖台湾初期，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台湾重要的海防战略地位，就连康熙皇帝也认为“台湾仅弹 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引发了所 谓的“台湾弃留争议”。 陈梦林不假辞色，批评统治 者“不事经理，文恬武嬉，偷安旦夕。” 并撰文论 曰：“天下有宏远深切之谋，流俗或以为难而不肯为， 或以为迂而不必为。 其始为之甚易而不为，其后乃以 为不可不为而为之，劳费已十百千万矣。” 以明 朝治理南澳和澎湖的历史得失为鉴，进一步强调台湾 的重要海防战略地位：“今半线至淡水，水泉沃衍，诸 港四达，犹玉之在璞也。 流移开垦，舟楫往来，亦既知 其为玉也已。 而鸡笼为全台北门之锁钥，淡水为鸡笼 以南之咽喉，大甲、后垄、竹堑皆有险可据，乃狃于当 前之便安，不规久远之计，为之增置县邑防守，使山海 之险，驰而无备。 将必俟亡羊而始补牢乎？” 言 朴辞质，鞭辟入里。
针对当时台湾“墟北部” 的说法，陈梦林不畏艰 难险阻，深入边荒，结合亲身经历，严厉批判了清政府 的消极理台行为：
昔之鹿场，今之民居；昔之丰草，今之嘉谷；昔之 椎髻，今之衣冠。 簿书期会日以繁，规画营建日以多， 声明文物日以盛。
引古论今，借宋元以前闽粤两地今非昔比之史 实，论证北台湾的开发势不可挡：
天下有宏远深切之谋，流俗或以为难而不肯为， 或以为迂而不必为。 其始为之甚易而不为，其后乃以 为不可不为而为之，劳费已十百千万矣。
陈梦林以个人独到的眼光与识见，不只求真求实， 更深入实地，考察山川地理及其人文封域的演革过程 与原因。 这种深观过去、留心时务的史家特质，这种透 彻的历史洞察力和独特的论述方式，呈现出其对台湾 这片土地的文化审视与文学理解。 “昔李繁作《大唐说 纂》，凡所纪事，每条不过数十字；前人称为简要。 今兹 未能；疏略轻信，浅近不学，知无所辞也” 。 陈梦林 编修方志，在恪守地域性原则的基础上，不再局限于旧 志成法，详前人所略，略前人所详，在编排模式与写作 方式上均体现出自觉的文学意识。
二
文学渗透进方志学，方志学反过来又影响着文学创作。 陈梦林编纂方志注重追本溯源，求真务实，讲 究经世致用思想与教化观念，认为方志具有存史、资 治、教化三大功能，尤其强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 这些思想无形中也影响着他的诗文创作。
陈梦林文学创作多以方志学家较为偏爱的山川 地理、自然景物、风土民俗等作为对象。 入台期间，所 作诗文作品中，对台湾山川风物的描写，诸如北香湖、 鹿耳门等景观，俯拾即是。 著作首推台湾八景之一的 “玉山流霞”，“须弥山北水晶宫，天开图画自〈王忽〉 珑，不知何年飞海东，幻成三个玉芙蓉”（《玉山歌》）。 以及嘉义八景之一的“檨圃风清”，“小圃茅斋曲径 通，参天老树郁青葱；地高不怕秋来雨，暑极偏饶午后 风。 海外云山新画卷，窗间花草旧诗筒。 莫愁纸尽无 挥洒，纔种芭蕉绿满丛”（《檨圃》）。 平易自然却又意 趣横生，着墨不多却能凸显特色，将了然于胸的历史 文化典故以及地形特点融入创作中，挥洒自如间充分 体现了方志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力。
方志中辑录的材料为陈梦林的文学创作提供素 材，启发灵感。 地方志包罗万象、具体完备，是地方文 献百科大全书，举凡一地之自然景观、名胜古迹、民俗 风物、史事旧闻等，无不包容，而与文学研究尤多关 联。 宋司马光曾为《河南志》作序云：“凡其废兴迁徙 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 骤、庙宇、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 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又宋王象 之《舆地纪胜· 序》曰：“（志书）收拾山川之精华，以 借助于笔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 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 从文学创作 角度，阐述方志与文学创作的密切联系。 以著名景观 玉山为例，玉山位于台湾中部，为台湾第一高峰。 郁 永河《裨海纪游》云：
“玉山在万山中，其山独高，无远不见；巉岩峭削，白 色如银，远望如太白积雪。 四面攒峰环绕，可望不可即， 皆言此山浑然美玉。 番人既不知宝，外人又畏野番，莫敢 向迩。 每遇晴霁，在郡城望之，不啻天上白云也。”
玉山地处生番居住地，险峻困阻，外加清政府的 禁山令，有清一代，亲临玉山者可谓廖廖无几。 玉山 的可望而不可及，促成了诸多文学想像。 陈梦林的散 文作品《望玉山记》与诗歌作品《玉山歌》，基本上是 在《诸罗县志》及其它相关记载的基础上加以发挥。 《诸罗县志· 山川》载：“三峰并列，远护众山，奇幻莹 澈，高出大武峦之背者为玉山；是邑主山之后障（山终岁为云雾所封，见之日甚鲜）。” 陈梦林通过文学 性的渲染描述，将玉山从历史方志上的记载，变成文 学的题材，或歌咏赞叹，“灵光片刻曜虚空，万象清明 旷发蒙。 须臾云起碧纱笼，依旧虚无缥缈中”（《玉山 歌》）。 或以散文笔法述之说之，“山庄严瑰伟，三峰 并列；大可尽护邑后诸山，而高出乎其半。 中峰尤耸， 旁二峰若翼乎其左右。 二峰之凹，微间以青；注目瞪 视，依然纯白”（《望玉山记》）。 所述与《诸罗县志》大 致相同，但却晕染上更多的文学色彩。 景物的刻画， 不论动态或静态皆宛如在目，且透过文字的形容，更 能展现出深藏在文人心底里，目光所不能及的美感。 另一方面，作者是以一种纯粹游览记胜的疏散心情来 描写风物，胸臆直书其间，读之者无不怡然畅快。 欲 赏景者可藉其作身历其境，欲陶冶身心者亦可藉其作 以抒忧解忿 。 可以说是把历史上的玉山带进 了文学的世界。
陈梦林在诗文创作中，往往喜欢化用历史典故。 陈梦林《望玉山记》一文化用了诸多典故，如以芙蓉、 截肪喻高山，以“玉韫于石”喻玉山之圣洁：“如雪、如 冰、如飞瀑、如铺练、如截肪。 顾昔之命名者，弗取玉 韫于石，生而素质，美在其中而光辉发越于外？ 台北 少石，独萃兹山；山海之精，酝酿而象玉，不欲使人狎 而玩之，宜于韬光而自匿也。” “韫”，即蕴含、蕴 藏之意，陆机《文赋》云：“石韫玉而山辉” 。 陈 梦林化用此典，意谓山海之精，涵蕴韬光，好像玉一 样，乍看之下仿若玉韫于石，在石中透露其美，而石又 因玉而闪耀，扩而大之，玉山名字之由来，便如同山中 石块蕴藏美玉，相互辉映，煜煜夺目。 故曰“美在其中 而光辉发越于外”。 善于融会典故并用诸于玉 山者，陈梦林可谓第一人。
受方志学思维影响，陈梦林崇尚“经世致用”，主 张文以载道，以写实为主，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呈 现出重征求实的方志学考辩色彩，文风平易质实。 其 《望玉山记》云：
玉山之名，莫知于何始？ 不接人境，远障诸罗邑 治；去治莫知几何里？ 或曰：山之麓，有温泉。 或曰： 山北与水沙连内山错，山南之水达于八掌溪。 然自有 诸罗以来，未闻有蹑屩而登之者。 山之见恒于冬日， 数刻而止。 予自秋七月至邑，越半岁矣；问玉山？ 辄 指大 武 峦 山 后 撰 云 以 对。 且 曰： 是 不 可 以 有 意 遇之。
史学家求实务真的精神，使其对山川地理、历史沿革极为敏感，行文开头便对玉山之地理方位、命名 由来产生疑问，步步紧逼。 《望玉山记》虽是散文式 的文学作品，但一来此文既收在《诸罗县志》；二来就 引文内容来看，则多就地理的山势地形而言。 相较于 上文郁永河只是以譬喻的文句，陈梦林则是以更细腻 更深入的文字来观看玉山、书写玉山。 陈梦林认为冬 季可见玉山，而随着时间变迁，玉山也在烟云迷彩间 忽明忽灭，可以说是一种想象性的描写。 但事实上也 非只寒冬可见而已，甚至云海如何遮掩玉山，各人说 法亦有不同。 但是陈梦林坚称此乃亲见亲闻，并非捏 造，可见得“事实”与“想象”皆各有之，而这种想象的 真实， 就在文学与历史之间， 也是文学历史的互 通处 。
陈梦林不仅酷爱考证，且认为文学创作要起到劝 诫作用，带有较浓厚的社会教化目的。 如《望玉山记》 文末以玉山比拟品德高尚的君子，但却遗憾“不可以有 意遇之” ，不刻意说教又能寓教化于其中。
又如游记散文《九日游北香湖观荷记》，为康熙 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秋所作：
野竹上逼青霄，参差茅屋；移坐竹间，湖清荷簇， 回环如带；又有牙蕉、檨树、蓼花，风动波摇，东西上下 互相掩映，冷冷幽丽，人在香国中，飘乎若出有而入 无，荡遗尘而特立也。
寥寥几笔，写尽了北香湖的荷香萦绕、雅洁清幽。 但作者在欣赏美景之余，更关注的是此湖的命运：
以其地居县之北；又中土此时菡萏香消，而此地 之荷独与梅菊争奇吐艳于北风凛烈之际，是足以愧夫 趋热而恶凉、遇霜而先萎者矣，故曰“北香”也。
“荷”在古典文学中多带“隐逸” 之象征意义，文 中以“荷”这一外在的“象”，借赞叹荷花历经风霜而 傲然不屈的美好品质，生发出北香湖“埋没蛮烟瘴雨 者几千百年”之“意”，借物论世。 “足以愧夫趋热而 恶凉、遇霜而先萎者矣”，道出作者的教化观，不管是 圣洁的玉山，抑或清幽的北香湖，都刻意将景观与士 人应具备之德性、节操连结在一起，体现其“文以载 道”的经世思想。
三
对于登临台湾的陈梦林而言，观察、记录和分析这块神奇的土地，是史学家的职责，也是文学家的使 命。 是故，不管是在其与周钟瑄共同编纂的《诸罗县 志》，又或者是在自身创作的《望玉山记》《玉山歌》等 文学作品中，他对台湾山川风物的观察，皆是亦文亦 史。 既有史学的特征，也有文学的素养，二者互为表 里。 特别是玉山书写，文史互渗，既以史学角度，记录 地貌形势；又从文学角度，驰骋想象，挥发渲染。 这种 文史交织的创作风格，对后来的玉山书写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特别是望山部分，大多脱胎于陈梦林的《望 玉山记》 ，如林豪“山腰风忽动，幻出碧岚横” （《正月初二望玉山》），李祺生“玉峰缥缈见精神” （《玉山积雪》）， 李逢时 “ 西望三峰缥缈中” （《 玉 山》），黄文仪“玉岭晴云似白银” （《玉山》），以及施 钰“尚有玲珑号玉山，晴明可望不可及” （《火泉记》） 等句，从叙述角度、修辞手法，到诗境意象，均与陈梦 林《望玉山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真正体现陈梦林文史之造诣，非《诸罗县志》 莫属。 如前所述，“继承旧说” 是方志编纂的方式之 一。 但陈梦林并不因袭古人，不做纯粹的承袭与摘 录，援引史料必追根溯源，反复考辨，锱铢必较。 他以 史学家的谨严态度，深入台湾沿海、山地和平原作实 地考查，务使“碧水青山本来面目，不致尽被作者尘封 耳” ，堪称第一位系统阐述台湾中北部的史家。 故《诸罗县志》中诸多“首见”记录，如《封域志》中对 八卦山、海山的形势描述，《番俗》中对岸里社、赛德 克族的记载，以及对台湾最早的野生茶水沙连茶的记 录：“北路无种者。 水沙连山中有一种，味别；能消暑 瘴。 武彝、松萝诸品，皆至自内地。” 言前人之 所未言，记前人之所未记。
《诸罗县志》体例编排上，陈梦林效仿《史记》的 “太史公曰”，设附论、附录与按语。 同时师法田中丞 蒙斋先生所纂《黔书》，依《易》 《说卦》传体，另为一 条，增设 他 志 不 曾 纳 入 的 “ 方 言”， 附 于 《 番 俗》 末 。 而《番俗》 一目更是此前地方志所缺乏的， 对于番俗的观察与描述，也极具开创性。 陈梦林为台 湾这块特殊的疆土，开辟了崭新的地方志体例，“各缀 本事其下，与各志土风体例稍异。” 此番创举，难 能可贵，恰如马克· 布洛克所言：“历史必须不仅仅是 支离且……近乎无穷尽的举例，而该具有理性的分类 与进步的清晰性，只有在这种允诺下，历史才能正当 地 在 那 些 真 正 值 得 尽 力 的 学 科 中 占 有 一 席 之 地。”是为的论。
文学家的才情又赋予《诸罗县志》浓郁的文学色 彩，“ 务使 肢节脉 络井 井分 明， 流 峙 高 深 各 见 生动” 。 方志编纂往往带有官方性质，多做客观性 记录，且沿袭度较高，缺乏艺术气息。 陈梦林却能亲 历实地，从不同观察角度，或以饱蘸情感的笔墨，为其 “首见”之山水风物传情达意，“使阅者如身履其地， 而亲见之”；或以犀利之舌，以古论今，针砭时弊。 且不论其在方志中评价历史、批判现实的观点是否新 颖独特、富有深意，单就其突破方志的纯客观记录模 式，从文学角度，思考与评析某一历史现象的勇气与 创见，便值得称颂与借鉴，这也是《诸罗县志》价值之 所在。
陈梦林曾作《鹿耳门即事》 八首，并自注其中一 首写道：
征帆摇曳海无波，回首沧桑一掷梭。 前后三从此地入，安危几度险中过。 顽民革面干戈戢，诸将承恩节钺歌。 独有书生仍故我，白头杖策待如何。
陈梦林前后三次赴台，斗转星移间，原住民受到 教化，渐趋步入中原式文明。 曾经带兵平乱的大官名 员也都得到升迁，平步青云，只有他，陈梦林，依然书 生如故。 他的参与戎赞，编修方志，对自身的人生抱 负与政治理想，似乎并无多大裨益。 然而，他不曾想 到的是，他深入边荒，求真求实的史家特质和独特的 文学理解与文化阐释，使得《诸罗县志》不仅成为当 时人们了解台湾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的工具书，成为 清政府理台的参考，更为台湾县级方志的修纂树立了 可资借鉴的典范。 谢金銮指出：“台郡之有邑志，创始 于诸罗县令周宣子……每事必示以原本，至其言论， 则长才远识，情见乎辞……本郡志书，必以此为第一 也。 故 是 编 胚 胎 出 于 朝 邑， 而 规 模 则 取 诸 少 林。”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然即便如此，陈梦 林：“未尝不致叹于阙略者之多，而可疑者之复不少 也。” 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情思，使其方志编 纂与文学创作相互融通，互相作用，在互渗互透中，产 生了别样的风采，泽被深远。
由上可见，文学与方志学之间并非简单的物理关 系，而是一种化学关系，在相互碰撞中极易产生出新 的思想火花与创作高度。 陈梦林不仅用独特的文学 灵性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中把握文学精神，赋予 《诸罗县志》丰富的资料、新颖的体例、精邃的论断和 历史的审美观照，同时又以严谨的史家特质在广袤的 文学世界中进行历史构想，呈现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文化审视与文学理解。 这种亦文亦史的创作风格，正 是文史互动的智慧结晶。 陈梦林因《诸罗县志》而广 为称道，但其文学作品却颇受冷落，方志学的光芒遮 蔽了文学的光芒。 陈梦林的文学作品存世虽少，但作 品对台湾景观的描摹极见功力。 尤其玉山之作，文史 交织，文学里有历史的真实，历史中又有文学的美感， 意境悠远，韵味绵长，对有清一代的玉山书写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仅此便足以奠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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