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草原文学的基调主要表现在通达的文学精神、刚进的文学格调、开放的文学理念和直白的文学表达。就中国文化整体运动而言,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关系影响是非常强劲的。中原文化当然对草原文化有重大影响,而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草原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中国文学以丰厚的营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草原文学;中国文学;文化交融
草原作家肖云儒在《历史在无声处发声———再走丝路》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是一个积蓄———释放———再积蓄———再释放的辩证过程,以释放拉动积蓄,以积蓄充盈释放,实现良性的循环。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总是一成不变的强拍子、快节奏,何谈节奏?没有了节奏,又何谈呼吸吐纳,何谈发展的可持续?”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进一步说:历史的纵向前进,总是伴随着各种力量的碰撞———交融———再碰撞———再交融。具体说到中华文化的形成,其实也正是在这样的不断碰撞、交融、积蓄过程中,由各种文化因素动态组合,彼此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推动的结果。其中,就中国文化整体运动而言,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关系影响是非常强劲的。中原文化当然对草原文化有重大影响,而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正如陈寅恪所说:有些时候,草原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在草原文化的浸蕴下,草原文学也是源远流长、激流涌汇。这里,我想在梳理草原文学与中原文学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脉动基础上,对草原文学对中国文学及中华文明发展所做的贡献进行分析与总结。
一、通达的文学精神
草原是通达的。上下几千年,多少个强悍的部落民族在这里纵横捭阖,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大金、蒙古等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有声有色的历史大剧。
纵横几万里,草原人“逐水草而居”,在大草原上游走,把大草原整体当作自己的家园,正如吴团英先生所说:“草原人是完全自在的自然中的人,他们所感觉到的是完整的自然本身。”这种“自然中的人”,其感觉、想象及思维的对象当然是自然存在和游牧生活本身:“草原文化这种‘崇尚自然’的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对草原文学的影响十分深刻,使其成为以‘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统一’为最高审美追求的文学体系。”“他们把家的概念扩展为整个草原,与自然万物一起呼吸吐纳,这就是生态学中所说的‘适应’。”有了这样的“适应”,才有了一种通达。
恩格斯曾这样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行为的选择自由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极限所束缚”,“必须保持在自然界系统整体价值的限度内”。海德格尔也曾说:“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对于哲人的这些哲思,草原人其实早就有深刻的理解。草原人洒脱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是对人的行为“保持在自然界系统整体价值的限度内”的一种非常好的诠释。这样的状态造就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气质,也孕育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学精神。草原作家以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展示草原民族对自然和社会的热爱。从古至今,草原文学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都与草原人的生活血脉相连,是世世代代草原人的生活写照和历史见证。
草原的主体民族被称为“马背民族”。对于以草原为家园的游牧民族来说,马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还是战争中的重要军事力量。在草原人民心中,马是他们的伙伴,也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在草原文学中,“马”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象。翻阅长长的历史,多少回肠荡气的传说故事,都与“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小青马”,还是“枣红马”,都通人气,有人情,与人类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鄂温克等民族被称为“驯鹿的民族”,日常生活与鹿休戚相关,精神世界与鹿血脉相连。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曾在1981、1982、1983连续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写“驯鹿民族”的故事:“将本民族的生活、历史和文化心理带进了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多方面地展现出民族的个性和风采,开启了内蒙古寻根小说的序幕。”在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作为“沙漠之舟”的骆驼,还有作为“人类最好的朋友”的狗、还有作为“人类最强劲的对手”的狼,等等。这些有灵性的动物构成了草原部落和边疆民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它们的形象在草原文学中是那样的欢腾跳跃、生机勃勃。而大草原是孕育一切生命的家园,正像《敕勒歌》所写的那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写作时间久远,作者也不详,但却广泛流传,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何也?因为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地方,也描绘了一种生命状态,描摹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民族精神。今天,草原上经常回荡着《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歌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白鸟唱,一湾碧水映彩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洒。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水青草美我爱她。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毡包就像白莲花。牧民描绘幸福景,春光万里美如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在上古,近在今天———草原永远是空灵与通透的,草原文学只要是“从生活的本源出发”来写作,就一定是自由旷达的,是极具感染力与冲击力的。
二、刚进的文学格调
草原文学的格调是乐观、刚进。正如评论家金海所言:“与中原文学注重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精神和‘中和之美’的‘日神型’风格类型不同,草原文学具有毫不掩饰地宣泄强烈情感的‘酒神型’风格特征,剑拔弩张、狂怒狂喜的作品比比皆是。对人和物的描绘也常常是粗线条的,追求神似而非形似。”形成这种格调的主要因素在于对英雄的崇拜。
英雄崇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这一点,在草原民族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草原民族英雄辈出,草原文学中颂扬英雄的文字浩如烟海。据统计,仅在蒙古民族中传唱的英雄史诗就有500余部。历史上,多少草原英雄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比如耶律楚才《再用前韵》:“天兵饮马西河上,欲使西戎献驯象。旌旗蔽空尘涨天,壮士如虹气千丈。”再比如元代伯颜丞相《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还有萨都拉的《上京即事五首·其四》:“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列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这样的草原英雄在草原文人笔下可谓是金戈铁马,凛凛雄风,豪情万丈,气吞万里如虎。
一直到今天,各种文学作品当中,写英雄的不计其数,也有广泛的影响。我手里即有关于成吉思汗文治武功的长篇小说几十部。我的一位草原作家朋友巴根的创作都是以草原帝王业绩为素材的,我名之为“草原帝王系列”。特·官布扎布在总结内蒙古21世纪的“文学记忆”时说:“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用文学照亮历史。冯苓植在2016年出版了《元史演义》系列,包括《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重振北元———草原传奇皇后满都海》《震撼崛起———成吉思汗及其英武儿孙》和《宫闱秘史———蒙元帝国的后妃轶事》,以小说和读史的随笔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蒙元的历史画卷。我的长篇历史散文《蒙古密码》,以解读《蒙古秘史》为切入点,讲述蒙古民族发端、发展、形成及汇入历史潮流的进程,解读蒙古民族特别是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
与英雄崇拜紧密相连的是情绪上的乐观向上:“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一向以勇武、剽悍著称于世。大漠荒原、狂风暴雨的自然环境,居无定所、简单粗放的游牧生存方式,血亲复仇、部落征伐不断的动荡历史,当然还有军民合一、征战和生产相伴,频频举兵扩张,以武力解决物资供给不足的现实背景,使历代草原民族形成了粗犷、豪爽、坦诚、勇毅的民族性格和英雄、乐观、豁达的文化精神……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为其主旋律。”
与乐观、刚健的格调相对应的,是草原文学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怀。何联华评价玛拉沁夫笔下的草原是“力的源流”;巩富评论云照光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满族作家江浩一篇小说的名字叫《是马就有三分龙气》,著名评论家温小钰评论江浩的中篇小说创作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她充满激情地评价了江浩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古往今来:“马背民族打马放牧,牧歌悠远的日子,造就了他们不羁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金戈铁马,与狼共舞的岁月,造就了他们勇敢顽强,气吞山河的气概。”这一切进入到草原文学当中,便形成了一种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刚进奔放的整体性文学格调。
三、开放的文学观念
这里所谓的“开放”的文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在纵向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节点上,一方面也是与中原文学进行横向比较而言的。从中原文化来说,历史上很多时候是崇儒的,宋后一段时间“理学”甚嚣尘上。儒学与理学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其精神上开放性不足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先秦儒家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宋儒则直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样,对“礼”与“理”的提倡,对人的限制就很多,尤其是对女性限制非常大。而草原部落民族的文化中,这样的条条框框就很少,不仅仅表现在不缠足、能骑马上,关键是没有这样的思想禁锢。这样的生活理念,自然影响到文学创作理念。尤其是草原人入主中原,这样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从局部影响到了整体。查洪德说:“由于元代政治的特殊性,尽管有学者大力倡导和鼓吹理学,但终因它不符合蒙古上层政治的需要,所以到元中期,理学各派大多呈衰微之势。”
元代的文学作品所写的内容,与理学精神相去甚远。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一轮红日照西厢,二次相会在庙堂,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粉墙……”这样的举动,应该是绝对违反“纲常名教”的,作者非但没有一个“批判的态度”,还竭尽功力,把这种违抗母命的“私情”,甚或说是“偷情”,写得极具美感。作者的立场还极具张扬,直白地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还有白朴的《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死了也要爱”,为了追赶心上人“王生”,“灵魂可以出窍”。《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冲破“男女之大防”的清规戒律,与裴少俊“幽会”,被人发现了,她并没有承认“错误”,还义正词严道:“龙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了秀才,何况咱是浊骨凡胎!”《望江亭》中的学士夫人谭记儿新寡而碰到白士中后认为:“只愿她肯做一心人不转关”,便改嫁也无妨。要知道,从“理学”的角度看,女子改嫁不合封建人伦规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应该说,深受草原文学精神影响的元杂剧,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不可低估。到了当代,很多创作给人的启示意义都是非常大的。比如,张承志的《黑骏马》中,对于索米娅的“未婚先孕”,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白音宝力格反应强烈,草原额吉则是“草原生命文化的代言人”,在老额吉看来,一切事情只要和生命放在一起,都是微不足道的。再比如“昭君出塞”的故事,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作品很多都把调子调得较低,而受草原文化影响的作品则都把调子调得比较高。
从商业意识方面说,草原文学与中原文学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多属封闭型,历代汉族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一味强调农业,忽视工商业,从而束缚了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致使工商业一直处于被动发展之中。”对于这样的生活理念,草原人是不认同的。我们经常说古老的中国曾经“闭关锁国”,而对于草原部落来说,他们没有“上锁”的概念,实际上他们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是锁不住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与城市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经济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往往是他们固有的特征。仅从“丝绸之路”来说,草原的“丝绸之路”更加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草原上就出现了以青铜器为主导的大宗商品交易。秦汉时期,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至欧洲,草原丝路扩展延长。魏晋时期,鲜卑崛起,向草原附近迁移,与东罗马、波斯等地多有联系。隋唐时期,蒙古草原建立了突厥汗国,其疆域东至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商路直达欧洲腹地。到了成吉思汗时期,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了一起。元朝建立驿站制度,几条通道通往世界各地,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
元朝推行的是与汉族传统相悖的“不抑商”政策,加之文人地位的降低,使得元杂剧中出现众多的描写商人精神的剧作:“文学反映生活,剧作家们开始对商人不吝笔墨,甚至有的还特别显示出对商人生活遭际和喜怒哀乐的关心。”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除了具有普通人的美德以外,还具有作为商人的美德,他们不是惟利是图而是化利为义,甚至将经营变成一种慈善性的事业,一种行义的手段,把获得的利润无偿地施舍给穷人。有学者指出:“元杂剧现存剧本有多部涉商剧目从多角度多层次关注商人及其活动。这种关注并非由文学体裁所决定,而是社会现象在文学中的必然反映。从中可看出元代社会对商的定位的转变,如商人及其活动并不卑贱,经商致富有着与读书发达同样的价值,真正应受指责的是那些诱人败家的趋炎附势的小人。对‘商’的肯定同时是对小农经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批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元杂剧的重商意识,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是非常大的。当代草原文学中关于商业题材的创作很多。草原作家邓九刚专门写了一批商业题材作品,如《驼道》《驼村》《驼殇》《大盛魁商号》《茶叶之路》等。这些作品写旅蒙商人在200年间创造的商业奇迹,影响很大,引起草原内外的高度关注。本人曾经参与编剧的20集电视连续剧《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曾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波段播出,获电视剧“骏马奖”和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写的主要是草原背景下的商业故事,当然也写到了不同文化理念下草原商人与外地(浙江)商人之间的碰撞与联合。
四、直白的文学表达
正如奎曾所说:“草原文学是在草原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主要是在产生了文字之后),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在内容上反映了草原游牧生活、抒发了草原游牧民族思想感情、表现北方骑马民族的性格特点,在形式上适应畜牧业生产的特点便于游牧民族人民理解、接受、传播、继承和发展。”既然是要“适应畜牧业生产”的特点,要便于游牧民族人民的“理解、接受、传播、继承和发展”,草原文学从审美趣味上来说,追求的当然是简单明快、通俗晓畅。由于上古时代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古代草原文学主要见于汉文典籍的记载,目前公认的最早的作品是西汉初年的《匈奴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此后代表性的作品有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木兰诗》、《企喻歌》、《从军行》等,唐代的某些“边塞诗”和“敦煌曲子词”,宋、辽、金时期的某些文人诗歌、民谣等,到元明清已是浩如烟海、蔚为大观。翻开那些不同时代的草原文学作品,一般来说,用不着那么多的“专家”进行苦心积虑的“考证”与“注解”,其直白的表达和质素通俗的语言看上去都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障碍。前面已经提到的耶律楚材是公认的文学高才,但他写的诗却不怎么追求高深莫测,诸如“葡萄亲酿酒,把揽看花开”、“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开尊倾美酒,掷网得新鱼”、“麻笺聊写字,苇笔亦供吟”、“游优聊足岁,更不忘归程”、“为人且知足,何处不安生”、“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这样的诗句,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看得懂、记得住,所以影响面广,流传迅速。
草原文学直白、通俗的表达方式,与元代以后民族大融合和各民族之间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是相适应的:“元代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学是雅文学为结构主体的文学,元代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是俗文学为结构主体的文学。”“具体说元代民族大融合,抑或说元代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促进了文学的通俗化,使元曲这一通俗文学样式占据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地位。”
文学风格或者说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唐宋之前,通俗文学已经存在并且逐渐发展,只是因为正统的“载道”文学和抒情文学势力过于强大,才使得通俗性的文学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到了元代,因为汉语的权威地位和以汉语为载体的主流文化受到冲击,通俗文学得以发展壮大:“元明戏剧中的蒙古语词汇的大量出现不仅体现了元代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蒙古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差异性在语言系统中的影响。蒙古语词汇对元代的社会语言产生了影响,同时又进一步沉淀在汉语中,从而也影响到明代的戏剧作品。虽然明代蒙古族的文化社会生活对中原的影响已经基本淡出,但汉语中的蒙古语并没有立刻消失,蒙古语作为外来语介入到汉语中,并在汉语中得到继承。”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曾有这样的评述:“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胡适的这段话耐人寻味。胡适、陈独秀等人五四时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这一切与草原文学的表达方式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值得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草原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中国文学以丰厚的营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样的贡献,早就有有识之士给予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评价,但是,就整个中国文学研究来说,草原文学研究明显用力不足。前不久去世的扎拉嘎先生曾说:“在以往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薄弱环节,即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影响汉族文学,并进而如何促进中国整体文学发展估计不足。”这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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