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了明代徽州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显的状况，研究了明代徽州通过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解决人多地少的压力，以及通过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的不断提高，完善了防洪、抗旱、灌溉和排涝系统。认为明代徽州农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农业生产结构趋于合理化，并展望了今后需深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明代；徽州；农业
徽州是一个开发比较晚的地区。由于徽州山隔壤阻，西晋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躲避战乱迁入徽州，徽州才真正进入较大规模的开发时期。此后，中原地区的大族不断举家南迁，加速了徽州地区的开发。明代徽州农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农业生产结构趋于合理化。人口与土地在农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明代徽州人口相对于土地的大幅度上升，对徽州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及农业发展有重要影响。
随着徽州人口相对于土地的大幅度上升，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显。徽州多山而土地贫瘠，为解决人多地少的压力，明代徽州通过使农业生产结构趋于合理化，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扩大竹、松、杉等竹木及茶、棉、桑、水果、油桐、生漆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解决了人多地少的压力。此外，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不断提高，不断完善了防洪、抗旱、灌溉和排涝系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人口相对于土地的大幅度上升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山区和丘陵的居住人口一般都比较稀少，而徽州地区的人口却一直缓慢而稳定地增长。明代前期，徽州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幅度不大。从成化年间开始，徽州人口便一直保持着逐步上升的趋势。人口的增加必然相应地需要一定数量的食物，而在农耕社会，食物的增加又必然需要耕地来满足。由于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单位面积耕地产出量的提高是有限的。所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势必需要扩大耕地面积。从表１可见，明代徽州的耕地面积是逐步增加的。然而，人均耕地面积才是反映人口与耕地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指数。明代徽州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在４．１８～４．８９亩（１ｈｍ２＝１５亩），而且从成化年间开始，人均耕地面积数不断下降（表１）。而明代全国人均的耕地面积在６．５～２０．６亩浮动。相对于耕地而言，明代徽州人口大幅度上升，人均耕地面积则非常有限。因此，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明代徽州农业上有效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2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徽州峰峦掩映，川谷崎岖，居于万山环绕之中，“山多而地少”。明代徽人根据耕地和山地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
由于徽州山多田少，徽州百姓开山劈田，形成了很多层层如阶梯状的“梯田”。“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耕地土质贫瘠，不仅耕种很困难，而且还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冲击。因此，明代徽州粮食作物虽然种类比较齐全，有大米、小米、大麦、小麦、荞麦、麻豆、粟、穄等，但是产量很低。对此，顾炎武曾有过细致的描述，“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山峭水击，滨河被冲啮者，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徽州不是生产粮食作物的适宜地区，“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明代歙县“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至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其他各县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然而，由于徽州地区山多岭密，气候适宜，经济作物种类繁多，如棉、麻、蚕桑、茶等。
明代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甚至以法令形式强制农民种植棉、麻、桑，朱元璋初立国便下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促进了徽州地区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嘉靖时期徽州知府何东序在“新安乡约”中明确规定：“农桑衣食所出，事不可缓”，“国初行天下，百姓多种桑枣，每户初年二百株，次年４００株，三年６００株，违者全家发遣充军，今与民约，如数植桑，其不如约有罚。”明朝对蚕桑产地征收蚕桑税是通过折绢丝而征收的，弘治年间，徽州府便是绢丝赋税的征收地之一。因为养蚕非常重洁净，所以每年三四月份期间蚕出生时，养蚕之人都要熏浴斋戒，徽州“俗重蚕，至薰沐斋洁以饲之。
徽州山多田少，居民“恒藉养茶为生”，种茶历史悠久。明朝徽州的名茶主要有松萝、黄山茶、大方、祁门安茶。松萝茶，隆庆年间始创，据《休宁县志》载：“邑之镇山曰松萝，远麓为榔源，多种茶，僧得吴人郭第制法，遂托松萝，名噪一时。”万历《歙志》亦云：“茶多出黄山榔源诸处，往时制未得法。二十年来，邑人有薙染、松萝者，艺茶为圃，其法极精。然蕞尔地耳。别刹诸髡采制，归共以取售，总号曰‘松萝茶’。间有艺园者，制出尤佳。顾其法已流布，在在能之。”冯时可的《茶录》云：“近出松萝，最为时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其后于徽之松萝，结庵采诸山茶，于庵焙制。远迩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明代许然明在《茶疏》中视黄山茶为全国之冠。此外，明代歙县潜口紫霞山的紫霞茶，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明代诗人袁启旭的《紫霞山试茶》云：“阮公溪畔是仙家，山上旗枪带石霞。谷雨过时堪小摘，洞云深处有灵芽。烹来活火三春候，坐傍浓荫一树花。莫道卢仝偏好事，天香未许世人夸。”诗人潘允哲也写下诗行：“茸分玉碾同兰气，火暖金铛见雪花。漫道玉川旭羡蕊，还如鸿渐建溪芽。”创制于隆庆年间的“老竹大方”是徽州的又一名茶，相传由大方和尚于歙县南老竹岭创制，另有说法，该茶是因山得名。“大方以旱南有大方山而得名，或云仿僧之制法，故以僧名名之。产诸旱南者味极浓厚，为邑产佳品。”
明代，徽州通过广泛种植经济作物，提高了土地产出的经济效益，竹木业的发展则有效利用了自然资源。竹木业是明代徽州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大抵新安山多田少，故民勤于栽植”。徽州地区竹木品种很多，有笙竹、苦竹、淡竹、金竹、水竹、篁竹、紫竹、班竹、老竹、桃枝竹、慈竹、对青竹、拜竹、猫头竹等。各种树木更是应有尽有，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有７５种之多，其中以杉、松、柏等为主。弘治《徽州府志》云：“大抵新安江之木，松煔（杉木）为多，必栽植始可成材，而婺源、祁门之民尤勤于栽植，凡栽以３０年为期可伐。”又称：桐子树（油桐树），“其子可取油，凡栽杉必先种其树，其叶落而土肥也。”休宁也多植杉，“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徽州早在宋代，就有生女栽树的风习，“女子始生，则为植檆。比嫁，斩卖以供百用，女以其故或预自蓄藏。”竹木业在徽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民间日用咸赖山木”。种植竹木的利润也远远大于种植粮食作物，正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出，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也。”因此，徽州官府和民众为了保护竹木，还订和约或立禁碑。嘉靖年间祁门知县桂天祥勤加督率，“荒山僻谷，尽令栽养木苗，复加禁止，失火者，枷号痛惩。盗木者，计赃重论，或计其家资量其给偿。则山木有养而民生有赖矣。”又如《明天启二年三月歙县潜口按院禁约碑》，对砍伐黄山大木等详细规定了具体的禁止措施，“敢有轻犯禁款，许议人获赃，据实首告，定依犯禁宪拟。其巡捕、保甲容隐不举者，罪决不姑贷，须至禁约”。
明代徽州各种竹木副产品亦驰名遐迩。歙县问政山出产的竹笋，肉白鲜嫩，被称为“白壳苗”，明嘉靖《徽州府志》记载：“笋，出问政山者，味尤佳。”此外，各种林业副产品也极富特色。除了竹笋、香菇、香榧等土特产外，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有梅、李、桃、柿、梨、杏、枣、栗、橙、枇杷、柚、橘等近２０种果品。其中，黄山猕猴桃、歙县三潭枇杷、徽州雪梨品质优良。正如《歙县志》所云：“歙县雪梨，为上品，色白气香”。“梨称雪，状其色也。吾邑梨初结实时，用柿漆纸就树上裹之，故色白，不裹则青而皮粗。”还有一种涩梨，药用价值极高，去核并加以冰糖炖煮，有止咳润肺之功效，故《歙县志》说：“其涩者，治肺疾有效。”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曾考察黄山猕猴桃：“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明代徽州的林业副产品还有各种药材以及油料。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有药材８４种，还有油茶籽、油桐和生漆等各种油料。祁门县栽培油茶历史最早。桐油，“各县皆出，惟婺源、祁门为多”。生漆，是漆树皮经切割后流出来的液体粘性物，“诸邑皆有之，山民夜刺漆，插竹笕其中，凌晓涓滴取之，用匕刮筒中，磔磔有声，其勤至矣。岁旱则益少，天时雨，汁又不佳。”
明代徽州农业生产结构的趋于合理化，离不开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的提高。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建设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
3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的提高
水利建设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谷非农不生，农非水利不殖”，“水利关农田之大者，古人所以重沟洫也。”徽州处万山之中，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田高亢易枯，十日不雨，则仰田呼，骤雨山涨暴，粪壤之苗又就颓靡。”因此，明代徽州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发挥水资源在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徽州境内的水是开放的，“它由境域的因缘四向辐射：北境水阳江、青弋江；西境秋浦河，均流入长江；南境阊江、婺水，南流西浙入鄱阳湖；东西境马金水流入浙江金兰盆地，联结闵粤之要冲；东境新安江、武强水，东注钱塘、东海。”徽州人正是利用便利的水运和外界联系起来。
此外，明代徽州广泛兴修堨、堤、壩、塘、渠、陂等多种防洪灌溉设施，水利兴修不胜枚举，“凡叠石累土截流以缓之者曰壩，障流而止之者曰堤，决而导之，折而赴之，疏而洩之曰堨，瀦而蓄之曰塘，御其冲而分杀之曰射”。据道光《徽州府志》记载明代徽州各县水利兴修情况：歙县塘７２所，堨３５所，堤１所；休宁县塘２７８所，堨１６６所，堤２所，壩１所；婺源县陂１２１所，堨１３８所，塘４３所，渠１所；祁门县陂３２所，塘３０所，堨１４２所；黟县塘７所，堨１７２所；绩溪县塘６６所，堨１０８所。明代徽州兴修的主要水利工程如表２所示。
4结语
明代徽州农业的发展，除了表现在通过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使农业生产结构趋于合理化，解决了人多地少的压力，还表现在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的不断提高，完善了防洪、抗旱、灌溉和排涝系统。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山林经济是明代徽州农业发展的基础，山林经济的自然性决定了其产品大多近乎是原料的流通，商品价值率低。明代徽州农业发展的特征以及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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