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一般意义上，回应是指利益主体对外部相关情况采取的立场、观点或行动举措。现代政治研 究的“回应”源于此，又高于此，它所揭示的是政府与社会基于现实利益矛盾和公共问题的解决而产生的互 动现象、关系及过程。回应型政治正是基于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将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行动的权力范 式。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了回应型政治的典型样本，展现其显著特色和 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多层面的政治回应制度；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技术；包容开放的政治过程。 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回应型政治面临诸多新挑战，需要增强政府的政治设计能力，对社会多元利益诉 求做出正确的选择；弘扬公共精神，增强社会理性；发展协商民主，完善偏好转换机制；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发挥社会评价的驱动作用。
关键词：回应；回应型政治；共享发展；中国经验
如何重视社会诉求，协调利益矛盾，实现共享发 展，是我国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取得 的显著成就，向世界充分展现了我国政府以人民为中 心、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构建 了回应型政治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 到，我国社会步入新的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正在发生 显著变化，政治运行面临诸多新情况、新挑战。顺应时 代潮流，坚持并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使我国社会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方向前进，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与使命。
一、回应：现代政治的研究视角
在当今社会，“回应”一般是指政府、社会组织、 企业、利益群体及社会个体等不同主体对相关利益 矛盾或热点问题采取的立场、观点及行动举措。而在 现代政治的视角下，回应不是某利益主体单向度的 行动或单纯地指政府对民众利益需求的满足，它所 揭示的是政府与社会基于现实矛盾和公共问题的解 决而产生的互动现象、关系及过程，它强调平衡和协 调社会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回 应主体由于角色和目标的不同而表现着不同的行为 特质。
1.社会回应——维护或改进自身权利的自为行 动。在现实社会，改革发展必然带来利益格局变化， 社会成员、利益群体及各类组织对自身利益的减损 有着最直接、最现实的感受和体会，为反映切身利益 问题，维护或增进自身权益，他们会付诸于行动，以个人上访、群体性行动、公共舆论等多种方式表达利 益诉求和期待。例如，群体性行动——这种以群体利 益诉求为目的的社会抗争，在我国过去的 30 多年 中，它主要集中在改制企业员工的利益保障、土地征 用及房屋拆迁的价值补偿、环境弱势群体的权益维 护三大方面，是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 程中最为激烈的社会博弈。利益相关者试图以集体 行动、将事态搞大的方式以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政府 的关注，从而达到获取应得利益、改善生存境况的目 的。再如，公共舆论，“是公民对于流行的、特定的问 题和事件的反应，从而使官员们了解民众对于特定 问题的想法”。在互联网技术普及化运用的条件 下，网络舆论以传播的快捷性、议题的放大性、主体 的群集性释放着超强社会能量，成为当今人民群众 表达思想和诉求的最便捷有效的工具。在我国每年 “两会”召开之前，媒体调查显示，公共舆论高度关注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问题，聚焦收入差距、教 育公平、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医疗服务、住房保障等 民生议题，这成为政府行政与公共政策改进的强大 动力和压力。当然，社会回应不仅仅表现为民众对政 府行政、公共政策实施中存在问题的批评、质疑、问 责，也表现为对政府工作作风改进、公共物品供给及 时、反腐倡廉深入推进等正效能行为的肯定。总体而 言，社会回应多偏重于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 益，缺乏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量，其目的在 于通过一定的行动引起政府和社会对其所反映问题 的关注，期盼得到有效解决。维护和改进自身利益是 社会回应的内在驱动。
２.政府回应——巩固权力合法性的被动或主动 行为。政府回应是对社会回应做出的反应，具体包括 立场、态度、行动举措、政策、规划等。根据政府回应 客体的不同，可分为“被动回应”和“主动回应”两大 类。被动回应的客体是指民众或社会群体明确表达 出来的要求，主动回应的客体是指社会的潜在要求。 在现实中，“被动回应”也可称之为“问题倒逼的回 应”，是政府对民众提出的要求、批评或建议做出吸 纳和反馈，主要是解决民众或社会提出的现实矛盾 和具体问题，体现政府服务的基本职责。“主动回应” 也可称之为“战略引领的回应”，是政府为整个社会 和全体民众谋求大局或长远利益的行为，是在改革 发展重大问题上的“运筹帷幄”“从长计议”，体现政 府高瞻远瞩的政治能力和责任自觉的政治品质。
作为政府价值导向及行政能力的具体表现，回 应是政府获取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在应 然意义上，政府回应必须主动、及时、有效。“回应意 味着政府对民众关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的要 求做出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回应是一 个组织对公众所提要求做出超一般反应的行为。某 些时候，回应应该是政府首先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案，甚至是首先确定问题的性质”。面对错综复 杂的社会诉求，政府不能陷入“众口难调”的被动困 境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临时应付，而应当倾 听和分析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把握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主导性和引领性作用， 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决策，这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服务是现代政府的职能和使命，责任是其内 在驱使，那么，政府回应则是连接政府与公民、社会 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传导机制。”只有责任 政府才能主动、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问题和公共需 求，并能从战略上统筹和协调利益矛盾，从而不断巩 固权力的合法性。
二、回应型政治及当代中国经验
当前，政治的现代化呈现出两大趋势，“就国家 方面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增长、政治体系 能力的提高；从社会方面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力 量的增长，它对政治体系的参与和影响的扩大，这主 要表现为民主化”。回应型政治正是体现国家力 量和社会力量双增长的背景和要求，反映政府和社 会对现实利益矛盾或公共问题的有效互动，将达成 的共识转化为公共行动的权力运行范式。其一般轨 迹呈现为：聚焦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社会的 本能回应（以上访、群体行动、公共舆论为主要方 式）——政府的责任回应（以政策、制度、规划为主要 工具）——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问责、评估、总结和反 思——下一轮的政治改进和完善。相对于传统的管 制型政治突出统治者的权力中心地位以及科层体制 运行的对上负责、按传统规则和程序办事，回应型政 治强调政府回应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动性、及时性 和有效性，它以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公共问题为导 向，通过多层级的公共协商、凝聚共识从而制定出解 决公共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并通过社会发展状况以 及民众的获得感等评价机制检验其成效、矫正误差。
回应型政治的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长期的实践 中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倾听 人民的心声，汲取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完善政府 行政制度和工作作风，塑造了回应型政治的典范，并 形成了显著的中国特色与经验，这主要表现在：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原则。执政党的价值理 念及其行动是考察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的根本要素。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在 执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和 发展思想。这源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的利 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 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 产党确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执政党的思 想、主张、政策来自人民群众，又回到人民群众中接 受检验和批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 的中国化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原则还充分 地体现在党和政府所秉持的发展理念上，“人民是推 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无论是早期的改革开 放，还是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党和政府都是顺应人 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 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２. 多层级有效运行的政治回应制度。回应型政 治能否有效运行关键在于政府回应的制度机制是否 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 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其功能设计上，体现着“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制度安排，并呈现有效吸纳、整 合民意的功能：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来自各行 业以及各地区和部门的代表在体制与法治的框架内 展开讨论和协商，代表们“对政府提出很多犀利的问 题，对很多问题进行非常透彻的讨论。政府给出的回 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准备的，提出的政策都将 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而不像西方国家议会里部长 们对议员们的承诺可能只能持续几天，甚至只有几 分钟”。“政治局常委参加地方代表团的审议，覆盖了 方方面面的重要问题，这种讨论和交流的重要性和 实质意义要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议会里的一些辩论。” 除了国家层面的政治回应制度，我国各层级政府积 极履行为民服务职能，设立信访制度、领导接待日、 政风行风监督热线等措施，保证了社会回应与政府回应之间的有效对接和互动。特别是近年来各级政 府利用信息技术普遍构建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回应 制度，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回应社会诉求的能力和效 率，典型如上海市各级政府网站开设的“回应关切” 栏目，遇有重大突发事件、重要社会关切等，按照程 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政策措施以及 处置结果等，确保了政府网站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及社会热点事件时的主动性。
３. .注重问题导向和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技术。 利益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存在，不同利益群体 都会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做出不同的回应，但如果政 府对此缺乏有效的协调，社会将陷入对立乃至对抗， 从而使社会陷入动荡、社会发展停滞、民众福利水平 降低，这是不少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深刻教训，也 是当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政治文 明的社会，不仅表现为建立健全规范人们行为的法 律规章，还表现为能够锻造凝聚社会共识的民主政 治技术。我国政府坚持问题意识，用改革、建设来回 应发展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 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 以深化。”“ 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果断而深 入地解决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在攻坚克难中推进改 革与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鲜明 特点。”在处理社会及地区发展中的利益矛盾方面， 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坚持“大局”意 识和“社会最大公约数”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 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 种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努力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技 术，摆脱了西式民主越来越多地呈现在解决社会问 题上政党之间相互否决、政府弱化的困境。
4. 包容开放、共建共享的政治过程。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 人的需求的状况”，使“所有人共享创造出来的福 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战略，强 调要让全体人民共建发展过程，共享发展成果，这是 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坚持和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我国不断完善和巩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规 定，深入推进在政府信息公开、简政放权、协商民主 等方面的工作，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 社会经济利益多元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 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 的使然。”其核心“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 即开放、竞争和参与”。政治过程开放展现了执政 党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
三、新阶段我国回应型政治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 次的特点；与此同时，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中的转 型成本沉淀，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相对固化，深刻地 影响着社会心态。在实践中，个人与社会、局部与整 体、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矛盾呈现诸多新情况，回 应型政治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基本权利诉求型社会矛盾集中呈现，回应 客体更为错综复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 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及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伴随 着物质财富基础的极大改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 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化运用，我国民众的权利意 识不断增强，表现为民众突破了以往封闭、狭隘的思 维方式，以更为开阔的眼界和水准审视、评判政府行 政与服务。在利益诉求方面，如果说在改革的前期阶 段，社会矛盾还较多地集中在改制企业的利益分配、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用及房屋拆迁补偿等 物质权益层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和政治 的转型逐步迈入中后期，在市场化、信息化、民主化、 现代化的发展浪潮下，我国民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基本权利诉求集 中呈现，回应型政治的客体要素更为错综复杂。
其二，公共理性匮缺常常使公共政策调整遭遇 巨大阻力。社会个体、利益群体及社会组织以维护、 改进自身利益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双重价值标准审 视、参与、评判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但个体或群 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之间总是 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社会成员或组织本能 地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去评判，使政府出台的一些旨 在促进公平的政策因为遭遇现实阻力而被迫妥协或选择放弃。对此，在政府层面，值得反思的是对于涉 及民生利益的重大政策调整或项目建设，应当做好 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适宜的时机选择、社会反响 的预案设计等工作。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值得反 思的是“舆论喧嚣中政府与个人之间日渐紧张的张 力，究其原因，在于私益嚣张而公益废弛，隐隐失落 了可将私益连接起来进行沟通的公共价值纽带，由 此形成了公民的匮乏”。
其三，社会保障的刚性攀升使公共财政支出的 潜在压力不断增大。社会保障是涉及全体社会成员 的福利事业，是社会分配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自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提高，极 大地增强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城镇退休职工的 养老金实现了连年递增，构建了覆盖城乡的医疗保 险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充分肯 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潜在的问题：一方面 是民众普遍地具有“福利刚性”和“福利攀比”的心 理，不仅有纵向的福利比较，更有横向的地区、行业 和群体收入比较，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调整只能做“加 法”，不能做“减法”；另一方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 国各级政府一直承担着养老金的“兜底”义务，即以 公共财政支出承担起养老金的财政责任，履行着社 会保障“最终付款人”的角色。社会保障福利的递增 必须以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前提，而 现实中，我国一些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发展条件的 制约，人才流失严重，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财税基础 不断下降，养老金发放捉襟见肘。尽管目前有中央政 府以划转国有企业利润、加大转移支付的方式加以 充实、补偿，但是随着经济增长趋缓、深度老龄化社 会逐步到来等，社会保障收支缺口的潜在风险将会 增大。
其四，阶层固化使人们习惯于用站队的方式表 达态度，蕴含社会撕裂的风险。期盼社会公平、谋求 自身及子孙后代有较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是每一个 人内心都怀有的美好希望，也是人生奋斗的动力之 源。政治机制对此所能提供“获致性”制度、规则的 程度深刻地影响着世态人心。自 ２0 世纪 ９0 年代以 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并演变为阶层固化的问题日 益突出并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权力 与资本聚合，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操控社会 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和社会资源被垄断，缺乏 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挫败了普通民众奋斗的意志，乃至出现了“底层弃学”“中产焦虑”的社 会现象。因收入水平以及在社会经济中所处地位的 影响，人们习惯性地将自己归类，形成穷人与富人、 民众与官员的无形界限，也习惯于用站队的方式来 看待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其中蕴含着社会 撕裂的风险。
四、不断提升我国回应型政治的运行水平
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权力结构的 合理化、政府能力、社会的公共精神以及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的制度建构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发展水 准的基本维度。新时代赋予我国政治发展新的期 待、新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和人民的主 体性功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是提升我 国回应型政治运作水平的核心。在实践中，需着力把 握好以下环节：
1. 增强政府的政治统筹能力，对社会多元利益 诉求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安排。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 的国家，在如此超大型社会中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诉求是庞杂而艰巨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我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领 域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多元并发；同时，在民主化、信 息化的发展浪潮下，民众的眼界极大拓展，他们不仅 期望物质层面的财富增加，也更期盼社会公平、政府 廉洁、环境美丽，这些变化考验着政府的责任和行政 能力。如果缺乏充分的政治设计与统筹，“摁下葫芦 浮起瓢”，必然会损害政府信誉，影响社会秩序。需要 利用好大数据技术，重视研判舆情信息，对社会多元 利益诉求以及现实问题做出科学决策：一方面，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踏踏实实 解决好社会反应强烈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把握好 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潜在的要求，以高度的前瞻性优 化政治设计，统筹兼顾，努力实现改革、稳定、发展三 者之间的平衡。
2. 弘扬公共精神，增进社会理性。公共精神是现 代政治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 “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 持（其他）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 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 聚”。在公共精神充分显现的现代社会，公共问题 的治理方案是遵循规范程序、提炼公民意见的结果， 是“公民行动者”在场的一种表现。公共理性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内涵或特质，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 共善。而公共善的形成离不开公民的参与、沟通、反 思和相互教育。不可否认，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缺 乏公共精神，表现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服务公共利 益的意识和能力较弱，也表现为民众对社会热点、焦 点事件缺乏理性思考，轻信谣言，多表现为泄愤、猜 疑、谩骂。增进社会的公共理性，对于政府而言，需要 提供更为充分的公平规则，激发民众对社会公正的 信心；对于公民个体而言，需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和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培育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心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 值规范与道德要求。
3. 丰富协商民主的方式，完善偏好转换机制。对 于公共事务，利益群体或个人总是习惯于强调自身 的偏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缺乏长远利益和公共 利益的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协商、公共决策的 不可行。为维系公共利益，应创设利益相关者交流、 协商的平台，在说服和聆听中摒弃专断、转换偏好、 达成共识。当然，由于规模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协商 民主不能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够在事实上参与每一项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它在本质上要求通过不 断的制度创新，使每个公民能有机会或有权利在自 己愿意和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讨论 之中，并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批评或提 出建议。近年来，我国政治实践中创设的人民论坛、 民主恳谈会、议事会、公共政策听证会、参与式预算、 法律草案公开讨论等等，都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 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普及化的今天，人们更可以超越 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拥有更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 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公共政策过程或国家治理过程 之中。所有公共事务领域都可以是协商民主发挥作 用的场所，为此，需要发挥舆论媒体的正面导向作 用，通过引导和协商，形成符合公共利益、长远利益 的公共决策机制；同时，加强专题协商、跨界协商、对 口协商，注重吸收不同利益群体参与协商，通过与政 府决策部门的经常性互动，使协商民主在平衡社会 利益、落实民意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发挥社会评价的驱 动作用。获得感是人们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生态等权益实现情况的纵向比较而产生的感受，体 现着政府及社会服务的“给”与人民利益之“得”的辩 证法，客观反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程度。其中的“利益之得”，在物质层面是指改革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 的提高，如收入增加、住房改善、看得起病、能接受优 质教育、养老有保障等；在精神层面则是指能拥有公 平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社会成员能有人生梦想和追 求，活得体面、有尊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作为我国党和政府工作的奋斗目标，也是检验公 共政策实施成效的客观标尺。通过建立以“获得感” 为基础的政策成果检验机制，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好 地顺应民众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能够使不合 理的政策得到及时发现、反馈和修改。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谋求共享发展，需要发挥社会评价的驱动 作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推 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 人民在共建和共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 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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