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话语来自政治实践或政治生活实际。当纲领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发生建构性影响，纲领的话语就具有了生产性。纲领政治就是基于政治实践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在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一系列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现代中国政治史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建立和发展的独特现象。从党的一大到十九大的近百年历程中，这个一以贯之的纲领政治的历史实践，书写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史，建构起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独特逻辑。
关键词：纲领政治；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话语生产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在组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初，就十分重视纲领的政治作用。19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在欧洲兴起。《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产生。恩格斯在1888年1月为《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说：“《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它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个政治纲领。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中能够解读出：纲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既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思想、根本目的、根本原则的总体阐述，也是根本立场、根本主张向世界的郑重宣示，更是实际行动的总纲、总规范。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是对于确定的历史实践的理论运用，是行动的指南。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纲领是他们组织国际工人运动，促进工人运动实现广泛团结与联合的根本原则与重要策略。1864年9月28日，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接受协会委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恩格斯后来分析总结该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的区别以及肯定该文件的意义时指出：“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从恩格斯1877年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请求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中能够了解到，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者、组织者、领导者。恩格斯说：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到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在第一国际10年来的活动中，马克思所制定的纲领发挥了引领与实际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政治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也体现在早期在一国之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纲领《爱森纳赫纲领》，这一纲领总体上体现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
19世纪70年代中期，围绕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两派（由李卜克内西及倍倍尔领导的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及特耳克等人领导的拉萨尔派）合并组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制定“哥达纲领”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无产阶级政党纲领问题阐释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反映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著作及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党的领导者的通信等文献中。《哥达纲领批判》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文献。在该著作中，马克思不仅通过严厉批判拉萨尔主义而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重要原理，而且包含着对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认识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纲领的重要思想。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政党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这面旗帜必须鲜明、坚决地申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不能存在任何歪曲、模糊的观念与观点。“哥达纲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它严重歪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因此，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与行动的关系时，人们通常误解了马克思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如果离开具体语境来理解或引用马克思这个判断，就会形成对马克思的误解。这句话出自马克思1875年5月5日写给威·白拉克的信。信中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如前所述，《爱森纳赫纲领》是总体体现《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精神的纲领，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马克思从国际工人运动团结壮大意义上起草的一个国际组织的纲领。显然，《爱森纳赫纲领》与《共产党宣言》精神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但马克思基于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对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两大派别的统一持支持的立场。因此马克思认为，比起眼下两个派别统一这个实际行动来说，纲领已经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合并以后的两个派别通过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那么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反映无产阶级政党运动更高水平的纲领。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从未轻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意义，相反，他始终把党的纲领的制定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水平结合起来加以强调。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思想。
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对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深远影响的《爱尔福特纲领》，可以认为该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个由一个国家内的共产党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列宁曾盛赞《爱尔福特纲领》是“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尽管该纲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等一些重要提法，但“大体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建党原则，代表了19世纪末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理论水平。该纲领后来成为第二国际各国党制定纲领的样板，一直有效到1921年”。
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定什么样的纲领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试剂，是评价共产党成熟程度与领导革命运动水平的重要依据，更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发展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形成了根本性影响。
二、纲领政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
一般说来，政治话语来自政治实践或政治生活实际。当纲领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发生建构性影响时，纲领的话语就具有了生产性。纲领政治就是基于政治实践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宣言》以及《爱尔福特纲领》的领悟，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实践过程中对纲领的建设，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治伴随着党的建立和以后的发展历程而形成并发挥了重大政治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1920年8月，陈望道译出并经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的确立，以及党的纲领意识的树立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同年10月，由李季翻译的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和1921年1月恽代英根据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英译本而翻译的《阶级争斗》两书出版。这两部著作“是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进行思想准备和宣传新思潮，特别组织翻译和出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论著”。由此说来，《爱尔福特纲领》也对正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发挥了实际的影响或参考借鉴作用。
党的一大和二大的核心议题都包括研究制定党的纲领。其中，一大在制定纲领问题上，已经有不同主张和争论。大会召开之前，关于制定党纲问题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论争。会议举行中曾休会两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由董必武、张国焘和李达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等文件。党的一大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确定了党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社会革命”等重要目的、目标、途径等根本原则。尽管这个党纲还很不完备，但它已经表明了党的基本性质，规定了党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历史使命的途径，从而昭示在中国将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进一步发展了一大的成果，实现了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最低纲领即形成了革命阶段性的思想，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改变了一大纲领中拒绝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原则，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所制定的两个纲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纲领的思想在中国变为实践的标志，是中国全新的现代政治史的奠基石，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的内核。
在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一系列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现代中国政治史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建立和发展的独特现象。从党的一大到十九大的近百年历程中，这个一以贯之的纲领政治的历史实践，书写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史，建构起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独特逻辑。从政治话语生产的视角来展开研究，有一批典型的纲领政治事件值得专题深入挖掘。其中，总体纲领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等，均需专题深入研究；不同时期一些具体纲领如土地革命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也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重要纲领政治事件。尽管学界从不同视域对这些纲领已经展开诸多研究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政治理论视角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例如中国的土地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很长时期内，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甚至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就是以土地革命或土地战争命名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闻名的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土地问题依然是其中一个十分凸显的问题。由此论之，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确立的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及其历史实践，就具有了特别的分析价值和中国政治话语生产的重要意义。
从党的七大以后，党章文本内容及结构出现重要变化，即在章程文本中均有党的纲领这一重要部分。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传统，由此开始形成中国纲领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确定轨迹。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制定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纲、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这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重大创造，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纲领政治的制度内涵及其重大实践意义。七大所制定的党的纲领，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系统阐释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明确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可以说，中共七大制定的纲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中，第一次通过党的代表大会，系统生产出一系列体系化中国政治原理，这些原理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转化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思想、党和人民关系、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判断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及特点等。所以，党的七大制定的纲领也是中国政治进程中一个十分典型的纲领政治事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话语史中无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纲领政治的历史实践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又书写了近70年不平凡的历史。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这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建构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对这一话语体系的系统深入完整的阐释，无疑是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纲领政治中的返身智慧
在纲领政治中蕴含了丰富的实践智慧。返身智慧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智慧。对纲领政治中返身智慧的研究，恰是中国政治话语生产的一种尝试。
生活中，返身不过是个经常发生和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以描述这个动作而形成的概念来隐喻人类不断回到自身，并将其上升到哲学层次来认识，从而，返身作为一种哲学或智慧话语，已经超越了通过直观而获得的对事物的常识性了解。这里，我们不妨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先来了解古代的返身智慧。《易经》复卦中所确立的“反复其道”的卦法，以及“不远复”“休复”“频复”“中行独复”“敦复”和“迷复”的多种复行路径，已然形成返身智慧。《易经》虽然贯通“物极必反”原理，但并非宣扬人世只能消极被动适应；相反，《易经》贯穿着从“物初”到“物极”的事物演化过程中人的因应变化规则，特别是对应这些规则人应取怎样的态度。“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是古代先贤对《易经》的认知与评价，也是对研习《易经》的指引。就复卦来说，该卦直接承接前卦“剥”，跟随的下一卦为“无妄”。依照《序卦传》的解释：“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由此来理解复卦，其思想内涵在于追求“复道”，即复回到事物原本事理，并要求行为者依据事物演化变迁实然状况，相应检讨自身，及时调整行为，使“道”得到贯彻。如果能够真正依照“反复其道”，做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中行独复，以从道也”“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那么，“能够返回正道，就不会虚妄了”。这个思想正是今天我们研究纲领政治中返身智慧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在此，返身概念延伸为对事物的事理的探究与坚持，返身智慧就是对探究成果的实际运用。
纲领政治中的返身智慧，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的智慧。不忘初心，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自建党时便已确立的共产主义追求，以及矢志不移为之奋斗的要求的再叙述。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世界上产生了这样一种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底的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做到底的这件事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但是，这是一件需要历史恒定性地保持“初心”，在不断前行中把握住使命担当，在曲折艰难中坚守定力的事情；这也是必须始终凝聚成最大整体、始终具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性的事情。在这一事情上，纲领的话语建构就是实践的历史统一性的建构，其中的返身智慧是：全党要做到心在身上须自知。这饱含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精神。
共产党政治信仰问题从来都是共产党纲领政治的核心问题。但人们迄今尚未从返身智慧的实践意义上深入讨论。作为一个政治实践的问题，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是通过返身智慧而呈现出连续的实践轨迹的。尽管目标在前，并且目的更在遥远的未来，但历史就在身后，道路就在脚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揭示了历史的方向以后，就把实践这个历史的当前性作为理论的重点和现实运动的中心。跟踪眼前事件、及时反思总结刚刚发生的历史、全面部署当前的任务，这些构成返身智慧的实际呈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深化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把实践作为历史来认识和把握，找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实践关系，建构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实践逻辑，这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政治的要义之一。
四、纲领政治中的整体论政治哲学话语生产
从梁启超欲建构中国政治哲学开始，近百年，一代又一代中国思想界群英付出过艰辛努力，虽然取得了能够载入史册的成就，但终未建立起中国政治哲学的独立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蕴含着并能够建构出自己的政治哲学语言。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都是例证。特别是，无论是作为中国的历史现象，还是作为全球化世界中一个中国现象，抑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样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创立自己的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当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纲领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纲领政治中，包含丰富的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值得挖掘。整体论的政治哲学就是包含在纲领政治中需要挖掘的思想。这里仅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纲领来研究其中的整体论哲学话语。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其所处的时代的生产方式为所指和标志，因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必定是整体性存在。在马克思恩格斯着力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分割成两种整体性存在，一是资产阶级，一是无产阶级。由解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而形成一种理解：在历史唯物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始终存在着整体性的哲学建构。基于这一理解，实际上我们发现了从社会的整体性到政治哲学的整体价值的逻辑。
在这里，整体就是定义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价值的一个范畴。这个价值范畴的提炼既得益于对历史唯物论的感悟，更得益于对当代中国生活实践的观察和慎思，特别是对纲领政治的思考。人们尚未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民等事物作为政治价值，在政治哲学的高度抽象层次上来思考其意义。这里的整体概念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成果。
整体作为政治价值范畴，其初始内涵是使之成为一体。整体作为政治价值来界定，强调的是它的实体的一体性追求及其结果。其中，实体首先是指人们组成的各种组织，如基本的组织是集体，更高级的组织包括政党、国家等，可统称其为共同体。这些组织体的基本性质在其整体性。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组织的集合，可称之为总体。总体强调实体的总和，而整体强调实体的一体性。其次，这里的实体也指社会制度、人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事物。此外，实体还包括诸如道路、政策、治理体系等共同事物。从实然上说，整体是指具有一体性从而实现了一体化的实体事物；从应然上说，整体是实体事物的理想状态。我们将这种理想状态称为政治价值，这种政治价值与公平、正义、民主、文明、和谐等政治价值相比较，更具有根本意义和价值前提性。
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党纲中，贯穿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整体理性观（大我、大理性）及变革实践观的逻辑主线，对这条主线需要充分解读和完整阐释。正是这条逻辑主线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基本立场、方法论和认识论。分布在纲领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民等概念既是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实然实体事物，也是基于这些实然实体事物的根本性质而抽象出来的政治价值。不仅如此，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及国家和社会所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在这个实践历程中提出的许多新概念，如“和谐社会”“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它们既是对实然事物的命名，同时也是对某种共同政治价值的反映。无论是基于实然事物的根本性质而抽象出来的政治价值，还是实践发展背后存在的共同政治价值，都是同一的根本政治价值。对这个根本政治价值用一个价值范畴来指称，这个价值范畴即整体。整体价值的确立，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逻辑前提和基础的确立。
集体是整体价值序列中一个最富话语张力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集体经历了“解构”与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实践中，从而也在纲领中得到反映。在当代中国，由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们组织成无数的集体。这些属于不同类型、具有不同特点的集体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现代政治文化的基本载体以及政治秩序建构的基础。由集体到共同体，由集体到人民，形成整体性确立的主要逻辑演化理路。整体价值的话语建构不过是整体性经由实践而实现的逻辑建构的表达。整体价值反向集体和共同体渗透并不断获得确认，从而理想社会不是作为与现实社会截然断开的需要到某一时间中才能变为现实的目标，而是在整体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不断成为一种现实性存在的历史过程。
显然，这个历史过程不是社会向着逐渐碎片化、无限分割一直达到个体单元不能再分割为止的展开。相反，它恰是社会以整合的存在形式实现其历史发展的诸多阶段。由此我们就易于找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及其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内在统一性，也有助于发现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发现，纲领政治这一话语在关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原理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层面，蕴含丰富的主题，值得深入挖掘。当人们思考和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的时候，纲领政治话语形成了一种“生产力”：它不是在套用某种理论模式的意义上通过“嫁接”来实现“创新”，而是从事物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中来揭示原本的精神或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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