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治疗是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图书馆学自形成理论以来，一直借助抽象思维认识与把握关于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并与哲学有着深厚渊源。从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思想逐渐渗透，到50年代方法论意义上与80年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基础探求，再到90年代“图书馆哲学”概念的提出，无一不是图书馆界将哲学视作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根本的体现。传统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这导致图书馆学一直是主客体的思维方式，同时当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又被现象描述层面的技术传统覆盖，因而在发展中出现了两种“病”：理论描述的空洞和信息技术的强势。图书馆学应在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拒斥空洞概念，警惕工具理性，把握哲学的转向，实现学科超越发展。
【关键词】哲学，图书馆学，治疗，
思想哲学自古以来是智慧之学，哲学的治疗性在哲学史上已被众多学者提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心灵为本原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是一种治疗j现代的维特根斯坦，以“治疗”比喻哲学，认为形而上学的病因在于脱离语言的日常实际使用，从而造成语言使用上的混乱和对语言用法的深刻误解，并提出哲学的工作就是把语言从天上拉回到地面；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将传统哲学(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看作疾病，通过对疾病的表现——“存在之离弃状态…‘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揭示与批判，提出“向另一开端的过渡”的治疗，由于这种治疗触及到了思想的源初和根基，可以说是一种较高境界的哲学治疗。20世纪80年代，关于哲学治疗的理论研究在西方逐渐兴起，随后我国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和著作，如包利民的《西方哲学中的治疗型智慧》、尚杰的《哲学治疗的可能性》以及杨玉昌编著的《作为治疗的哲学》等。综合哲学史以及近年来对于哲学治疗研究的理论成果来看，笔者认为，哲学的治疗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哲学的“自我治疗”，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治疗；二是哲学作为一个“治疗者”进行思想的治疗。后者既然能够应用于思想中，当然可以推而广之应用于成熟的某种学科理论，因为学科理论就是带有哲学思辨的思想。
1图书馆学与哲学的渊源
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建设实际上都面临这样的任务：对于自己研究领域的各种现象提出假设、理论和观点。一直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求人们，借助于抽象思维认识与把握关于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图书馆学中开始渗入了哲学，如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出版了《图书馆分类哲学》一书，德国人卡尔斯泰特提出了“客观精神论”，英国人包得菲写了《图书馆哲学》。在我国，杜定友等人最早在图书馆学中引入哲学思想。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创立“社会认识论”，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学者们逐渐发现，图书馆学需要理论研究，特别是需要哲学意味的理论研究，因为哲学能够为图书馆这一学科起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以20世纪50年代的图书分类研究这一偏实证化的领域来看，杜定友在《图书分类法意见》一文中，提出了“根据马列主义”“依靠真理”，确定分类原则。张德芳在其《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提出依靠“客观原则”和“发展原则”进行图书与学术分类。尽管那个时期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均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由于哲学(在当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图书馆学这一学科提供了方法论的揭示作用，所以作为图书馆事业理性认识的图书馆学，在面对高度抽象的、同样把握事物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的哲学时，在总体上总是被后者规定着研究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也随之进入高潮。随着1982年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第3理论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我国兴起了以哲学范式研究图书馆学的热潮，图书馆学界遂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尽管在80年代后期遭到了唯物辩证法派的批判，但由于“世界3”理论解释了客观知识世界独立存在的意义，仍然为图书馆学划定了研究对象的从属领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波普尔在著作中数次提及图书馆，他将图书馆视作人类为保存、积累“世界3”、并使客观知识得以继承与扩展的创造物，而人类的进化也是建立在客观知识的不断继承与拓展之上。“世界3”理论由于明确图书馆研究对象及其存在状态的终极归属，从而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首要哲学基础。当然，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不仅仅有“世界3”理论，还有诸如辩证法、哈贝马斯公共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等。随着近代以来哲学的转向，哲学对于传统图书馆学的影响逐渐过渡到价值论层面，如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及图书馆的社会价值等。
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被提出，但直到21世纪初，图书馆界内部对“图书馆哲学”这一概念的内涵认识还未完全达成一致：或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思维；或认为图书馆哲学乃利用哲学原理和方法探讨图书馆实践的本质之学；或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的职业价值观。虽然对“图书馆哲学”的内涵理解有一些差异，但仍可以看出，国内图书馆学界在理论研究水平上已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尤其表现在学者们运用哲学思维去分析图书馆领域的现象，如何长青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将“文献”视作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蒋永福以“客观知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提出“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叶秀山曾说过，“哲学是一门通学……哲学的通，不仅仅是指哲学内部各个部门、大类之间的互通，而且还指它能够在各门学科之间走得通。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都是可以贯通的。不管这些学科多复杂、有多硬，哲学都可以进去，都应该没有阻隔才对”。叶秀山之所以说哲学是通学，就是因为哲学是反思的、批判的智慧，它能够给学科研究领域带来深刻的启迪，促进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创新。图书馆学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哲学理论，正是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升华。
2图书馆学的发展“病”
传统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在于方法论，基于当时主流的科学方法论，将哲学方法视作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图书馆学的方法也受此影响。这导致了图书馆学在当代的发展中一直是主客体的思维方式。除此之外，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直被现象描述层面的技术研究传统所覆盖，“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一直被作为职业技能培训学问的实用图书馆学研究所排斥”。以上原因导致了图书馆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疾病”，一是理论描述的“空洞”，二是信息技术的强势。
2．1理论描述的“空洞”
纵观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历程，图书馆学的发展也有着类似的路径，即对图书馆本质的探寻还停留在哲学的本体论(本质学)的层面——表现在各种“本质说”的兴起，在方法论上停留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层面——表现在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就必然注定了在价值论上停留在科学主义层面——表现在唯科学、唯技术思想盛行。从目前出版的大部分关于图书馆学的著作和文章来看，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还局限于工作流程和技术要素这个闭合的环路——起点是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和技术要素，目标也是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和技术要素的改进，谈不上对图书馆生存背景和内在机理的更为本质的分析，甚至在一些主流的图书馆学教材中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原因在于图书馆学的研究者们大都来自于图书情报学科或者图书馆领域，他们从自己的学科和专业出发，给出自己的经验知识，很少去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来思考问题。从深层看，图书馆学本身是从经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生长出来，虽然在20世纪有学者探寻过哲学基础，方法论上也一直号称图书馆学的方法在哲学的指导之下，但基本还是处于朴素地、甚至现在看来有些生硬地套用哲学理论的阶段，整体上缺乏哲学的思辨与抽象化思维的指导。这就造成了在图书馆学发展至当代，尽管理论思潮出现了很多，如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价值、图书馆精神等，但均各成一家，不成体系。
回想20世纪80年代，国内图书馆学的主流充斥着各种“交流论”学说(它们源自苏联米哈伊诺夫的“科学交流”学说)，并因此在实践上形成了一股“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专业教育改革”潮流。但即使这样，“交流论”学说“无法解释也无法弥平图书馆、情报所和档案馆在实践中的差异”，这已经导致了图书馆学理论“空心化”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技术在图书馆学中的引入，各种思潮(包括技术的、人文的)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中传播迅速，在研究路径上、选题上跟风，内容上僵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新的事物、概念一出现，大量相关的文章就产生了，而它们多数是跟风而起的炒作，僵硬地将新概念生搬硬套入图书馆的理论或实践。这些文章虽盛极一时，但一旦过了“保鲜期”便没有了价值和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思维定势愈加明显，当代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学科多为计算机科学和一些强势的社会科学，而对人文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少之又少。哲学思维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路径中持续缺场。而当代图书馆学对实证研究的崇尚和对理论研究的贬斥，实际上犯了“功利主义”的病；在理论研究上沿用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解思路和思维习惯，套用一些空洞的理论口号，又犯了“简单僵化”的病。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图书馆学的研究如果轻理论重实践，只能使图书馆学永远停留在经验科学上，同样，如果脱离实践去空谈理论，只关注抽象的概念，也只能使图书馆学走向空洞之学。
公元2世纪初，第欧根尼曾以“铭文”的方式宣扬伊壁鸠鲁派哲学思想，希望为当时普遍的灵魂疾病提供治疗的“药”，并将伊壁鸠鲁哲学称为“治疗性智慧”。伊壁鸠鲁曾说过，“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病态。当代图书馆学发展至今，应该回头反思过去30年来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图书馆界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完成作为衡量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秉承建设完善的学科理论的使命，是否因着“建设”过当而有“为学术而学术”之嫌?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实践的推动者?
2．2信息技术的强势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国会图书馆MARcII的研发成功，国际图书馆界正式采用了计算机技术。随后，我国图书馆学界也将计算机应用到了图书馆学的研究中，正式开启了图书馆的自动化时代。70年代，图书馆自动化技术研究进入爆发期。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结合，促进了图书馆联机编目网络和情报检索系统的发展。90年代，数字图书馆成为了图书馆学的研发热潮。图书馆学界涌现了大量相关的论文和项目。而在技术类的文章中，追随、介绍最新的技术或使用某种技术的经验描述，又成为常态(这又进一步体现了上面提到的理论空心的问题)。此时，图书馆学的研究已经显现了“技术决定论”、“技术崇拜”的端倪。正如范并思教授所说，“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上，对一项‘技术’的如此大规模的关注是空前的，它改变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基本属性，使得关于技术问题的研究真正成为图书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2l世纪初，信息技术进入新一轮发展浪潮，web技术、移动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接踵而来，“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念又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首要概念。人们不会怀疑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引入图书馆实践中的结果，因为它们本身是可以被实证和量化的，可以很快见到工作中具体问题的解决效果。因此，技术研究者们认为技术的发展是决定图书馆未来的唯一因素，并开始轻视图书馆的人文传统。
然而，图书馆学毕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谢拉曾说过，图书馆学实质是“人文主义的，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据传在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私人藏书室门口标有“灵魂医治”的牌匾，说明图书馆从源初就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医治灵魂的场所。图书馆学发展至当代，其中的文献采访、信息咨询、典藏流通等读者服务也蕴含着人本主义思想。图书馆学要研究图书馆的发展，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范畴。当然“技术崇拜”现象已经引发了图书馆学界的焦虑，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也时有提出，但目前来看，还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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