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中，有三种进路最具有代表性意义，它们分别是“政治性”进路、“规范性”进路和“革命性”进路。总体来看，这三种研究进路处在不同的学思传统中，有着不同的立论前提，遵从不同的推理路数。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打通的隔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恰恰需要在这三种研究进路的视域融合中，来构建最切合思想史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以及最有理论反思力和思想张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进路；政治性；规范性；革命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但盘点有关这个话题的研究却不难发现，人们往往是在互不相同的语境下、以互不相同的方式、站在互不相同的参照点上来加以阐释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带来一种真正的学术讨论上的“百家争鸣”，相反在其中夹杂着很多扑朔迷离的成分，而且也使人们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学术对话。要有效地避免这个情况，从而找到人们进行对话的切人点及将相关研究推向纵深的突破口，就特别需要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不同进路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政治性”进路
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政治性”进路，是由20世纪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确立起来的，在今天依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人们的相关探讨。毋庸置疑，要厘清这一研究进路的来龙去脉并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必须回到阿伦特的语境。
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阿伦特曾这样说道：“要对卡尔·马克思进行思考或写点什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对晚近已经在民族国家取得政治上平等和合法参政权利的工人政党有着极大的影响。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无视在他故去后还没有延续到20个年头，他的影响力再度逐渐上升。20世纪20年代，这一广泛的影响从稍微有点落伍于时代的、严格定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扩大到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所有领域。”“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马克思对此并未特别精雕细刻，也不是始终明确，但是它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
这两段话表明，阿伦特在描绘马克思的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时，实际将后者刻画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从而将其理论工作的核心认定为政治哲学。阿伦特的这种刻画和认定，绝不意味着一个简单的学理性阐释，而必然是马克思理解史上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学术事件。其意义在于：在马克思的理解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是实证主义。由于实证主义并没有为政治哲学开辟出合法性的阐释空间，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存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样的说法。与这种情况相对比，阿伦特的刻画和认定，则不仅使“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合法的称谓和论题，而且也由此为人们开辟出了一个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全新学术向度和理论空间。
然而，具有悖谬性的问题是，阿伦特并没有因为上述贡献，而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学术前提，相反如果停留在阿伦特的基点上，我们很可能会得出一些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神实质相背离的结论。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阿伦特分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存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和暖昧不明的地方，而在于她所确立起来的“政治性”研究进路，并没有将她引向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世界。
我们之所以将阿伦特所确立起来的研究进路概括和指称为“政治性”进路，主要是因为阿伦特是基于对“政治”的独特理解和界定，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并评价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政治哲学理论的是非曲直的。在阿伦特的心目中，政治并非指人们通常所说的、与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相并置的领域，而是指人的生存境况。在她看来，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其政治性存在，人只有拥有政治性存在，才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否则，人可能就与动物无异。不过，作为一种生存境况的“政治”或“人的政治性存在”，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无标准的、可随意界定的东西，而是展现在人类具体活动形式中的生命体验，人类具体活动形式构成了政治的坚实载体。根据阿伦特的界划，人类活动在形式上分为三种，分别是劳动、工作和行动。虽然这三种活动形式都与政治相关，但她认为，唯有行动，才真正塑造和实现着人的政治性存在。原因就在于，政治的本质和内核是自由，而与劳动和工作相比，行动则具备了使自由成为可能的两个基本要件，即一是复数性，二是不可预见性。由此而论，一种政治哲学只有立足于行动，才能够触及政治的本质和内核，进而也才能够在理论上将人的政治性存在证立起来。根据这个判断标准，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只是一种疏远政治和消解人的政治性存在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不是在行动的立论基点上，而是在劳动和工作的立论基点上，来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叙事框架的。
首先，在阿伦特看来，在劳动的立论基点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之所以疏远了政治从而消解了人的政治性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以对自由的追求，而是以对必然性的追求为旨趣的。阿伦特的这个论点，来自于她对劳动的界定。以她之见，劳动是向人们输送生活资料、维系人的物质生命的活动形式，它具有显而易见的强制性和奴役性特点，在本质上从属于必然性领域而非自由领域。正是因为如此，在古希腊人对政治的理解中，劳动并不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被视为政治之外的东西。从思想史来看，以劳动为立论基点、以对必然性的追求为旨趣来构建政治哲学，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和“专利”，而是随着“社会”的兴起而形成的一个整体趋势和现象。阿伦特认为，在古代，政治是公共领域的事务，而劳动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在现代，劳动突破了私人领域的界限，逐渐扩展为一个吞食了古代的公共领域，并对政治起决定作用的“社会”领域。不管是洛克所描绘的那个“财产所有者社会”，还是霍布斯所勾画的那个“冷酷无情地致力于获取过程的社会”，都是指这个“社会”领域。既然这个“社会”领域对政治起着决定作用，而劳动又是这个领域最尊贵的东西，那么，包括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思等在内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实际都是在劳动的立论基点上、在必然性的领域内，来阐发各自的理论观点的。然而，必然性永远都只是一种前政治现象，劳动永远都无法取代行动而成为理解政治的有效前提，所以相对于古代政治哲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倒退。
其次，在阿伦特看来，在工作的立论基点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之所以疏远了政治从而消解了人的政治性存在，是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毁灭自由的暴力乃至极权主义的思维要素。如同上一个论点，阿伦特的这个论点，来自于她对工作的界定。以她之见，工作是人们创造一个不同于自然世界、并可以恒久存在的事物世界的活动形式，它虽然不具有劳动的那种强制性和奴役性，但它的思维前提，却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与政治之本质相去甚远的观念——制作。制作之所以具有暴力倾向并与政治之本质相去甚远，是因为它透显着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并始终要求确立一种整齐划一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提出一个可预见的结果。在思想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以工作为立论基点、以制作为思维前提来构建政治哲学的人。柏拉图构建政治哲学的这一路数，最终定格为根据先验的圈理念来塑造真理世界，从而又根据这个真理世界来改造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方案和理论图式。马克思秉承了柏拉图的路数和传统，并吸收了现代历史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人创造历史”的观念。这个观念表征着马克思对政治的一种特定理解，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使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成为一种历史主义理论。这个观念在马克思的身后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影响的范围“大大超出了深信不疑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和坚定的革命者们的圈子”。这个观念看似也蕴含了行动的成分或者本身就是在昭示一种行动，但其实它是对行动和政治的一种最彻底消解，因为它的思维前提就是具有目的论色彩的制作，而制作必然是行动和政治的天然对立面。从最后一点来看，不仅可以从“人创造历史”的观念中推出暴力，而且这个观念本身，也是从暴力中引申出来的：“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即暴力孕育了历史和政治的所有变革的看法，只是对整个现代所持信念的概括，并且引出了这个时代最核心信念的推论，那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如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一样。”
以上就是阿伦特在“政治性”进路上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所作出的解读和评论。平心而论，在阿伦特的解读和评论中，也包含了不少很有见地和价值的认识和观点。比如说，她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立足于劳动和社会来理解政治”的认识，就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一种深刻的思想史阐释。再比如说，她所提出的“马克思深受历史主义影响并将其政治哲学建构为一种历史主义理论”的观点，也真实反映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史背景及理论定位。然而，由于阿伦特是用她关于“政治”的先人为主的理解和界定来评判马克思的，所以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深深误解，无论是她从劳动的视点对马克思提出的批评，还是从工作的视点对马克思提出的批评，都是其误解的显证。阿伦特固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从政治哲学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学术向度，我们固然也可以以她为参照点，在“政治性”进路上开展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但我们却需要形成自己独立客观的学术立场，甄别其对马克思所作出的种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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