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语义本质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以身体词为例,人们对身体词的认识是与身体哲学分不开的。身体词不只是人类最早的词汇之一,也是人类理解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元语言。身体词的语义演变是建立在身体活动和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隐喻的认知机制从形而下的世界扩大到形而上的世界,从而完成了我们对世界的表征。
[关键词]哲学;语义;身体;身体词
语言的三要素为语音、语义、语法,其中语义因为无影无形,不易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20世纪,语义学却如同语言研究中的“灰姑娘”,成为众多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关注的课题。束定芳认为“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与语言学研究不同的是,它的发展既有语言学的传统,又有哲学的传统。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语言哲学的研究对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为了语义的本质把握,需要展开语义研究的哲学思考:语义的本质是什么?语义是如何历时演变的?看上去简单的语义演变,实际上蕴藏着各个民族久远的哲学渊源、深刻的认知规律以及丰厚的文化积淀。
本文以身体词为例,分析语义演变的路径和语义为何如此演变的本质。之所以选择身体词,是因为身体是我们认知世界的起点,身体词是考察语义演变的理想对象,从中可以提炼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语义演变规律,并能反观不同民族在语义形成和演变中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哲学底蕴。
一、历时的语义观
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都试图给语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并提出了纷繁复杂的语义理论。有将语义与所指对象联系起来的指称论;有将语义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联系起来的观念论;有将语义与受话者的反应(刺激—反应)联系起来的反应论;有将语义与语言的实际用法,或与语句所起的功能联系起来的用法论;有将语义与发话者的意向和所欲达到的目的联系起来的意向论;还有将语义与人类的感知体验、范畴化、概念化、认知过程、推理能力联系起来的认知论。
指称论是指词与事物之间的命名关系,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所指称的客观世界中相对应的对象,指称论表达的是语言和现实的一一对应关系。最早的古希腊哲学认为词与物是有本质联系的,语义的名称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中国的指称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荀子,他指出“名是指实的”。现代哲学中坚持指称论的哲学家有密尔,他提出了语义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指出了名称和指称对象之间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指称论满足人类最初对语义本质认识表达的需求,发现了词与事物的对应关系,看到了语义客观性的一面。但是随着人类认识和思维的不断深化,语言不再仅仅局限于描述客观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存在,抽象概念表达需要语言的虚指,这时指称论的解释力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例如神、天使、麒麟、龙、鬼等在客观世界中就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指称对象;而且有的词因为语境的不同有可能存在多个指称对象。所以指称论关于“语词是现实的镜像反映”这一孤立、机械的观点受到了分析哲学的猛烈抨击和批判。
19世纪弗雷格批判了指称论,区分了reference和sense的差异,正式确立了“观念论”。观念论认为语言符号是通过“观念”这一中介与所指物发生关联的,语义是语言所代表的事物在语言使用者心目中形成的某种观念或意念。虽然观念论克服了指称论中词和所指事物之间一一对应的原始性、直观性等缺陷,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对于观念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与人类的实践又存在什么样的具体关系等问题都没有给予充分的解释,从而没有赋予语言应有的地位。很多语义,如虚词、数词、抽象名词等在人心目和头脑中并不形成某种具体的观念;而且同一个词,因时间、地点的不同产生的观念也会有所不同,对于这些现象观念论也没有充分的解释力。甚至观念论的难以捉摸性导致语义缺乏确定性、稳定性,人的主观因素也没有考虑在内,这些缺陷后来受到了弗雷格、赖尔、蒯因等哲学家的批评。
20世纪被心理学界誉为第一次革命的“行为论”认为语义是一种刺激—反应的过程。行为论认为人学会语言不是遗传的结果,而是环境刺激的结果,例如“葡萄”会让干渴的人产生分泌唾液的行为,而“书”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刺激。人类的言语行为看成一种刺激—反应过程(即S-s-r-R),其中S和R是外在的刺激和反应,s和r是语言的替代性刺激和反应,一定的刺激S会引发一定的语言反应行为r,必须先有充分的输入之后才有输出。行为反应论所展示的只是一种因果的理想型反应模式,无法解释同一语境下,不同词语为什么有相同的语义,或不同语境下同一词语为什么有不同的语义。行为反应论只注重从某种心理过程来解释语义,这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也无法解释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和语义演变。
语义的用法论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不断有哲学家提及,认为一个词的语义在于它的使用。布鲁格曼认为一个词的意义主要看这个词用在什么地方。房得里耶斯认为任何一个词,使用多少次,就有多少意义,词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两次用于同一个意义。克鲁斯认为一个词的语境构成了该词的语义。弗雷格认为只有在语境中,而不是孤立的词中,才能发现语义。哲学大家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了语义用法论和语言游戏论,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取决于语词的用法,语言只有在具体的使用中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也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语言游戏的使用规则规定了语义的使用原则和意义。语义用法论突破了指称说、观念说的局限性,但也导致语义似乎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能通过用法来确定,将语义看成是认知主体创造、理解的产物,否定了语义的客观存在性,导致语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而背离了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认知概念论认为语义对应的是意识中的概念。很多哲学家都认为语义是表示概念的,如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所指是概念的,洪堡特认为词语是指称事物的概念,萨丕尔认为词是一个概念的符号性的语言对应物。实际上,词是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切分,这是语义的最本质的认知功能。因为世界本身无所谓意义,意义只是相对于我们人类自身而言的。没有语义对世界的认知切分,世界就是一片混沌和模糊,思想也无法界定。可以说,语义概念化创造了一个我们能够把握意义世界,语言成了人类存在和栖息的家园。但是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世界切分成不同的概念,概念化具有着不同的文化个性。
二、词和语义演变
词是符号,人是以符号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词一直都在发展变化着,词的历时引申演变既是人类认知的不断扩大,也是我们对世界的不断认识和表征。
以身体词为例,身体词是身体各个部位的语言表达。这里的身体绝不只是单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或者躯体,肉体和躯体只是身体最原初的意义和概念,是纯生理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社会发生关系的中介,是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性、文化性的人体,是一个包含着物质结构、心灵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整体有机范畴。因此,当我们谈论作为“世界枢纽“的身体时,已经是一个充满文化意蕴的具有人的意义的世界。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物体,更是人类经验和体验的汇合处。
为什么身体具有体验性呢?首先,身体是认知主体的出发点,所有的认知主体都是具有身体和身体感知的人;其次,身体是人的认知工具,我们是通过身体与外界互动获得知识和经验的;再次,身体也是认知最基本的对象,我们祖先最早获得的就是关于自身身体的经验,之后近身及物进行推理,获得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所以人是通过身体来感知和把握世界的。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明确指出,人的一切感觉、知觉、体验、联想力、现象场、对回忆的投射以及客观思维等认知要素,都与人的身体结构、身体要素、身体功能紧密相关。
身体词代表的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概念之首,身体词在认知中有着其他任何范畴都不能替代的基础性地位,正如沈家煊所说:“一切都是从人自身出发,引申到外界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等。”近些年来,语言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都反映出了对身体词的关注。人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相连并与其相互作用,身体是人给世界万物命名的出发点和参照系的坐标。实际上,在语言创立之初,人类的取象源头之一就是自己的身体,通过观物、取象、比类,人将自己最为熟悉的身体及身体部位与自然界的各种物象并置起来,通过体认或体验的认知方式在语言中留下了印迹。人在认知世界时,几乎将身体的各个部位以各种方式投射于客观物质世界,即人类是以认识自身身体的方式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
身体词成了语义演变的理想对象,这是源于身体对于人和语言的重要性。现在,身体词经过历时投射大都产生了基于本义的引申义或转义,但这些意义的生成不是没有规律的,通过认知取象表现出很强的系统性和规律性。例如我们把身体位置、身体形貌、身体功能等特征投射到客观物质世界,形成了“针眼”“河口”“菜心”等语词表达,实现了所谓的自然的人化。“胆颤心寒”“面红耳赤”“眼高手低”等词汇借助对身体及身体现象的描述来转指人抽象的情感和情绪,也无形中体现着身体的重要性。总之,如果仔细考察语言中的身体之维,就会发现身体已经成为我们思考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的思维范式,人以身体为参照对世界进行概念化,从而实现了现实之身到概念之身的语言置换。
三、语义演变的语言哲学透析
为什么“心”会从一开始表示“心脏”的身体器官演变成为我们的“思”之器官?为什么“肝胆”相合会用来表示真诚?为什么我们称领导为“头头”或“首领”?这些看上去简单的词和词义演变,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认知规律、丰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中华各个民族久远的哲学渊源。
语义演变的深层动因是各民族的哲学思考,人们对身体词的认识是与对身体的哲学认识分不开的。历史上关于身体的探讨通常是和心智结合在一起的,身心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不管是西方由来已久的身心二分,还是中国身体哲学的身心一如,都是东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使然。相对于东方哲学强调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西方则一直更注重“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思想,从而也孕育了西方如“心与身”“头与脑”等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 语义演变的西方哲学透视
西方哲学史上的身体是受争议最多的对象之一,经常被看作是被动的、机械的、物质的“臭皮囊”,成为理解绝对理念的障碍从而被哲学所排斥。如柏拉图曾宣布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也致使身体在哲学上长时间的缺席,这一身心对立的二元框架一直到尼采才有所瓦解。尼采的“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的“身心一元论”开辟了哲学的新时代。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则将身体提升到哲学本体的位置,为哲学始源的进一步回归提供了一个可以通达的路径。因为在世的身体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媒介物,也是人理解自我和世界的起点。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认知语言学认为世界是对身体及身体经验的隐喻,人的认知是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心智和推理也是建立在身体经验基础上的,具有体验性。
身心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实际上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就演绎着重心轻身的历史,身体作为心智的障碍被哲学和哲学家所排斥。柏拉图曾说所谓哲学的生活就是无视于肉体的愉悦而转向心灵性,明确地称身体是“灵魂”的坟墓,“死亡就是心灵从肉体中获得解放。”柏拉图思想中这种隐藏的身心二元区分,随着笛卡儿二元哲学的建立得以进一步的彰显。笛卡儿虽然不是身心二元论的始作俑者,但是塑造现代的身心二元论的确与他联系在一起。关于身体及身体的功能可以说自笛卡儿后被严重漠视,有关身体的讨论几乎消失不见。
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身体一直处于被压抑、被贬低的地位,是现象学重新将身体放置回西方哲学的中心,为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哲学始源的复归提供了可以通达的路径。具体来说,身心对立的二元框架到了尼采才有所瓦解,尼采的“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的“身心一元论”开辟了哲学的新时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更是将身体提升到了哲学本体的位置。他的《知觉现象学》一反昔日哲学仅仅关注形而上问题的传统,把形而下的身体作为现象学分析的起点,把“作为物体的身体”“身体的体验”“身体的空间性”“身体的性别”“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探讨,从而揭开了现象学发展史上的“身体现象学”时代。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身体成了意义世界开显的场所,“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从而将身体置于了哲学本体论的位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二代认知语言学,以大量的认知研究成果建立了认知语言学的身体哲学基础。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将过去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基础统称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哲学,同时宣称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身体哲学。身体哲学(EmbodiedPhilosophy)一词最先出现在1999年Lakoff和Johnson出版的鸿篇巨著“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Philosophy”中。当然Lakoff就曾使用过embodiment一词,但并没有将其作为哲学术语来使用。身体哲学认为,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思维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意义也是基于身体经验的,都具有体验性。认知语言学的身体哲学挑战了身体和心智相分离的哲学,世界成了对身体及身体经验的隐喻,身体的主观感受为认识世界和构建语言提供了体验基础和认知前提,这是人类在身体心智研究史上的重大转折。身体在当代语境下已备受青睐,成为众多学者,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家的一大关注重点和研究热点。
(二) 语义演变的东方哲学视角
中国的身体研究在西方影响下也有所升温。如果说重心轻身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身心一如才是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与西方传统的意识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乃是一种身体哲学,中国哲学不是主张思在同一的“我思故我在”,而是身在同一的“我躬故我在”,身体是赖以支撑起整个中国哲学体系的阿基米德点。身体在西方多被看成是机械性或情欲化的肉躯,但在中国身体却是一个意义极为丰富、庄严的符号,表达着身在其中的体验、体会、体味、体察、体证、体恤、体悟等。事实上,“身体”与我们平时所说的“肉体”和“躯体”绝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一个包含着物质结构、心灵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整体有机范畴。可以说,中国哲学视阈中的“身体”是消解了身体与心智、肉体与灵魂等二元对立的身心一体。体现在语言层面,如“心灵手巧”“目光远大”“眉飞色舞”“满腹经纶”等语词都在借助对身体及身体器官的描述,表达着与精神世界相关的情感、情绪、价值、文化等。
如果说西方哲学是重心轻身的历史,中国哲学则是身心一如的历史。相对于西方传统的意识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乃是身体哲学。虽然身体在中国哲学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流派中地位有所不同,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身体的不同解释贯穿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史,身体是赖以支撑起整个中国哲学体系的真正的阿基米德点。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黄金时代,如《尚书》“慎厥身”的重身主义,《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身体宇宙论,《礼记》的“敬身为大”,《大学》的“修身齐家”等等;尽管在宋明时期,随着此前佛学的盛行,而出现心识的觉醒和身体的归隐,导致作为一种意识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兴盛与阳明心学的大行其道;但在明清时期,随着泰州学派“明哲保身”的推出,以及王夫之“即身而道在”的闪亮出场,身体再次挺立于中国哲学舞台的核心;明清之后,由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心也渐渐偏向于“意识”而非身体。
在中国哲学视域中,身体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是思维通过身体来进行思考,二是说身体本身就在进行思维活动。身体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以体验的方式在进行,因为只有通过体验才能将客观外在世界与主观内在世界联系起来,身体体验成了人类思维的逻辑起点和认知世界的出发点。
四、语义演变的认知隐喻机制
隐喻是汉民族最早的思维方式。汉语言是具有隐喻特质的语言,这源于汉语言是以象形文字为根基的原因。如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心”“口”“手”等似乎直接模仿了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但实际上却都只保留了事物某些重要的形象特征,只是“象”,而不是完全等同,这种“象”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喻。因为隐喻是源域到目标域的跨越,象形文字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物象的语言跨越。所以汉语言这种带有象形文化特色的单字充满了讽喻、比拟和隐喻。可以说,作为历史上唯一保留象形根基的汉语言文字一开始就模拟了人与自然的象似性,具备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关系。
隐喻还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方式,是我们认识抽象事物的认知工具。因为隐喻具备发现事物之间象似性的能力,或以形象、或以意象为中介,将我们熟悉事物的特征迁移到未知的事物。例如用身体器官的“心”喻指中心、“手”喻指手段或本领、“喉舌”喻指代为发表言论的工具或人、“软骨头”喻指没有气节的人。如果说象形之“象”是一种直接隐喻之象的话,语义引申拓展之“象”则是一种更为抽象的隐喻之象。
人类开始认识世界的最初,出发点就是自己最为熟悉的身体。通过以身体为衡量坐标,确定了上下前后、左右里外、中心边缘等空间方位。可以说人类最早的认知方式就是身体图示,之后借助隐喻的认知机制将其扩大化,扩展到对自然外界的认识。古人最初就是利用人类最为熟悉的身体,隐喻表达了抽象的世界万物,用身体完成了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世界成了我们身体和身体经验的隐喻。
身体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起点,身体词概念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概念之首。人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相连并与其相互作用,身体是人给世界万物命名的出发点和参照系的坐标。事实上,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最初,是以认识自己身体的方式去认识外部客观世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这体现着以人为本,以身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如“山头”“山脚”“山腰”就是以身体部位为参照的语言表达形式。所以,身体不只是人类最早认知对象之一,也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认知工具,并通过隐喻认知机制从我们触手可及的世界扩展到形而上的世界,我们的语言世界由此扩大。
五、结语
语义演变的根本动因是各个民族文化和哲学的深层驱动,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是人类普遍的隐喻思维。汉民族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阴阳五行”“以人为本”的思想无形中影响着词语语义的形成、引申和搭配。例如“心”衍生了“心外无物”“仁心仁术”“人心惟危”等成语;“脸”搭配的词语有“丢脸”“赏脸”“争脸”等,而这是其他文化中少有的语义,文化和哲学就这样预先决定了语义变化的方向和结果。
立即询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