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记录、传承历史信息，研究各种历史信息捕捉历史真相，利用对于历史信息的阐 释服务于人类的现实需要等，都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 能力，既受到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提高，从而在历史 的长河中逐步接近历史真相，并且丰富和深化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深层结构的认识。 认 识最为复杂的客观世界即历史领域，是对人类自我认识能力的最大挑战，也是历史科学最富魅 力之所在。 已经消逝的历史不可能“时光倒流”，而是融入人类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进程中，人 类只能在自身的历史潮流中把握历史，这是历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却是“历史真相” 的一部分。
关键词： 史料；历史研究；历史学家；历史唯物论；历史学
人类知道自己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 个重要特征。 历史知识的日积月累，视野的日益 扩展和史学理论及方法的不断创新，已经使当代 历史学站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界：我们所 认知的历史是不是历史真相，是人类曾经真实发 生的历史吗？ 20 世纪上半叶的“疑古”，下半叶的 “解构”，乃至运用各种历史研究手段进行的“翻 案”，围绕一些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数不清的争 论“热点”，加之留存下来的许许多多如“烛影斧 声”之类的千古疑案，都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这个 问题。
这是一个富于哲理的理论挑战。 我很少接触 史学理论，只能根据自己平时工作中的一些想法 谈一些体会。 这些想法在史学理论大家面前，可 能是班门弄斧，却是自己“思而不学”的“敝帚”， 常用来“自扫门前雪”。 如有“雷同”，则是本人之幸而不敢掠美；如有不入“法眼”、贻笑大方之处， 亦望赐教，指点迷津，敝人将长揖以谢。
历史真相载体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历史，作为人类客观社会活动的过程，不会自 发地传承，总是要借助于口说、文字记录、实物、图 像等载体保存下来。 这种记录客观历史的载体 本身既是历史本体的一部分，也受到客观历史条 件的局限。
在远古人类语言还不发达的时候，除了交流 需要的简单言词之外，很难口耳相传历史，劳动技 艺也只能通过示范辈辈相传，或用图画记录一些 集体狩猎场景或捕猎对象。 在农业革命到来以 前的上百万年，人类没有自己传承的历史，现在我 们所知道的那段零零碎碎的历史，是后来通过他们的遗存和遗骨勾勒出来的。 他们的社会状况， 主要也是根据 19 世纪在非洲、美洲和澳洲尚存的 一些所谓“历史化石”的原始部落的情况推测和 追溯的。
现在早期人类能够保留下来的一些神话传说 与历史传说浑然一体的记载，绝大部分产生于原 始农业发生和农业革命到来的黎明时代。 由此我 们可以推测，在那个历史阶段，人类开始有了比较 发达的语言表达系统，可以口耳相传一些知识和 “故事”。 口耳相传规律就是“失真”，这已经为许 多实验所证实。 远古人类通过神话、诗歌等形式 传承历史，未必不是一种减少历史信息“失真”乃 至遗忘的手段。 但我们通过文字记载保留下来 一些口耳相传的知识和“故事”，用来探究“历史 真相”，不免有“缘木求鱼”的困惑和忧虑。
现在我们看到的类似文字的符号，就中国而 言，据说出现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 而在约两 千年之后，才出现商代甲骨文这样成熟的文字，商 之前的夏代竟没有文字留存，这本身就是非常奇 特的事情。 有学者猜测或许与文字载体本身的 材质不易保存有关系，其实在陶板上写字或刻字 要比在甲骨上容易得多。 大量的甲骨文在当时 主要也不是用来记载历史的，而是作为卜辞保存 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探索当时“历史真相”的证据 和线索。 周代钟鼎与竹简作为文字记录载体，使 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信息。 远古时代的许多 传说，也是在周代的文献中记录下来而为后世所 了解的。 汉代以后，由于文字的统一和造纸术的 发明，“金匮石室” 的官府密档、私家藏籍得以传 抄，先秦古籍的重新面世，等等，造成了历史信息 的第一次“爆炸”。 秦汉以来兴盛的石刻，成为古 人保存文献史料的新方法，唐代以后印刷术的发 明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历史信息记载的保存和 传播。
近代作为考古对象的实物，在明清时代绝大 部分是作为“古玩”而存在的，被纳入历史视野的 十分有限。 古墓中图案、残存织物、食物以及其布 局和陈列等包含的历史信息也不受重视。 即使到 清末、民国，还发生过内阁大库档案险遭“废品处 理”的严重事件，即所谓“八千麻袋事件”。
我在这里挂一漏万地叙述一些关于历史信息 载体本身的历史过程，无非是要说明这样一些事 实：第一，人类在其童年时代，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去记载和保存自己的历史；第二，在人类历史意 识发生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缺乏文字等有 效记载和保存的载体，口耳相传依然是主要方式； 第三，在找到了一些有效记载和保存手段之后，这 些载体不仅记载量十分有限，而且并不总是在人 类的历史视野范围之内而得以精心保护，在漫长 的历史过程中，因天灾人祸，其毁灭的数量也是巨 大的。
现存的各种历史信息载体，不管它们是文字 的、图像的还是遗存形式的，甚至是依然保持着口 耳相传形式的，都是作为历史信息载体而客观存 在，是我们探索历史真相的基本依据。 脱离了这 些客观存在的基本依据，就没有历史研究的立足 之地。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历史信息载体的 产生和保存过程，存在着人类在历史活动中的主 观性特征。 这些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事项是记载者选 取的。 比如，早期的一些历史信息记载，侧重于兵 戎、祭祀、天象和农业等大事，以后发展到重要文 告、命令，进而形成编年史乃至人物传记等。 但在 我们今天看来很重要的许多历史信息，并没有记 载下来。 二是，记载的表达受到记载者的立场、观 点和时代的制约。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这两位“太史公”因不畏权贵刀斧、秉笔直书而彪 炳千古，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古往今来，了解历 史真相而曲笔记载甚至湮灭的历史真相究竟有多 少？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于史官身上，而且发生于 当事人及其相关人的叙述和记载，乃至道听途说 的传闻中。 三是，对历史信息的记载，当事人和后 人出于各种考虑，是可以修改的，在原始文献湮灭 之后，人们只能根据这些被修改的记载去探讨历 史真相，而修改的意图恰恰就是将阅读这些记录 的人引向修改者所期待的结论。 即使是亲历、亲 见、亲闻者的记录或口述，扭曲、误记或“遗忘”的 现象也不少。四是，现在幸存下来的大量历史信 息载体，尤其是以史书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 都是经过编纂者精心整理和架构的。 原生态的历 史信息载体以清代数量最多，就是第一历史档案 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保留下来的大量清代档 案。 我们也知道，有许多奏折充斥着掩盖、谎话和 欺瞒。 要根据这些档案和清代、民国的文献架构 清代的“历史真相”，难度极大。 至于史料编纂过程中的取舍、详略，编纂者的主观性因素更多
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信息载体中充满着介入 其中的历史人物的主观性，就是我们想要探究所 谓“历史真相”的基本依据。 这充满着悖论，却是 每个历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
历史认知主体的能动性与局限性
历史工作者作为历史认识主体，与一般历史 知识的接受者或学习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在 接受和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主观能 动性，根据历史学业已形成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工 作程序去探究历史。
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或历史过程，作为历史认 知主体的历史工作者，首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和发 掘史料。 司马迁作为史官，可以看到宫廷的大量 档案和文献，但与他完成《史记》所需要的史料相 去甚远。 在其游学、任官期间，到处采风，观历史 陈迹、各地民风，访故老乡亲，搜集历史人物和历 史事件的“口述史料”，工作量极其浩大。 唐代印 刷术发明之后，到宋代，文献史料大增，为史料搜 集提供了便利，但是，实地采访调查，依然是历史 工作者的重要功课。 大量搜集和发掘史料，无论 是对中国的《史记》还是对古希腊的《历史》的撰 著来说，都是其历史研究和撰写的首要也是基础 性的工作。
由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信息载体中充满着介入 其中的历史人物的主观性，一个成熟的历史研究 者，必须具备考订和鉴别史料的基本能力。 古往 今来，还有大量作伪的文献混杂于史料之中，即使 大历史学家，有时也在其中“翻船”，可见考订和 鉴别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之重要。
古代文献史料很少，大多是“唯一记载”，考 订和鉴别无从进行。 汉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识读、 句读古字和古文，弄清古文字的切音、意思、通假 和字形演变，准确理解先秦文献的意思，或许可以 说是现代历史阐释学的一个起点。 甲骨文至今尚 有千余字不能识读，先秦文献中已经判读的文字 也未必不存在问题，到清末仍有误判发现。
东汉发现古文经后，古、今文经争论不休，文 献考订与鉴别在经学中发展起来，影响及于历史。 唐宋以后文献史料大增，史料的考订和鉴别工作 日益重要起来，在乾嘉学派那里，形成了系统的“考据学”，其基本工作方法对于经学和史学同样 是重要的，在史学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赵翼的 《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 的《十七史商榷》。 史料的考订和鉴别工作主要 解决的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问题，即弄清它 们与历史信息本身的相关程度（如直接史料还是 间接史料）、原始记载在传承过程中是否存在失 误、排除作伪和后人掺入的文字等。
接下来就是史料的整理、分析与综合工作。 将搜集来的经过考订和鉴别的史料按时间、空间 秩序进行排列，这是史料整理的基本工作方法。 古人撰写历史，大体在分析综合史料的过程中完 成。 经过整理、考订和鉴别过的史料，依然存在相 互牴牾或有出入的情况，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进行 比对，排除失真的记载，或者将这些史料中的合理 信息加以综合，以“还原”历史本来的“真相”。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在对史料进行整理、分 析与综合的工作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已经搜集的 史料未必能对某些历史过程做出比较完整的交 代，这就必须将发现的问题重新进行史料搜集、考 订和鉴别的“补课”。 因此，搜集、考订与鉴别、整 理与分析综合，这些工作既循序渐进，又是往返互 动的。 历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史实也就在这些过 程中逐渐显现。
从表面上看，史料的分析与综合工作是在史 料搜集等工作之后，但实际上其却是历史研究者 驾驭整个研究过程的指挥中枢。 胡适讲“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这个“大胆假设”并非无的放矢， 而是对一些史料进行初步分析和综合时发现问题 以后形成的研究动力和目标。
但历史工作者即使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严守历史工作的操守和工作程序、原则，也很难摆 脱自身能力、条件的主观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客 观局限性。 就主观局限性而言，家庭、社会生活背 景、教育背景和社会阅历，会潜移默化地、深层地 影响到历史研究者的价值观和见识；历史研究者 能够调动多少社会经济资源来满足其研究需要， 也与自身的主观条件有相当关系。 古往今来的历 史研究者，还难免受到自身语言能力的限制，即使 是官修史书，于境内或周边民族的历史记载语焉 不详。 其中固然有史学观念褊狭的因素，更主要 的还在于不懂他们的语言文字。 研究者能否用贴 切的文字叙述历史过程，传递人类历史活动过程中的精气神，也与其文字表达能力有密切关系。
至于历史研究者受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局 限，那就更多了。 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历史研究者 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学科本身发展水平的局限。 现 代历史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人文科学与自然科 学互相影响、渗透，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 学、心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环境气象学乃至天文 学等方法都为历史研究所借用，或者其他学科的 专家直接参与历史研究，这些情况是 19 世纪以前 的历史研究者难以想象的。 晚近历史文献汗牛 充栋，涉及语言文字种类繁多，研究者即使是语言 天才，毕生都难以遍读。 古代文献留存不多，但未 出土、未发掘的遗存、古墓究竟保存着多少历史信 息，我们无法知道。 秦始皇墓就在那里，偌大的兵 马俑阵出土，古史全无记载，令人瞠目。 以司马迁 搜集史料之勤奋、调查之广泛，于此竟全然无知， 他对于秦始皇陵内部的一些细节描述，在秦皇墓 道打开之前，我们只能存疑了。 所以历史研究，从 来都是超越研究者此生之涯的。
历史认知中的所谓“历史真相”
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局限的历史研究者，要 从客观而有限存在的、充满着介入其中的历史人 物的主观性的历史信息载体———史料中探究作为 “历史真相” 的史实，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这就是摆在历史学科面前的现实。 由此，也产 生了对于历史学研究成果的种种质疑，这些质疑 不仅来自历史学科外部，更来自历史学科的内部。
“历史真相” 或史实，并不是客观历史的还 原———“逝者如斯”，永远不可能复原———而是在 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研究工作的规则进 行的一种符合人类思维逻辑的推理和判定，只要 史料信而有据，推理清晰，符合历史研究工作的规 则，这种推理的结果和判定，就是历史学认可的 史实。
在这一点上，历史史实与法律上的事实有相 似之处。 法律事实，是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 证据的可靠性程度，来确定控方的诉讼请求是否 基于事实。 如果控方提出的证据充分，而辩方不 能提供有效的反证，法官即采信控方证据，裁定为 法律上的事实，并据以判决。 法律规则在不断演 进，法律事实的判定也越来越复杂。 在古代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着依神判法确定法律事实的情况， 据以判定有罪无罪，在今天看来其中不知道有多 少冤案，在当时却是公众接受的法律事实。 在法 医学尚不发达的时代，依照仵作的经验判断，也会 出现许多误判。 有了现在的指纹、基因等识别技 术，才把刑事误判率大幅降低了。 至于民事纠纷 的判决，基本上依然根据控辩双方的证据进行裁 判。 对于法律事实的认定，还受到法官自身水平、 能力的影响，如果贪污受贿或有未被发现的利益 关系，案情判决的出入就更大了。 美国法庭为避 免出现这种情况，采用陪审团制度，更多地借助于 人之常情、常理进行裁决。 最后的判决是否符合 “真相”，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 事实上，在欧美 国家的刑事和民事审判案件中，当事人在有利证 据不足的情况下，为避免法庭误判的巨大风险，宁 愿以主动认罪或接受调解的方式而承担相对较轻 的责任，这与“事实真相”并无多大关系。 历史上 的法律事实认定，受到法庭规则、法律制度、证据 检验技术以及法官立场、能力等诸多条件的影响， 那么在历史研究领域，依照当时的水准判定的史 实，随着历史学方法的进步、丰富和手段的多样 化、科学化，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发掘，不断被丰 富且改变着“历史事实”的面貌，对于“历史事实” 的翻案也就层出不穷。 这是历史学科发展的正常 状态，是历史学科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
人类的历史记载和传承活动，是人类历史活 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 动中，随着历史意识的觉醒，必然会有意识地记载 和传承历史，其中包括为自己的历史活动提供道 德伦理和政治等各方面的依据，修饰、篡改乃至湮 灭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记录，或者在传承历史过程 中进行夸大、渲染乃至编造。 这同样也是“历史 真相” 的一部分。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研究过程 中，发现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现象；近二三十 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于民族国家历史的“解构”， 表面上看，好像是对过去认定的许多历史事实的 一种颠覆，其实同时也是对于人类记载和传承历 史活动本身的“历史真相” 的一种揭示。 这种揭 示，同样会成为人类历史记载和传承的一部分，进 入到人类历史活动之中。
在阶级、民族冲突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在胜利 者没有彻底销毁对手的不利记载之前，历史研究 者总会发现敌对营垒相互间的道德和合法性指斥，从而造成与后来传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般 历史记忆发生牴牾的现象。 胜利者如果依然处于 统治地位，对胜利者不利的史料常常成为反对派 的有力武器，让统治者失去诚信的道德合法性。 随着近现代以来报刊、影视乃至互联网等保存和 传播历史信息的手段日益丰富和强大，通过修改 乃至湮灭不利史料的手段片面传承历史的活动虽 然仍在继续，但其可行性和风险性大大提高了。 换言之，随着人类记载、保存、传承历史的方法和 技术的进步，历史研究者探究和接近历史真相的 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人类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 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历史实践、历史思维与历史科学
人类的历史实践，在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为达 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群体行为。 这种群体行为， 既可以是在空间上不断扩展、蔓延，也可以表现为 在时间上的连绵不断，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因其深度和广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历史 活动的不同价值和意义。 这种价值和意义，往往 远远超出了人类在进行历史实践时的预期目标。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最初不过是出于强 军的目的，但随之而来的中原农业民族整个服装 样式的“胡服” 化，乃至席坐，再至于凳坐、椅坐， 整个室居家具布置都相应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持 续了一千多年。 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和意义，秦汉 时代的历史家们所看到的，与一千多年之后的历 史家们所看到的，差异会相当大。 秦代横征暴敛、 焚书坑儒，二世而亡，汉代的历史学家总结了许多 秦亡的历史教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比如 部分恢复分封制，结果酿成“七国之乱”，不得不 重新回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制。 至于秦始皇的“书 同文”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到今天依然还 在强烈地影响着我国的历史。 所以，历史实践的 价值、意义，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延伸并 呈现出来的，哪怕是在历史创造者们的预想目标 实现之时，他们也未必充分了解其历史价值和意 义。 汉武帝通西域，本来目的不过是“断匈奴右 臂”，其实并未得西域寸力。 后来汉朝对匈奴的 沉重打击，却因西域各国戒严，导致匈奴大规模西 迁。 汉武帝不可能知道因此而引起的西罗马帝国 的灭亡，引致欧洲历史面貌的巨变。 人类历史实践活动在空间、时间上表现出来的张力，其价值和 意义，需要一代代历史研究者的不断阐释。 而能 作为历史研究者研究对象的，主要是这些具有历 史价值和意义的历史事件、 制度、 人物、 事项， 等等。
要通过具体史料探讨一些具体事件、人物、制 度和事项的“历史真相”，弄清许多历史真相的细 节，历史学家们受到史料记载的严重局限。 就古 代史而言，除了大体确定了一些已知历史事件的 时间、空间坐标外，绝大部分的细节完全失载，保 留下来的细节相当部分也是可疑的。 晚近的历 史，由于史料的增多，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 更丰富的历史细节，使人类的历史活动表现得更 加生动和形象。 但是，对于历史实践的价值和意 义的认识却是由高于具体史料的形而上的历史思 维能力所决定的。
人类的历史思维能力，与人类历史意识的觉 醒形影相随。 从发现人类活动的连贯性和相关 性，到探寻这种连贯性和相关性的内在原因，以便 在实践中更加有效地达到当前的和长远的目标， 不仅与人类的丰富实践经验有着密切关系，而且 也与人类的历史思维能力有着密切关系。 一个历 史感丰富的民族和历史感欠缺的民族，在人类历 史上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在设计和确定一些关 系国家民族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时候，具有决 策权的政治家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对于历史发展的 影响十分巨大而深远。 秦始皇立制之时，眼光放 到“万世”，其规划制度即从“万世”着眼，其政治 制度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制，至今依然存在影响。 苏联在立国之初，搞了个苏维埃加盟制度，国家内 部一起大波浪，这么大一个国家便分崩离析，列宁 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创立国家时的历史思维能 力的高下不难判断。
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在立足于史料基础之 上的历史思维能力表现在四个不同层面：
第一，历史过程的重新架构能力。 许多历史 事件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居于枢纽点的位置，由于 史料不足，需要历史专业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学识进行弥补，以使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 大体完善起来。 这个工作，有点像把古器物碎片 重新黏合，并补上缺漏的部分。 历史学家们做这 样的工作，常常被人批评为文学创作，这是不对 的。 因为历史学家进行“修补”的部分，受到严格的限制。 首先，必须与已有的史料契合；其次，要 与当时的风土人情、道德和制度相吻合。 在时代 相距遥远、制度变迁巨大、道德观念不同乃至风土 人情各异的情况下，没有扎实的史学功力和丰富 的学识，这种修补难免会露出破绽，为史学界诟病 而告失败。 古史传统上说，“常事不书”，对于古 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以为现代人可以自然理解，那 是一个莫大的误区。 只有善于从史料中发现这 类“常事”，进入当时的制度伦理和习俗环境，才 能感悟到一些历史事件细节的微妙。 进入此境的 历史学家叙史述事，常有悟知而难以言传、深道之 苦，只能点到为止， 这是历史同行需要细心品 味的。
第二，历史事件、事项的时空张力的识别和贯 通能力。 对历史事物的追本溯源，或弄清其源流 关系，现在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需要历史 研究者更加广博的历史知识，要调动更加丰富的 历史想象力以寻找各种隐秘的历史信息载体，并 且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识别相关的历史线 索。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非洲母亲” 说与多源 趋同说的争论，现在动员起来的研究领域早已超 出了历史学的传统范围：从生物进化理论到古人 类学乃至分子人类学的诞生，基因分析、语系流布 等等各种科学研究手段都在不断地进入这一课 题，深刻地改变和丰富着当代人对于人类远古历 史的认识。 农作物流布历史的研究，也在丰富和 重构着农业革命以来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 历史画面。 历史问题的张力，不断挑战、锤炼和提 高着人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 也 在 不 断 打 破 18 世 纪 以 来 分 科 治 学 的 界限。
第三，历史事件渊源、影响、价值和意义的诠 释能力。 就知道历史事件结果的历史研究者而 言，每个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比历史当事人更 有资格评估事件的影响、价值和意义。 人类的历 史进程中总是会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为一定 的阶段性，或者表现为承前启后，或者表现为断 裂。 这些历史事件因为重大，往往史料记载相对 丰富和集中，几乎在各个时代都会吸引相对多的 历史工作者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历史事件渊源、影 响、价值和意义进行不同的诠释，成为史才和史识 比拼的大擂台。 在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充分展现其价值和意义，需要历史研究者运用其历史思维能力充分调度各种知识、史料、社会生 活经验乃至智慧悟性。 “史无定法”，“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其实都是历史思维方法。 在现代历 史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历史现象进入到“大事件” 范畴。 仅 20 世纪，人类的平均寿命几乎延长了一 倍，电视机、电脑和互联网的发明与推广等影响及 于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各个层面。 其能否 进入历史研究者的“法眼”，纳入 20 世纪下半叶 的历史之网中，也是历史方法创新的一种考验。
第四，历史动因和深层结构的探索能力。 历 史记载和传承，与巫祝有着密切关系，历史现象背 后的动因从来都是神秘化的。 “察古今之变，究 天人之际”，在中国形成了天人感应乃至庞大的 以理学为中心的哲学体系。 在基督教神学的支配 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研究也不免处于经院哲学 的笼罩之下。 从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兴起， 到近代科学的昌明，对于历史现象的现实动因的 探讨也因之而逐渐发达起来。 黑格尔的辩证法体 系在本质上是历史思维方法， 到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创立，基本上奠定了历史思维的基本 规则和历史深层结构的大致框架。 人类社会存在 基本要素的相互关联，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 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相互作用，推动、制 约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 下，20 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推进，并进而发展到社会史、心态史，等等。 过去甚少进入历史视野的领域逐渐成为历史学研 究不可或缺的重镇，传统历史学中许多被视为重 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深层结构的展现过程中，其 价值和意义反而逊色了。 在传统历史继续着弄清 一些历史事件、人物的具体细节的同时，新兴的历 史学研究已经进入更为巨大的历史之网，这张网 中的经纬线索如何编织，在时间轴上如何纠缠，将 更加丰富 19 世纪伟大思想家们所揭示的历史思 维规则和历史深层结构的魅力，也将提高人类对 于自身历史实践效果的预见力。
人类历史的记录、传承、研究和历史思维能力 的不断提高，深刻地影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生 物进化理论，只有在人类的历史感、历史思维能力 达到相当水准的时候才能产生。康德的星云说 乃至当今的宇宙爆炸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天体演 化的历史观。 由人类历史推及于自然界历史，这 本身就是历史学对于近代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人类的历史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变量太多，尤其是意识和智慧的影响，具有 相当的独特性，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在限定条件 下进行观察和实验，并且以数学几何等公式表达 其中的规律，在相同条件下进行验证。 但就自然 界的历史本身而言，也是无法限定条件进行重复 验证的。 如地球演化的历史研究，地质学家们采 用种种科学手段去发现各种历史证据，迄今能够 大致确定的是以数亿、数千万年划分的大历史分 期，他们获得的标本虽然比人文史料的客观性更 强，但根本无法细致地描述地球演化的具体细节。 地球生物史的情况也差不多。 物理学界假设的暗 物质、负物质的存在，直到最近才出现被捕获的端 倪。 这些物质在天体、地球乃至生物演化中的作 用，人类迄今为止尚一无所知。 至于以超光速消 失在宇宙边缘的星系，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未必能 知晓所去何方；当今科学的种种定律，在我们所在 宇宙经历成、住、坏、空之后是否依然有效，人类更 是不得而知。 所以，自然界历史的研究状况并不 比人类历史研究的状况更加“科学”多少。
历史科学，不管是人类历史科学还是自然历 史科学，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它们的任务在于保存、传承和研究相关的历史证 据，勾勒演化的历史过程。 其演化的内在机理和 规律的研究，既会促进分科治学的发展，也会推动 学科的整合和重组。 人类历史的发展，由于其高 度的复杂性，有力地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会 不断吸引人们投身于此，前仆后继；不仅继承着已 经成熟有效的传统研究方法，而且会在历史研究 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比起古代而言，当今历史学 所勾勒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结构要清晰得 多，虽然分歧和争论也前所未有，却是历史学发展 生机盎然的表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为历 史学的发展展现了更加广阔和光明的前景。 人类 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共同进 步，参与其中，并像多棱镜那样展现人类历史丰富 多彩的不同侧面；而以可靠史料、科学方法历史地 探索、思考人类历史活动的面貌、动因和深层结 构，始终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立足点。 由历史学科 发展形成和促进的人类历史思维能力，已经潜移 默化地影响到了其他科学领域和人类的日常生活 之中，使人类能以更长远的眼光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自身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
“历史真相”，不会随着人类前进的脚步渐行 渐远，而只会逐渐接近，因为我们会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掌握更多的历史信息。 那些历久弥衰的 历史现象的意义和价值，不论正面还是负面，不论 我们是否意识到或者争论不休，依然是我们前行 中难以抛弃的行囊，将作为祖先留给我们的经验 或教训，作为人类古今相通、共鸣的历史创造精神 和道德情感而继承下来。 有许多“真相” 在人类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永远地消失了。 这类“真相”， 或许本来就没有历史价值和意义，或许永远无法 揭示，或许不在我们的行囊之中而失却了其历史 价值和意义，逐渐退出历史学的视野。 这与历史 科学或不科学毫无关系，历史本身就是不断地 “消逝”。 而一旦我们需要，有些依然是可以重新 “召回”的。 许多历史记忆的强化或弱化，甚至重 塑，未必一定是渐行渐远的历史本体，而是现实的 历史本体的组成部分。 人类只能在自身的历史潮 流中把握历史，这是历史科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 特点，却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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