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的协调发展，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协调思想的坚持，又根据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是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发展的形成和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唯物主义辨证法认识和观察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解决我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协调发展从空间、主体和时间维度上对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提出了基本要求，对于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协调发展；内涵；辨证法；现实依据；基本要求
发展仍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发展应该“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也就是不能再是只重增量不重质量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客观分析我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机遇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发展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协调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重大关系的基本抓手，对于发展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意义。“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作为新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既继承了历届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又被赋予了适应当下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我国发展实际得出的必然结论．从空间、主体和时间维度上对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提出了基本要求。
一习近平总书记协调发展的新内涵
协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贯要求，为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强调和坚持。从毛泽东提出“弹钢琴”的工作方法，要求统筹兼顾和安排社会主义建设中十个重要方面的关系，到邓小平强调“两个文明都要搞好”，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江泽民概括出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十二大关系”，注重提高总揽全局和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到胡锦涛树立协调的发展观，做到“五个统筹”，协调都一以贯之，并被不断发展和丰富。习近平总书记的协调发展，当然是对共产党人协调思想的坚持，却不是教条主义的坚持，而是发展基础上的坚持。因为，“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同样是指导发展的协调，却由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具有了新的内涵。
协调不仅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发展的目标，而且还是发展的手段。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抑或是改革开放以后，协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原则，都根据国情和时代的发展丰富了协调的内涵。但是，纵观各个不同的时期，协调在更大程度上被设定为发展要达到的一种状态，是衡量发展结果好坏的重要尺度。邓小平一再强调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其实就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发展，最终达到同样的高度和水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3协调其实就意味着经过特定阶段的发展之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应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空间失衡、结构失衡问题，并由此多次强调协调的重要性。就此而言，协调同样是今后我们发展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所应呈现的一种良好态势。然而，当下协调发展的意蕴又不止于此，它不再是一种事后衡量的标准和尺度，而是贯穿发展的始终，在发展的任何节点、任何时期都会起作用，是实现质量与速度并重发展的重要手段。协调发展是贯穿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时期的指挥棒，能够及时调整与其不适应的认识、纠正与其不适合的行为、摒弃与其相违背的做法，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协调发展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就一般意义而言，协调发展常常被用来形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等呈现出的一种平衡状态，不至于一些领域、行业、地区在速度上过快、总量上过大，而另一些则恰恰相反。因此，在人们的通常认识中，协调发展表明了与不平衡相反的一种趋势。平衡尽管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追求，然而在现实之中却是难以企及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从来就不存在一段时期城市与乡村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持平，也不存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驾齐驱，总是存在一些区域相对富裕、另一些区域则相对贫穷。由于发展条件和环境的持续变化，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行业和区域总是在发展速度上呈现快慢之别、在发展总量上呈现大小之分。因此，平衡不是一种绝对的相似或相等，而是不同领域、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逐渐缩小、可控的，并且能够维系发展的持续进行，而不是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协调发展是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不是不顾客观基础人为地搞平均主义，而是注重在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配置上的均衡。对于那些具有发展优势的领域、行业和地区，不能为了协调而协调，人为地拉低发展速度，以追求一种绝对的平衡。恰恰相反，协调发展要求巩固和厚植发展优势，保持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找出制约落后领域、行业和地区发展的因素，破解发展难题，补齐短板，以便先进与落后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高水平的发展。
协调发展既表明了发展的短板，也揭示了发展的潜力。当协调发展成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之时，就表明社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差距，甚至存在着持续拉大的风险。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7]，那些区位优势明显、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业和领域，就自然获得国家的重点支持，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其他地区、行业和领域则与此相反。在发展中，两者在总量、速度和效率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显现，后者逐渐在各个方面落后于前者，成为制约整体继续发展的“短板”。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些不足，通过调整关系，补齐发展的“短板”．尽可能地避免“木桶效应”的继续显现。这些在发展总量、速度和效率等方面发展落后的地区、行业和领域，尽管在当前成为推动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同样蕴藏着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一旦成功突破这些制约发展的“瓶颈”，便能够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那些具有优势容易发展的区域、行业和领域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所聚集的资源和人才已经饱和，即便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也难以为继先前快速增长的势头。而那些所谓发展的“短板”地区、行业和领域，则可能在同样投入的前提下实现更好更快的增长，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着力点。就此而言，协调发展同样揭示出蕴藏未来发展潜力的地区、行业和领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
二习近平总书记协调发展的哲学基础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能够真正教导人们更有智慧地处理和驾驭自身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人们在现实中对于具体事物抱有什么样的认识、以何种方式处理，归根结底是受个体所持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亦即人们在现实中所形成的认识、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都以一定的哲学观为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的协调发展理念，同样以一定的哲学观为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来认识和分析我国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一贯强调的：“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总的特征。恩格斯曾这样描述人类所身处的世界和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辩证法正是对这幅普遍联系画面的逻辑把握，就此而言，“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根据普遍联系的观点，从外部来看，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从内部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要素或环节)构成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单个要素作用的结果，都包含多个相互联系的部分、要素和环节，其中任何一个发展的滞后都可能导致事物整体发展的缓慢。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认识，同样应该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从其外部来看，中国的发展与周边其他国家及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从内部来看，它包括不同区域的发展、不同领域的发展、不同行业的发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和环节所构成。在发展进程中，不注意乃至忽视发展各个部分和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一味地推动特定部分和环节的发展，尽管在短时间内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却不能实现整体的良性和持续发展，甚至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范畴并非逻辑矛盾，而是辩证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互相对立的方面之间又斗争、又统一的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包括任何矛盾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引起的。在复杂事物的矛盾体系中，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则是非主要矛盾。而在同一矛盾内部，对立着的双方的力量也往往并不均衡，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则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认识和把握具体事物中应给予高度重视。然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要求在认识和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同样应该重视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应该坚持“两点论”。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是主要矛盾，对于解决我国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发展中关键领域和优势地区的发展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那么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优势地区，从而带动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迅速发展，无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当时我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正确选择。然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次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成为解决当前矛盾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协调发展正是立足于矛盾的两个方面，看到了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强调矛盾的解决不仅要坚持重点论，而且要坚持两点论，防止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制约问题解决的关键。
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最基本的状态和过程，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联系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之一。质是表示事物与其他事物根本区别方面的规定性，而量则是事物在规模、程度、速度以及构成因素等方面数量上的规定性。在一定范围内，量的增减并不影响某物质为某物。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基本形式或状态，前者表示事物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是较小、不显著的变化：后者则是事物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根本性的、显著的变化。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是辩证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则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引起新的量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而体现这种对立统一的是度，就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限量。社会的发展其实也同样呈现为质变和量变两种状态，也是通过不断的量变从而实现质变。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各个方面不可能在量上保持完全一致．总是呈现出快慢之分，各个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但是，这种不平衡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即各个方面量变的差距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否则，这种不平衡便会由发展的促进因素转化为发展的制约因素。各个地区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同样如此，适当的差距能够激发发展的活力，而差距过大则会适得其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是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就是强调协调发展不是追求一种同步的、一致的发展，而是将各个方面、各个地区的差距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使得不平衡总是成为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至于发生质变。
三习近平总书记协调发展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关于事物的正确认识既不是主观自生、头脑固有，也不来自上帝的恩赐，而是来源于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列宁认为认识论绝不可能脱离实践的观点而形成。作为指导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和提出同样来源于实践，是根据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对指导发展实践的认识做出的及时调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作为“五大发展理念”重要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同样来源于当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
协调发展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党和国家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决定着发展的具体行动和理念。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毛泽东曾做出如下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党的八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现状．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成为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指导党和国家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状况已经得以改变，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抑或是经济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可以说，先前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初步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已经由社会生产能力落后问题转化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协调发展的提出正是从这种事关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出发，着力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的提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对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发展和完善，既与先前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奋斗目标相衔接，又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要求。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关键就是理解“全面”。首先，“全面”是指小康社会覆盖区域的全面性，它不再停留在总体平均水平上，而是要求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都达到小康水平。当然，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发展差异显著的国家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同一水平的小康，也不是同一时间的小康，但是这种小康又绝对不能是一些人已经富裕起来，而另一些人则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就此而言，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协调发展的提出正是为了破解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它并非要求发达地区不发展或放慢发展的速度，而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植力度，加快发展的速度，以便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社会。其次，“全面”是指小康社会覆盖领域的全面性，它不再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还要求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满足人民不同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不能是人民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却相对匮乏。协调发展正是致力于补齐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短板．尽可能地为社会个体的发展提供更加全面和均衡的条件，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真正实现。
协调发展的提出是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涉及多个方面、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还要实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巨大发展，满足人民多方面的诉求。应该说，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能够调动用于发展的各方面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一个领域投入过多，其他领域则相应减少。因此，在每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总是抓住建设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集中社会优势资源予以解决。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始终都是制约社会整体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其他矛盾和问题尽管仍然处于次要地位，却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问题，对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对此，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握经济建设以外其他领域的新变化，协调各个领域的发展，将各个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控制在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的范围之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历了从“两个文明”“三大纲领”“四大建设”到“五位一休”的发展历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是对先前基本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今后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的行动指南。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必须把协调置于重要位置．使得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都能够均衡发展、相得益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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