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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得益于多年前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合作项目，期间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档案进行了全面耙梳和整理，因此有机会查阅了旧中国海关留下的许多官方档案资料和海关出版物。由于近代海关有一套严谨科学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 “旧中国海关仍是文献保存最完好的机构”。另外，作者利用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之便，对保存在英国外交部、高等学校和博物馆的旧中国海关文献档案，海关洋员家族与后代珍藏的日记、信函、回忆录等都能广泛查阅并使之为其所用，这些都为该书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从书中的大量注释足见作者引用资料的广泛，让我们感知作者所做的资料准备工作是非常充分的。

（二）视角独特，观点客观不乏创新

以往我国不少学者在选择旧中国海关历史研究领域时话题一般较为沉重，在描述和评论旧中国海关历史的关键之处时，经常会使用谴责的语气，流露愤慨的感情，脱离不了帝国主义侵略、外国侵华的帮凶等词汇，而方教授在学术上能以客观中立为原则，不偏中也不偏西，就海关对中国现代性的若干方面摆出大量史实，而不急于做出价值判断和政治评判，力求做到客观公正。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成果丰硕，之前，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正清把中国近代海关比作“共治机构”，厦门大学陈诗启教授把近代海关视作畸形的“国际官厅”，方教授则把海关界定为“边界政权”，是具有中西混合特质的“政权”，而且勾勒出它从诞生到消亡的百年历史沉浮的画面，从中发现这一“政权” 与中国政府、西方国家关系交往中夹缝求生存发展的规律。方教授的做法既把西方现代元素回写到近代中国历史中，又观照到中国的本土特质。在方教授的笔下，近代中国海关在官僚机构建设、财政税收、金融债券、外交与战争、高等教育、邮政、海务设施及舰艇、铁路等方面的作用，都有文字涉略，只是有的重点论述，有的一笔带过，但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独特视角与话题，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领域的一种创新。此外，书中常有一些独到见解。例如，他认为近代海关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英国的文官路线，但也采纳了中国官僚体制中的做法；虽然新式海关引入了更多新措施，但从机构的名称、保留低税率和海关监督的角色上看，新式海关是从榷关延续而来的；在谈到海关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他认为因为海关的疏离，使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共和国；对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评论，他认为是海关传播中国、让西方了解中国的机构。诸如此类，不一而举。

（三）叙事风格新鲜，趣味生动

全书有别于同类历史研究专著中常见的枯燥单调的撰写风格，每一章节中都富有强烈的历史穿越感和浓厚的现实感，增加了全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曾利用多次来华出差的机会，前往中国近代海关建筑物所在地游历，用文字记录下这些中国近代海关遗产的“前世今生”，这些记录让人读后有身临其境、触景生情的冲动。正是作者秉持的实证主义态度，让我们有幸了解到中国近代海关海关大楼、文物档案的历史沧桑。他还把历史研究放入一个长时段进行考察，不拘泥于中国近代海关的百年历史，而是延伸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变迁。尤其是作者对海关历史人物如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安格联、易纨士、梅乐和、李度、丁贵堂以及相关税务司的描述，形象鲜活，把他们的性格特征、为人处事风格刻画得栩栩如生。作者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有些人有趣、精明、慷慨，有些人傲慢、狭隘、自私”，作者眼中他们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人性的，通过作者的独特叙事风格“展现出历史中人性化的一面”。

（四）翻译文字精准，朴实流畅

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都知道，翻译在跨文化知识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翻译确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再创造工作，尤其是一些学术专著的翻译，更是如此。笔者前些年在海关行政管理工作之余，曾组织翻译过此类专著，个中滋味，深有体会。中国近代海关史专著的翻译涉及大量专业名词，涉及的人名、地名、机构名称、计量单位等翻译难度相当大，有些外籍税务司有特定的中文姓名，有些专业术语在不同时期又有特殊的名称，如果不具备丰富的海关专业知识，是无法做到精准翻译的。有幸的是本书两位译者，是多年从事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学者，因此译作基本没有出现专业词汇方面的差错。此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全书译文做到了信达雅。书名《潮来潮去》的翻译，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可谓全书翻译的点睛之笔。“潮” 字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海关所处的时代特色，构画出作者各章节中想表达的时代背景，突出了十九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西方对外扩张形势下弱肉强食的殖民浪潮、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处处涌动的早期全球化浪潮、以反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独立的早期反全球化浪潮、中国近代有识志士主导的西学新潮； “来” 和“去” 生动展现了上述浪潮在近代中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演变历程，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海关及其外籍税务司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扮演的角色。

通览全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正如方教授在后记中所述： “历史创作或者任何写作都不是一项完美的活动。” 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具体细节描述着墨较浓，可谓淋漓尽致，但对中国近代海关在现代性方面的作用缺乏系统归纳，对中国现代性的阐释不多，点题力度不够，容易让读者产生模糊与误解。

二、新时代背景下历史研究的时代担当

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从认识论角度看不无道理，它反映了历史研究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因此，历史研究不仅要分析历史时代背景，还要掌握当下的时代特点。归纳起来，我们所处的“新时代” 至少有如下显著特点：

（一）这是一个民族自信心倍增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与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自信心不断恢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就是最好证明。近代以来屈辱悲痛历史带来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其反映在历史上，表现为顽固守旧派与洋务维新派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其反映在学术研究上，表现为由传统“天下中心” 的自大情结演变成缺乏自信而对外有戒心有排外或者盲目崇洋的两种极端心态。以往多数学者对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霸权与反霸权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定势，这样做容易隐盖历史的多样性和矛盾性，难以摆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狭隘民族主义心态，而这种心态折射的是一种民族自卑，绝不是民族自信，其长期以来笼罩着学界对海关洋员及其历史活动的客观评判。西方学者方德万教授从多次来华考察中已关注到： “当今的中国海关，提起１９４９年前的往事，也充满自豪。” 这种自豪感其实蕴含着从过去的屈辱感中站起来、走出来的民族自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与社会发展促成了这一历史性变化。当今学界对这种来自现实的时代讯息应予高度关切。只有做到学术自信，才能用开放胸襟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海关历史，做到既不至于妄自尊大，也不会妄自菲薄。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海关洋员成份复杂、从事活动繁多，海关洋员问题不纯是一个政治或外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用事实说话、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对海关与现代性的历史分析也是如此，应该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评判虽然《潮来潮去》全书中方教授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价值评判，但是当今中国学者应该有足够的自信，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作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担当。

（二）这是一个创新求变的时代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历史就是在这种变化中翻过一页又一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民族禀赋。“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因此，在当今中国五大新发展理念中， “创新” 理念居于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还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这给当今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重大命题。“理论中的中国” 命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理论自信，另一方面突显了向世界传递中国理论界的声音和传播中国问题解决方案（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中国问题要有中国声音，这是当今学术创新的新要求和新常态。理论研究要取得新突破，往往与新的研究视野、新的方法运用密切相关。但在当前学术开放、思想多元化的形势下，一些不良现象必须引起注意：有的学者过多地借用西方研究范式和概念追求学术创新，以还原历史、学术创新为由，对西方殖民扩张的史实进行歌功颂德，鼓吹“侵略有功” “殖民有理”，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西方送给中国的近代文明礼物，甚至喊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还鼓吹“现代化西化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只有把西方文化的理念引入中国并加以普及，中国才能充分实现“世界化”、“现代化” 和“全球化”；有的学者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的重新评价，盲目使用逆向推理对一些历史人物作标新立异的颠覆式解读，对历史伟人的功绩进行胡乱贬损，对过去受批判的人物进行“去阶级化” 作大肆颂扬。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种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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