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业论著的出版是博物馆学研究进步的重要标识之一。郑奕博士的《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在深入考察欧美博物馆实践的基础上，反观中国博物馆发展现状，是探讨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方式方法的一部重要专业著作。
当下，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提升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议题。相应的博物馆研究中心也开始从藏品研究向展示、教育倾斜。然而，囿于传统以物为中心的思维惯性，博物馆教育的理论研究尚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一致的重视。所喜的是，郑奕博士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和史密森博物学院（SmithsonianInstitation）访学期间，实地考察了诸多博物馆，走访了博物馆教育的方家，搜集了大量可参考的案例，并据此归纳了欧美博物馆教育的方法与经验。借鉴是自近代中国移植博物馆以来，获得经验与方法的常规途径，即寻找他者之镜。变化的只是学习和借鉴的主体而已，早期以欧美和日本为主，1949年后转为苏联等东欧国家。虽然20世纪80年代后，博物馆行业在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强调自我理论探索的重要性，但是，实践中却依然未能走出借鉴思维层面。哲学上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换成博物馆研究方面，就是要求在他者之镜中进行自我内视，即明我，进而探索出中国语境下的博物馆理论，为中国博物馆发展提供学术支持，并最终为中国博物馆赢得尊重。当然，这些不仅需要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同时必须具备无障碍进入并理解他者文化的语言功力。郑奕博士的《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正是这样一部创新之作（图1）。书中，郑博士充分运用自己的博物馆专业素养和语言功力，解读了他者之镜的制作原理。并在中国语境下，重新探讨了博物馆服务对象“分众化”、教育活动“衍生化”、参观前中后三阶段“一体化”等教育活动的理论与方法。
一、他者之镜：欧美博物馆理论观察、借鉴及反思
相对而言，作为博物馆早发地的欧美地区，其博物馆教育活动开始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专著中，郑博士对所观察、调研的欧美重要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进行了专业、细致的梳理，进而深入思考了欧美博物馆教育理念的内涵，尝试跨越馆界、国界，去寻求具有普世性的博物馆教育理论。郑博士阐述专著写作的宗旨：为中国不同性质、门类、级别、规模和属地的博物馆在策划与实施教育活动时，提供思路与路径。可贵的是，研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论述了经验的局限性和适应性问题，开始了对欧美博物馆教育活动及观念的理性反思和批判。作者敏锐地发现并提出，美国传统——博物馆教育和英国传统——博物馆学习虽有共通之处但并不等同。貌似简单的差异总结，却具有不一样的深意。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观察者将欧美博物馆视作一体，将中国博物馆视作一体的简单二元模式，导致欧美博物馆理论方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遮盖。实际上，从“教育”到“学习”的语义转变是博物馆教育理念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学习”更加强调对观众学习过程与收获的关注，观众的主体性更加明显。因此，书中强调了中国博物馆在借鉴过程中不可忽视所借鉴理念的差异性。
作为社会存在，博物馆生成和发展的文化、政治环境不同，其所归纳的经验、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就必须引起重视。博物馆理念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条件选择性，并未有统一的标准和形式。中国近代早期的中体西用或全面西化论者，在社会上均有一定的拥趸者，说明观念上的接受和改变的复杂性。而当时苦苦坚守的“体”就集中于精神文化层面。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文化机构——博物馆——在移入时却变成了社会变革实用工具的深层原因了。而全盘西化论者，彻底放弃中国传统，无差别地全盘吸收西方经验、方法的实验结果也并不理想。郑博士细腻的研究，反思了博物馆界的南橘北枳现象。针对国内许多博物馆盲目借鉴他者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忽视自身特色，导致教育活动难以长期进行，不能形成经典化或品牌化的现象，郑博士从中西文化语境的不同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朱纪蓉提出的“故宫例外主义”（PalaceMuseumexceptionalism），明确指明台北故宫在台湾文创版图上所扮演的角色属于个例，并不适用于其他的博物馆。同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限制，中国博物馆在学习欧美博物馆教育经验时也需先考虑自身所需和所能。
具体教育理念和方法在借鉴过程中要求事先考虑适用性问题，但是欧美博物馆发展变化中对教育效果的重视却可以充分借鉴。2009年，史密森尼博物学院受托开展有关教育项目的内部研究任务，事后完成了《为了明天的课程：史密森教育研究》研究报告。调查发现：不少受访者认为，史密森尼机构重视知识的“增进”胜于它的“传播”。更有一些单位以“附加品”的态度来对待教育。这促使该机构重新考虑实践中如何优先重视教育的问题。随后重新制定了机构的第一个五年战略规划，将振兴教育列为最首要的目标[5]。这一案例及实践对中国博物馆应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通过他者之镜的内视，不但关照到自体的不足，同时也可重新发现自体的特色。这或许正是郑博士寻找博物馆他者之镜的目的所在了。
二、内视·拓展：服务对象之区分与教育活动之延伸
服务对象的差异性研究应是博物馆教育研究的首要议题。长期以来，观众作为服务对象，个体差异性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近年，国内虽然在理念上接受了从物到人的转变理念，但在实践中将观众单一化、标签化或模糊化处理的现象并不少见，尤其表现在博物馆教育活动中，观众的个体性差异几乎常被忽略。在已有的多数博物馆观众研究中，偏重于观察、研究入馆观众，而忽视潜在观众的调研工作。
实际上，对观众进行合理的区分十分有助于博物馆开展针对性教育活动，取得较好教育效益。郑博士书中先根据公众是否利用博物馆及利用方式，将观众细分为实际观众、目标观众、潜在观众及虚拟观众等不同群体。同时，又从社会角色出发，将观众细分为学生、老师、个人、旅游团体、家庭群体及有特殊需要者等。在观念上提出观众从无差别到多元化的转变，为博物馆开展针对性教育提供了切入点。郑博士之细化观众群体的用意是为博物馆进一步的针对性教育服务奠定基础，并引申至中国博物馆的“分众化”服务方面。书中还结合欧美、日本等国的实践，重点论述了“馆校合作”教育方式的优越性。
书中，郑博士继续完成了博物馆教育活动深化问题的探讨，即讨论如何在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围绕某个主题而开发一系列衍生化项目的议题。1985年有研究者调查了参观史密森机构的观众，发现其中96%的观众仅参观展览，而不参与围绕展览的各类教育活动。早期德国学者曾明确提出博物馆教育的主要目标不是给予资讯，而是要提供体验。有研究者甚至批评博物馆教育：总是给博物馆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但中心内容只有一个“说教”，在博物馆里所举行的活动都围绕着说教的主题。如何摆脱博物馆教育的说教模式，让观众主动参与、亲自体验、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获得知识，是博物馆应该认真思考解答的问题。针对于此，郑博士观察研究了不列颠博物院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的《一段世界史》项目。该项目以《100件藏品中的世界历史》系列广播节目为核心，衍生出互动式数字博物馆、针对青少年儿童的“遗产”系列项目、《一段世界史》网站等，全面深入地拓展了博物馆教育活动。郑博士提出中国博物馆可以围绕和配合展览开展一系列延伸教育及拓展服务，如示范表演、探索活动、视听欣赏、知识竞赛、夏令营活动等，将教育活动内容不断“衍生化”，从而使博物馆学习过程不再单调和枯燥，丰富观众的学习体验，最终实现多面向的教育目标。
观众的细分、教育活动的延伸等，使博物馆教育涵括了更多元的观众。一方面通过“分众化”保证博物馆可以根据观众特点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通过活动“衍生化”，又为被细分的观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及拓展的活动内容。两者同时参与改善了传统单一的博物馆教育模式，深化了教育内涵，提高了教育活动的有效性，从而使观众在博物馆得到丰富、生动、个性化的体验。
三、明我·创新：教育活动过程的“一体化”
郑博士研究认为欧美博物馆教育经验中，“一体化”的教育活动模式最有借鉴价值。因此，重点着墨探讨了博物馆“一体化”教育活动。在具体研究中，重新提出了中国博物馆教育的前中后三段说。以观众的实地参观为界，从时间上将教育活动分为三个时段，即参观前、参观时、参观后，并详细讨论了三时段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目标、实施策略与方法等。认为三段的教育活动相互关联，逐次推进，甚至可循环往复，同属于博物馆教育活动大系统。从三段看，中国博物馆教育存在的问题逐渐清晰，即普遍较重视参观中时段的教育，将观众入馆参观作为教育活动的开端。而忽略了参观前、参观后两个重要教育时段的教育。郑博士研究认为参观前教育是其博物馆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参观后教育更是博物馆教育的补充和延伸，博物馆教育应该同时重视三段的教育。博物馆教育人员应全程参与观众教育的每个时段，了解观众参观前的需求，服务好参观中，并重视参观后教育活动的延续及教育效果评估等。尤其是参观后的教育效果评估是国内博物馆教育研究的空白点。传统观众调研几乎全部集中于参观中段，而对观众参观后的认知改变及延伸需求相当陌生。
郑博士的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还在于，兼顾理论在实践中的可应用性及可操作性，这与多数理论研究侧重于理论架构而忽视实际应用不同。郑博士针对前中后三段博物馆教育活动分别给出了可操作性极强的建议。
郑博士将观众参观前阶段的教育活动比喻成“先头部队”，关系到能否吸引更多人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有鉴于此，郑博士重点强调了参观前段的教育宣传和推广等，提出此段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在于提高博物馆的可及性，教育方法包括明确观众、发布信息，进而针对学校、教师提供教学素材并进行培训，广泛利用在线资源与在线互动鼓励观众参与等。除此以外，还可通过举办竞赛、评选、“众包”等活动调动观众的参与欲，并有效提升教育活动的辐射面和影响力等。胡珀-格林希尔（Hooper-Greenhill）认为，吸引观众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办法即为建立观众与博物馆展览之间的相关性（relevance）。可见，参观前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但可以为博物馆培养更多的观众，同时也可以激发观众兴趣，增加博物馆与观众的关联性，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在参观中，郑博士提出了减轻压力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博物馆教育方式方法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汉宝德先生即指出，“休闲式学习将会是未来博物馆观众的主要需求”。针对传统中国博物馆内的严肃说教式教育，郑博士提出应鼓励观众的主动参与并增加互动式体验，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被欢迎、被重视、被欣赏，从而完成自主学习的过程。而对于常被忽略的参观后的博物馆教育活动，郑博士认为此段不是教育活动的结束，而是又一时段教育活动的开始，是参观中教育活动的延续。此段的教育活动不仅要继续与已参观过博物馆的实际观众和学校产生联动，更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与未到馆的公众产生互动。有研究认为，为获得那些不来博物馆的观众，博物馆要去那些他们去的地方。据此，郑博士提出了参观后教育的一大目标：全面收集梳理入馆观众的反馈意见，以科学评估教育活动的效果。规划与评量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一体两面。评量就是工作检讨，检讨教育活动规划的执行结果，主要目的在于评鉴博物馆与观众的互动结果。而教育项目和展览的评量，不仅有助于决策，还导向更有效、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汉宝德进一步明确指出，“博物馆教育效果主题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基本的问题，涉及博物馆存在的价值，与博物馆学理论的研究。负有大众教育使命的博物馆的生命乃系于评量所得的回馈上”。评量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博物馆服务了多少观众，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否给予观众激励、愉悦与知识。
至此，郑博士的“一体化”教育活动组织模式，打破了仅关注入馆观众教育活动的桎梏，将博物馆教育活动辐射至潜在观众、目标观众、虚拟观众等，极大地扩展了博物馆服务对象的范围。而创造性地将观众参观前、中、后三段共同纳入到教育活动过程中，使之相连续又依次递进，循环往复，延长了博物馆教育活动，从而真正促进博物馆成为终身学习的场域。
围绕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研究观点颇多争议，就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博物馆的“说教”模式，各家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调动起观众的热情，让他们主动关注、参与、融合到活动中去等。可是博物馆面对如此多元的观众，如何调动他们的热情呢？加上，当下社会多元并争的社会教育格局，博物馆如何将多个活泼、生动和有意思的体验转变为促进学习的机会，从而打造博物馆的教育特色呢？这些乍听起来十分简单、深究起来却十分棘手的问题，正是博物馆行业亟需思考并给出中国式答案的根本性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之镜，可以明我。《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一书，不仅为中国博物馆提供了新的视域，并且在他者之镜中关照到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实际，为寻找适合中国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方式方法辛勤思索。年轻的郑奕博士用行动参与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建设。郑博士长达近50万字的专著的学术价值，可能尚不止于本文所谈到的，期待有更多的同仁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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