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丧葬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一般仅指对死者的处理方式，后者指代的内容则相对宽泛，还包含相应的下葬礼俗、祭祀制度、丧服制度等诸多方面。本文所指的丧葬制度研究，仅针对前者即对死者处理方式的研究。在清代，火葬本是满族传统的丧葬习俗，自女真始一直被沿用，久而久之，这一习俗逐渐演变成了被默认的、合理化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葬法。但满族入主中原后，受满汉文化融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火葬逐渐被视为不合法的丧葬习俗，并以法制的形式对其进行规范，最终火葬逐渐被土葬所取代。
丧葬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一般仅指对死者的处理方式，比如天葬、兽葬、悬棺葬、火葬和土葬等，后者指代的内容则相对宽泛，还包含相应的下葬礼俗、祭祀制度、丧服制度等诸多方面。而丧葬制度是对丧葬行为的法制上的规范，隶属上层建筑范畴，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清代也不例外，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同样会有相应的、详细的丧葬制度规范，诸如，陪葬品的规格、数量，祭祀方式等。本文所指的丧葬制度研究，仅指对狭义的丧葬，即对死者处理方式的研究。清朝是由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建立起来的，其丧葬制度也具有独特性。形式上，它基本经历了从火葬到土葬的转变，尽管分期并不十分明显，但这样的转变确实存在，并且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是统治阶级的谕令。因此，探讨这种丧葬制度存在和改变的缘由及其意义具有一定价值。
一、火葬习俗的制度化
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首领，女真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活跃于历史舞台是在金代，金代女真人受到契丹人的影响，部分地使用火葬（由于当时受到汉族葬俗的影响，也已经有土葬存在），至明清时期，火葬一直被留传并沿用下来。清入关前，在诸多葬法中，火葬是比较普遍的，上到皇家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清朝贵族，下到全国各地的平民百姓（南方尤甚）、军队使用的都是火葬。
按照女真人的丧俗，死者死后，一般情况下是“人死焚化之后，将骨灰置于锦缎袋或布袋中，然后移入瓮罐内，通常为两罐，将罐口对接套在一起，埋在地下，称‘宝宫’”康熙二年（1663年），依圣祖令改造福陵及昭陵地宫，“改造福陵地宫成，安奉太祖高皇帝宝宫，设宝座，神牌于享殿”，提到的“宝宫”，即骨灰罐就是火葬的力证。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逝，盛敛后移崇政殿停尸，至九月壬子，“奉移大行皇帝梓宫敬安陵寝”，“诸王等近焚塌前举哀”，并“焚化御衣及陈设等物”，“丙寅（十一日），葬大行皇帝。中宫太后率众妃及公主等诣焚化处举哀。毕，捧御体安放金宫内，置御案之上，跪献三爵，行三扣头礼。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捧金宫由中阶升陵殿，奉安于地宫。葬毕，陈设祭物，荐名昭陵。”“金宫”一说证明了皇太极的葬法也属火葬。即便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福临及孝康、孝敬皇后也实行的是火葬。这说明，皇家葬法本身就是制度化的最高体现。
除皇室家族外，达官显贵中的火葬形式也比较普遍，并且形成制度化，“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官民停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这在考古发掘中可以证明，众所周知，索尼家族属于清廷之重臣世家，索尼本人曾为8岁康熙帝的辅政大臣之一，且位列四大辅政大臣之首，“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郊小西天发现了索尼家族赫舍里氏等三座墓葬”，根据建筑材料以及墓顶部建筑方法等因素，专家判断这些墓为火葬墓，并且将建筑年代确定为清朝初期。额亦都，姓钮祜禄氏，为清朝开国元勋，青年时期就追随太祖努尔哈赤征战，其墓位于盛京城东北蒲湖岭之阳山里红屯（今沈阳市东陵区英达乡山梨村），1981年，沈阳文物管理办公室曾对额亦都墓做过调查，此墓也为火葬墓，且“该墓出土过成殓骨灰的清花四棱开光海兽寿字纹瓷尊”。
清廷于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辛未，公布过丧葬条例，官民“其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凡发引焚葬，俱不得过所定之期。不及期者，听从其便。”这里，出现了“旧制”字样，自然是相对于“新”，即土葬而言，也就是说，在顺治帝之前，仍以火葬居多。既然火葬在统治阶层可以实行，并且形成了法令或制度，加之火葬习俗由来已久，因此，清代初期，火葬在平民阶层中相当普遍。据朝鲜人记载，在当时的建州地区，“死则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其时，子孙族类咸聚会，宰牛马，或哭或食，蒙白二三日除之。”在地少人众的南方，尤其是江浙和福建一带，火葬更为流行。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曾记载“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直至同治年间，钱宝廉上奏的奏折中仍写道：“火葬之习，浙江杭、嘉、湖三府皆有之，而莫盛于嘉属之石门、桐乡等县。”至于军队，由于转战于各地，长期迁徙，无论是父母亡故，还是战友战死沙场，为便于携带几乎都采用火葬。
鉴于以上分析，火葬是满族长期沿用的丧葬习俗，在清入关前后，全国上下还很盛行，并且皇家自身也在沿用此习俗，这种做法本身实质上就已经将火葬制度化了。另外，清廷所颁布的丧葬则例更使火葬制度化、法律化。
二、火葬到土葬制度上的转变
随着清代入关时间的加长，尤其是随着满族与汉族的逐渐融合，满族文化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汉族文化的因素。这种文化的变迁有的比较明显，而有的却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同样，新制度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原有文化的彻底转变或消失，而是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旧杂陈，共生共存。丧葬制度作为丧葬文化的一部分，也毫不例外地经历着演变与变迁。
汉族文化，其本质是儒家文化，以儒家文化的眼光来看，讲究“入土为安”，而认为满族长期以来实行的焚化尸骨的火葬行为属不孝，应该保留先人遗体的完整性。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清朝的统治者逐渐接受了汉人的土葬礼俗，并最终将之制度化。在康熙时期，民间就已经实行了土葬，在《康熙会典》中有记载：“顺治九年题准：直省饥馑，死者暴骨草野，各令委员掩埋，仍将埋过数目报部。又令：各地方官于空闲官地，设立义冢，凡死不能葬，及无主暴骨，进行收埋，如有好义之人，收瘗贫尸，及掩埋枯骨数多者，地方官勘实，给匾旌奖。”在北京的考古材料中也有康熙朝土葬的证明，如1961年海淀门头村发现的康良亲王杰书墓（死于康熙三十六年）即是土葬。真正大规模地严禁火葬、推行土葬应该是在乾隆时期，并颁布了明确的制度，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乾隆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二日发布上谕，禁止火葬、实行土葬：“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孝心也。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靡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侍奉，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查，或仍用不化，此狃于沿习旧俗，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才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醒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又乾隆五年奏准：“盛京等处旗人身故，祖茔遥远，不能送回，呈请火化归葬者。由该佐领申报都统，移咨步军统领衙门，委官往验火化。再京外旗人奉差告假出外，身故无力扶柩回京者，呈报该处官员火化携回。其余概不许火化，违者治罪，佐领族长隐匿不报者，交部议处。”这可以看做是乾隆帝对禁止火葬的进一步细化，包括何种情况可以视为允许火葬的例外情形，不得已必须进行火葬之时需申报并实行监督等，可见对火葬的控制之严、力度之大。制度的颁布说明了统治阶层实施立法，而对制度的更加细化则说明了对法律付诸执行，法律真正走向了实质化阶段。
可见，火葬到土葬的转变主要实行于乾隆时期，乾隆帝在位时所颁布的有关禁止火葬的制度或法规也最多、最为详尽。但火葬现象却没有因此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我国南方，比如江浙一带，直至同治年间仍有火葬存在，同治七年还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禁止火葬的行动。只是总体看来，原来大范围存在过的火葬行为已基本被土葬取代，满族旧有的丧葬习俗实现了历史的变迁。
三、丧葬形式衍变的成因及意义
清代的丧葬形式经历了从火葬到土葬的衍变，而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火葬主要存在于清入关之前以及入关之初的一段时间内，至康熙年间，土葬这一丧葬形式开始制度化、法律化，乾隆年间，土葬已成为最主要的丧葬形式，但火葬却又未完全消失。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种因素促成了丧葬形式的转变：第一，满族传统观念与儒家文化的碰撞。满族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他们不像中原人民一样有固定的住所，生产生活都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进行。正像上文中帝王自己所述，他们经常迁徙，火葬后骨灰便于携带，又可以此尽孝，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这个“不得已而为之”既包含了帝王自身对火葬陋习的默认，又蕴含着对汉族土葬制度的认可，要讲究“入土为安”。第二，战事渐息，国家富强。自康熙时期始，才逐渐有了实行土葬的例子，至乾隆年间土葬已经完全形成制度化，这也是基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一方面，国家的稳定繁荣、全国的统一使得皇室、贵族、百姓都有了固定的居所，甚至士兵也不会像战争时期那样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为土葬的实行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及良好的经济后盾。康熙帝时期提出的令地方官员“设立义冢”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可行。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减少乃至消失，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渐趋增多，且更加趋向于自觉，我们权且不论任何一种文化的优劣，至少文化间的影响与渗透是的确存在的，而且这种文化的力量更是无形的，从长远来讲，它甚至比以武力征服天下所带来的影响更加强大。但火葬形式并未完全消失也有其深层原因：第一，下层百姓生活贫寒。经济条件是火葬情形一直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较土葬而言，火葬所耗费的物力财力很少，无需大量陪葬品。在颁布了禁止火葬的诸多条例后，火葬仍旧屡禁不止，尤其在下层百姓中，甚至出现停柩不葬的情况，这与贫苦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二，我国南方一直存在的火葬现象还可能与当地的习俗以及地少人稠、耕地面积少、地方官员措施不得力等因素相关。
总之，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站稳脚跟并渐趋强大，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尤其是受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满族的丧葬习俗也发生着改变，在葬法上则体现为用土葬逐步取代了火葬，由最初的火葬习俗逐渐演变成了被默认的、合理化甚至法律化了的汉族式的土葬法。火葬到土葬的转变，乃至土葬的制度化、法制化，无疑都是对儒家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与完善。土葬的实行，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体现，墓葬保留了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以及权势，使得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代表着满族封建化进程在加快。
另外，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满族的祖先长期活动于我国北部、东部边陲，不一定丝毫没有受到过汉文化的影响。从火葬到土葬，其分期也不是十分明显，但清代丧葬制度的转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对史料研读的深入和新的考古成果的涌现，有关丧葬制度的研究还会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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