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否可能颠覆传统教育发展模式？能否推动高等教育发生深层次变革？未来学校会呈现什么样的形态？这是学者们不断探讨的问题。在我国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审视“互联网+”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发挥互联网技术在资源配置中独特优势，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战略选择。互联网技术为高校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契机；互联网技术可以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化，促进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互联网技术有望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收益。从未来学校的发展图景看，“互联网+”必然推动高校在课堂形式、课程教材、培养模式、教师角色、学校管理等方面发生变革，势必出现教育流程再造的趋势；从社会效益看，互联网技术缩短了大众与教育之间的距离，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公平、效益、质量与规模的要求。发挥“互联网+”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要重视对“互联网+”认识上的差异，互联网技术本身不是教育，信息技术也不是万能的。尽管信息技术的潜力巨大，但高校改革具有惰性，互联网技术能否对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还取决于制度层面是否有质的突破。
关键词：互联网+,慕课,未来学校,高等教育变革
2012年开始，慕课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升温，其依托名校、名师、精品、开放、免费、移动等获得了超凡的影响力，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迅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尚俊杰，2013）。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否可能颠覆传统教育发展模式？能否推动高等教育发生深层次变革？未来学校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学者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部分学者认为慕课将掀起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如拉里·约翰逊等（Johnsonetal.，2013）认为慕课在开放课程资源、劳动力市场技能获取、个性化学习、教育者角色和教育范式等方面对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部分学者对于互联网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持消极态度，甚至认为慕课是一轮新的泡沫，甚至预言“2014年将是慕课的批判年”（王一兵，2014）。也有学者认为慕课对于高等教育的作用需要辩证的看待。如约翰·丹尼尔（2013）认为在慕课相关的话语中包含了太多的炒作和谎言，包括在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高质量、推动个性化学习等诸多方面，但慕课将迫使大学重视教学和教学法，并将教学作为其核心使命。目前多数学者认同互联网技术对于传统教育将造成一定的冲击。慕课的发展给政策制定者在推进教育机会、推动招生和国际化，并且发展高等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路径（斯蒂芬·哈格德英，2014）。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推动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确立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质量、公平等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越来越复杂。在我国高校大力推动慕课建设的情形下，“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能否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阶段的一系列问题呢？本文将讨论“互联网+”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可能性影响，以及如何客观地认识互联网技术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
一、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
1. 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亟待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
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我国高校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中国高等教育亟待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教育部2016年4月发布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缺乏高水平教师和创新团队，教学经费和实践资源不足，教学与社会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学生就业与所学专业相关性不高，对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等（赵婀娜，2016）。一方面，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高校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按照THE、QS和USNEWS等世界公认的大学排名体系，中国大陆高校中只有北大和清华等能够稳居世界前100名。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规模不匹配，无法满足社会持续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成了我国海外留学学生数量长年居世界第一。国际知名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Altbach，1998）曾提到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因素包括输出国相对落后的教育设施和质量，以及接收国良好的教育质量和适当的教育设施。中国学生对于高等教育的诉求不再满足有上大学的机会，更希望国内有更多高水平的大学。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教学型院校而言，趋同发展十分明显，盲目追求研究型大学模式，对于教师的评价“重科研，轻教学”，教师考评和激励集中于对科研成果的核算，致使学校和教师对于教学过程投入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另外，部分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过程并没有与当地的产业和行业实现较好的融合，课程教学内容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内容老化，更新较慢，致使毕业生素质和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毕业生动手能力较差，不具备与就业岗位匹配的素质，造成就业困难的局面。因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2. 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亟待解决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公平是社会发展中的永恒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即涉及到教育资源分布问题。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主要集中在不同群体是否可以拥有平等获取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东、中、西部，不同省份之间等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例如作为中国高水平大学代表的原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在不同省份分布差异较大，作为高等教育公平参照点的重点高校招生指标分配不均。曹妍和张瑞娟（2016）考察2008-2015年我国34所一流大学招生数据，发现地区间入学机会的差异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2016年湖北、江苏等省份学生家长曾因本省高招指标输出支援中西部地区，担心会降低本省份孩子升学率而向当地主管部门集体公开呼吁，社会影响较大。即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北京来说，家长也存在不同意见，升入北大和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学生也集中于某些超级中学。与美国高校类似，我国高校之间在办学资源条件、师资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美国公立高校出现财政困境主要是近年来政府拨款的削减，以及无法获得充足的捐赠。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校长威廉·G.鲍恩（2014）提到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过去10年间处境出现了逆转。我国高校以公立为主，限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差异较大，造成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大城市等。除了区域因素之外，不同阶层的孩子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也存在差异，社会上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也不时出现。更有学者直言，教育已经成为“防御性投资”，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刘云杉，2012）。高校扩招尽管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而言，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也存在差异。杨中超（2016）指出，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即便教育扩招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保障公民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力，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 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问题，亟待加强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国家、学校和家庭对于高等教育的选择，都涉及投入与产出的计算和权衡问题。对于国家而言，通过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可以有力地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国家有举办高等教育的义务。但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无法满足社会持续增长的需求，大量学生选择出国留学，造成大量资金外流，部分高精尖人才学成后滞留海外，影响了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对于高校而言，面临着“成本病”的困扰。正如威廉·G.鲍恩（2014）指出的，“比起其他行业，教育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资本取代劳动力等方式提高生产量的机会更少。跟整个经济相比，高等教育领域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速度是较快的。”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高校发展核心业务的同时，还需要投入资源和精力兼顾非核心教学业务，比如工科或林业类型院校为了满足学生公共外语、语文和通识课程学习的要求，需要招聘师资，组建教师团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挤占学校核心业务发展的资源。对于个体家庭而言，为孩子投资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使其在人力资本方面获得收益，进而获取未来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物质财富。本着“谁受益，谁付款”的市场经济原则推行的高等教育收费与大学生“自主择业”政策，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降低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同时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杨奇明等，2014）。目前，学生在大学阶段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这同美国情形类似。美国大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平均需要花费超过10万美元。大学四年时间常常让年轻人或父母负债累累，这不仅是个人财务的负担，也是国家整体经济的负担。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调查显示，近六成美国人认为高校提供的教育价值与学生及其父母花费的钱财不匹配（Carr，2012）。对于中国而言，高校扩招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而文凭却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持续恶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也注意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就业趋势让人们对于正规教育与就业之间长久以来的关联产生了怀疑。部分中国家长认为学生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其教育收益率并没有提升。有学者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证实了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趋于平缓甚至略有下降（杨素红等，2016）。这些因素造成了社会上对于高等教育确能提升与改变个体命运的期待降低，“读书无用论”的论调不时出现，影响了部分中国家庭投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二、“互联网+”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深化变革的重要路径
在我国积极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审视“互联网+”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发挥互联网技术在资源配置中独特优势，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选择（尚俊杰等，2017）。互联网的特征是开放性、草根性、多元化、个性化和大众化，互联网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整体和深刻的。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渗透，缩短了大众与教育之间的距离，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公平、效益、质量与规模的要求。韩锡斌等（2014）乐观地认为，以慕课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形式点燃了破解高等教育改革困局的希望。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2015）对于互联网技术为教育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同样满怀希望。他认为可以有效地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与学的双重革命，并降低教育成本。针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质量危机、公平问题和成本收益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否提供破解之道呢？笔者认为对于传统学校教育，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有益的补充，可以推动实现教育公平目标，促进传统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作为独立的非传统教育形式，可以有效降低传统学校教育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推动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目标的实现。
三、“互联网+”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政策建议
，教育信息化是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降低教育成本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高等教育变革中的独特优势，必须打破传统教育观念，加强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力度，利用“互联网+”推动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努力由高等教育大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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