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当局全面禁绝二三十年代大陆左翼文学，杂文作为左翼文学谱系中的重要文体，其发展受到限制，但此时仍有部分人认识到杂文独特的价值并希望能在台湾发展这一文体。寒爵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杂文和关于杂文的论述透露了他的鲁迅阅读经验；其杂文敢于批评社会、抨击特权，泼辣、犀利之言辞颇兼得鲁迅杂文之形；在一定的限度内，寒爵有意识地偏离“反共”的话语形态，作一种针砭时弊的批评，却因时代语境与个人思想之限制而不得鲁迅杂文之神韵。寒爵身为国民党文人，不断以幽微的方式向鲁迅致敬，其政治立场和文学偏好依违于“左”“右”之间，成为台湾“戒严”期鲁迅接受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中间形态，是鲁迅台湾传播脉络中不得不提的存在。
关键词：寒爵；杂文；鲁迅；台湾文学
提起当代台湾文坛的杂文写作，大陆学界一般关注的大概不外乎柏杨、龙应台二人，认为二者的杂文是鲁迅杂文传统在台湾的延续，前者继承了鲁迅杂文历史文化批判的传统，而后者则在社会现实批判的路子里。但这样的了解并不全面。事实上，1949年以来台湾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在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杂文写作。除上述为人熟知的柏杨、龙应台之外，至少还可以举出应未迟、陈梅隐、寒爵、凤兮、钱歌川、刘心皇等人，他们的杂文湮灭在台湾文坛其它文体繁盛的创作之中而不为学界所关注。
其中寒爵是较早在台湾文坛推行杂文的人之一，并身体力行在1950—1960年代写作了大量的杂文。寒爵本名韩道诚，1917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受五四新文学影响，大陆时期在报纸副刊发表文章走上文坛。1949年到台湾，先后任职于《公论报》、台湾省编译馆、文化大学、东吴大学等机构。从事历史研究，并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擅于写杂文。其杂文泼辣隽永，著有《百发不中集》《戴盆集》《望天集》《荒腔走调集》《闲文集》《食蝇集》《人鬼之间》《信言不美集》《寒爵自选集》等杂文集。其杂文曾得到柏杨的称赞，认为寒爵是台湾文坛唯一可压倒自己的一支巨笔。寒爵的杂文敢于批评社会、抨击特权，其泼辣、犀利之言辞颇兼得鲁迅杂文之形，但由于时代语境与个人思想之限制而不得鲁迅杂文之神韵。但无论如何，在鲁迅台湾传播的脉络中，寒爵都是不得不提的存在。
一、杂文是中国新文学收获的重要文体。在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上，鲁迅对杂文的贡献巨大。从新文学早期《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到后来的“鲁迅风”，中国新文学中的杂文一直与鲁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鲁迅参与了中国新文学杂文文体的初创，并将之发展到了艺术的高峰，带动了一大批作者从事这一文体的创作。鲁迅之后，杂文主要在左翼作家群体中得到承认和推广，涌现出一大批杂文家，如聂绀弩、徐懋庸、唐被等。但这一文体一直未得到自由主义文人的认可。1949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剧变，一大批自由主义文人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带来了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同时国民党当局严厉查禁1930年代文学，使得中国新文学的左翼传统被完全截断。另一方面，虽然早在日据时期就有台湾知识分子认识到鲁迅战斗性杂文的价值，但国民党当局出于稳固其在台政权的需要，一味强调其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对于台湾本土的文化诉求并不回应，致使台湾本土的鲁迅传统被迫中断。这样一来，一方面，左翼文学脉络中的杂文由于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当局认为具有承载左翼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台湾文坛几乎成为一种人人避之不及的文体；另一方面，杂文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也不能为专注于稳固在台统治以期实现所谓“反共复国大业”的国民党当局所容忍，以高度的集权收紧对文化的控制，杂文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使得在政治权力较为集中的历史时期，其发展及发挥的作用，必定受到程度的限制，因而其势不彰。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杂文在台湾的发展。
1950年代，大陆来台知识分子一度成为台湾文坛的主力，这批自由人文主义者在大陆时期就不认同杂文这一文体，其中部分人还与鲁迅就相关问题有过激烈交锋。这一时期，一部分成名于大陆文坛的文人对杂文评价不高。如梁实秋认为，写杂文“宅心必须忠厚，非徒逞一时之快，哀矜勿喜，谈言微中，庶几有益于世道一人心。”这可以说是自由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表述。如果熟悉梁实秋、鲁迅当年主要的交锋点，这段话其实隐含了对鲁迅杂文观念的批评。上述的观点影响了1950年代的杂文写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杂文虽强调战斗性，但却在实际的效果上绵软无力，已难看出鲁迅杂文力的美学。
但少数钟爱杂文的作家对杂文的理解，仍在鲁迅的传统里。应未迟的《匕首集))1955年由联合报社出版，这本杂文集鲜明地表现了作者上承鲁迅视杂文为匕首、投枪的文学观。在为这本杂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梁实秋认为杂文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其意义在于能够代表“普遍的人性”。不过，作者本人却未必同意梁实秋的观点。这可以从应未迟为陈梅隐杂文集《暮鼓晨钟》所写的书评中得到答案。在这篇文章中，应未迟表示不赞同陈梅隐杂文中“谆谆道来，娓娓不倦”的“反复劝说”，认为杂文应避免“迂回曲折”而强力进击，“为光明讴歌，向丑恶挑战”，应“有毫不妥协的战斗性”，去“医疗和纠正”社会的病态。并且希望，“一向漠视和忽略杂文的文化运动主持者，对杂文的效用，重新加以估价。”1930年代，鲁迅即已声明作杂文之不易，并对杂文遭人批评为“容易下笔”、“容易出名”而导致一些“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发起反击。鲁迅认为，杂文之不受欢迎在于它的对现实黑暗的“极尖锐的一击”。应未迟也指出，在1950年代的台湾写作杂文之不合时宜，原因在于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亟待医疗和纠正的”“社会病态”。对于杂文的出路．应未迟虽称当年那位“老‘刀笔吏’所留下来的其它刁钻话几于无一足取”，但却以“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样直接来源于鲁迅的话鼓励台湾文坛“走出一条使杂文受到重视的路子来”。对鲁迅不称其名，而代之以当时台湾对鲁迅的蔑称(刀笔吏)，这毋宁是一种自我保护。事实上应未迟不仅在杂文观念上深受鲁迅影响，在具体的杂文写作中，也不时闪现着鲁迅的影子。应未迟在其《匕首集》《重见故乡》《轻尘集》等杂文中，经常援引鲁迅的文字，阿Q、假洋鬼子的形象不时出现笔端，甚至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告也被直接引来作为杂文题目。对这本杂文集，当时有人评价它“是一本不同凡响的杂文创作”，并期待台湾的杂文“由这本集子的出版逐渐呈现蓬勃之气”。
可见，在当时的“反共”语境下，杂文虽因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打压，仍有部分人认识到杂文独特的文体价值并希望能在台湾发展这一文体。寒爵就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从他的杂文和关于杂文的一些论述中，可发现他阅读鲁迅的痕迹。
二、1954年4月，苏雪林在为钟梅音的《冷泉心影》所写的序中倡导文学要写风花雪月，并攻击那些反对“絮语家常的文字”者乃是“中左派的毒太深”。在苏雪林看来，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左翼文学一脉的重要文体。寒爵读后颇不以为然，于是在其主编的《反攻》杂志6月号撰文对苏雪林提倡“玩山乐水、吟风弄月”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这有悖于当前“战斗文艺”的需求。表面看来，寒爵虽主张以杂文快速反映现实、鞭笞时弊的功能襄助“反共复国”之使命，但联系其后来的诸多论述来看，其意在于杂文之“战斗性”(普遍意义上的批判性)而不在于杂文是否与国民党提倡之“战斗文艺”相符。通过寒爵这一曲折的表述也正可窥见杂文这一文体在台湾的尴尬处境：杂文要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只能以化身为“反共”的工具来为自身作掩护。
在著名的“文坛往事辨伪案”中，寒爵曾就鲁迅的相关问题与苏雪林激烈论争，直接暴露了他阅读鲁迅的事实。由于“戒严”时代阅读鲁迅等左翼书籍牵涉到重大的思想问题，事情发展到极端，以至于最后双方互扣红帽子，互相指责对方受鲁迅及左翼文艺思想影响。寒爵极力撇清关系，并从国民党当局所提倡的战斗文艺的角度对苏雪林所主张的风花雪月提出批评：
现在我们文坛上有一道主流，它的泉源虽然脉络不一，但是，由于它声势相通，而归趋于同一方向。玩山弄水，吟风弄月的雅人名士，和写着“月儿，月儿，你下来”，“猫儿，猫儿，你别叫”的文艺作家，都是这个主义的骨干。……这些被目为“贞洁”的作品，正是一些“岁月过得相当清闲，而生活也相当舒适”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一味放开甜蜜的歌喉，歌唱她个人的幸福。”清闲，舒适，甜蜜，幸福，确实使人艳羡……不过我觉得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仅囿于小市民意识的小宇宙内，而不能领导时代反映时代。纵然可以在他的小园庭中建起了象牙之塔，纵然可以左一朵花右一朵花的自缀其桂冠，但是这种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表现，即使受不到“中左派的毒太深”者的“别有用心的攻击”，然而由于它的塔基既建筑于沙堆之上，桂冠上的花朵又经不起风吹日晒，他的荣光，也会旋即黯淡的；更何况时代所起的扬弃作用，向不留情呢!
如果忽略其背后的政治立场，这样的文学观念，在话语的形式上和鲁迅殊无二致，或者说直接模仿鲁迅的相关论述而来，也未尝不可。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与人论争时，多次提及类似的话。鲁迅反对那些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认为文学不能在纯粹“艺术”与“个人”的领域里独善其身：“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至灭亡的。”鲁迅打破自由人文主义者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迷信，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定位在与社会历史的广泛的联系里，认为文学之趣味必须与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相结合。在《杂文的写作问题》一文中，寒爵又明确指出杂文的文体形式、杂文的社会功能、杂文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特征，这与鲁迅的杂文理论中将杂文分为“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两翼相一致。强调杂文的战斗性与批判性，正是鲁迅与其论敌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寒爵也认为杂文不能是“吟风弄月逃避现实”的“消闲的摆设”，而应是“与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搏斗”的“匕首文学”。寒爵当然清楚在“戒严”时代的台湾，杂文是不合时宜的，但仍认为杂文可刻画出一个时代的轮廓、是追求社会真相的最好的文艺方式：“杂文虽被若干人目为非文学‘正统’，且有人认为目前杂文的兴起，是自由中国的‘厄运’，但如果稍具良知的话，就不能否认杂文写作者追求真理的热诚，并不低于任何文艺工作者。”在寒爵看来，战斗的价值，是高于书斋里的自娱自乐的。
这样的文学观念在1950年代的台湾的生长，是一种独异的存在。整体来看，寒爵的相关论述中，其话语内外的立场，是反共的，但其文章却与所谓“反共文学”截然有别；批评社会现象，却又不专注于制度性的变革，因而也不在自由主义的轨道上；与“官方”有所龃龉，但与左翼的距离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事实上，不仅在杂文观念上寒爵与鲁迅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在杂文的形式与内容上对鲁迅杂文也颇多模仿。在寒爵的杂文集中常有《随感录》《杂感》这样的题目，其形式与鲁迅从五四文学革命之初《新青年》开辟“随感录”时期就开始的短评性质的“杂感”完全一致。在《随感录》这篇文章中，寒爵严厉地指责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妖精’”的说法源于鲁迅对于中国“吃人”的礼教的批判。此外，该文中还有如下的文字：
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苦痛之上的，是聪明人；用自己的苦痛来为聪明人建筑幸福的是奴才；只知在苦痛中追求真理而忘记了自己幸福的人，是傻子。
而在另一处，他还提到：“没有傻子，聪明人一生也没有路走。”“聪明人”、“奴才”和“傻子”正与鲁迅《野草》中的形象一致，倘若不是直接来自鲁迅，那么他们也有共同的来源——厨川白村。寒爵曾阅读过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所用的正是鲁迅当年的译本。由此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追随。另一方面，他的自我解剖也同鲁迅一样动人：“为了生存，谁没有自己的谎言呢?坦承地讲，我有我的谎言，虽然良知时时掴着心灵在泣血。”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杂文《我要骗人》。
在另一篇《随感录》中，寒爵这样说：
一位朋友说，孔子聪明到一心一意要做圣人，应是一位“大奸”。这，当然是笑谈。不过历史上却有若干一心一意要做“圣人”的人，自以为“圣言”“圣行”，可以垂世，结果却在时代的铁轮下倒了下去。孔子的圣，是后人尊奉的，他活着的时候，确实一肚子不合时宜，何曾自以为圣?
这样的观点，与鲁迅颇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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