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张依蓣的短篇故事集《哭泣的雨林》，可以看作是生活在马来亚的华裔二代居民中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自我探索、自我定义的记录，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长纪事，这一切构成了作家思考身份建构的文学形式。作者有意识地思考身份的认同，并积极探讨与周围马来、印度族群的文化差异与共同价值：作为女性作家，张依蓣以诗一般洗练的语言，塑造出一个个人物复杂且细腻的感情，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特殊的视角。其明晰性、语言的弹性，都不同于与大陆或港台的作家，这明显是借镜于马来语、英语等文字而产生的表达效果。
关键词：马华文学；张依蔟；身份认同
张依蔟(Chantelle Tiong Ee Ping)的作品《哭泣的雨林》(以下简称《雨林》)，都围绕有关身份的话题来讲述，其中较多的是有关华裔马来西亚人的故事。作为有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第二代华侨，作者对父辈的艰辛、当地华社的生活再熟悉不过了。这一切也都是她自己日常生活的写照。由于马来西亚的情况比较特殊，华人聚集得比较集中，于是在华人聚集地出现了华文文学、华文报纸，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自然也出现了用华语写作的作家团体，这包括散文、小说的作者和诗人。这是中国大陆、台湾等中文创作外一个相当大的创作团体，多年来已经形成了气候。尽管作者是在东马的婆罗洲长大，但因为马来西亚有着很好的华语教育传统，因此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绝不仅仅限于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而是有着系统全面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同时有着明确的华族文化认同。浸染了中国文化与马来多种文化的熏陶，以多语的独特优势，从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中，作者获得了文学的新视角和新形式。
18世纪时在德国产生了一种小说类型——“成长小说”主要以描述年轻的主人公成长过程为主题。以往的这类小说所处理的几乎都是男性自幼年到成年的历练过程，因此这也是所谓的一种启蒙小说。如果将《雨林》中的短篇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那么这是生活在马来亚的华裔二代居民中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自我探索、自我定义的记录(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也有些以年轻丈夫的身份出现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长纪事。书中27篇的故事，作者以不同族群的后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乃至不同性别的年轻人，塑造了作品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和独自的经历，这一切当然都构成了作家思考身份建构的文学形式。
除了一般生活的描写外，作者已不仅将视野局限在切身的问题，诸如学业、生活、恋爱等方面，更多的是推及到上一代人的历史、身处社会的变迁，并且开始格外关注自己的文化祖国：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这些中文世界。在深度方面，作者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身份的认同，并积极探讨与周围马来、印度族群的文化差异与共同价值。
乡愁尽管是作者描写的重要部分，但已经不是单纯地对父亲的出生地的祖国进行描述了，更重要的是开始将重点转向了表现内心世界的情感。因此，尽管是乡愁的主题，作者更多地会从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冲突出发，进行深层次地思考，探讨当代人类的一些重要主题。
身份的回归和认同
作者作为第二代移民，尽管受到过系统的华语教育，但其身份认同却不完全是“华族”的。对于华人来讲，尽管一些人出生在马来西亚，但他们终究身在他乡，根本无法逃脱对身份的迷茫。“如今我回头望她，看穿她呈现的无非类原住民的原始激情和天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婆罗洲长大的作者，最初的身份是东马的诗巫人。
由于漂泊中的记忆和多种文化共生的混杂，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真正身份，真正来源地。尽管中国对于生在婆罗洲的作者来讲是遥远的他国，但那是父母的祖国——唐山，由于跟父母血脉的相连，作者逐渐认识到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度对她的意义所在：
因为那座山，我们可以在未满半世纪的年轻国度上，以五千年的文化时空安身立命。
那座山，在我们的遥想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被建构、补充、修饰以不同的颜色、曲线、面貌．而它的风华也就日经月累成我们难以言喻的眷恋。
她认为，1963年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华族，实际上接续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命脉。当作者小时候看到叔叔从中国寄来的信件时，想到“多奇怪啊!叔叔为什么跑到老远的中国去呢?”稍大一些，她才从四姐那里知道了爸爸是从中国来这一惊人的“秘密”：
“谁叫他跑去中国?”“他本来就在中国．是爸爸和姑姑离开了那儿!”“啊?——爸爸是从中国来的?”一场叽叽喳喳的讨论中，我发掘到这个天大的秘密，原来爸爸以前是中国人，我宛若发现了爸爸新身份一般的惊奇。
这是一段非常真实的描写，再现了作为一个孩子理所当然的想法——他们是当地婆罗洲人，直到姊姊告诉她“真相”——爸爸是从中国来的，作者才开始思考身份的问题。但是，对于祖国的回忆并非都是美好的：
原来，父亲以前不是“马来西亚人”，而是“中国人”。“中国”在哪里呀?“很远很远的地方……”多远呢?太阳照得到吗?“照得到，也是从东方升起，往西方落下，白天出现，晚上就消失。”那么，为什么要离开那儿呢?父亲叹了一口气：“因为战争……”为什么战争?“因为有两组同样肤色的人想法不同啊……”
因为战争，父亲是被迫背井离乡去的婆罗洲，可谓是九死一生。年幼的“她”尽管不太理解这一切，但“战争”毕竟不是好东西。“有两组同样肤色的人”将父亲赶出了自己的国度。《影子的记忆》中的“她”，上了学之后发现自己是“华人”。这一发现是在与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比较中得出的：
她发现她叫做“华人”，那是不同于马来人和印度人的，亦即，她与阿里和古玛同样有手、有脚、有眼睛，但由于皮肤的颜色不同，所以是不一样的人。她还辗转得知，阿里不吃猪肉，古玛则不吃牛肉。但他们都爱吃霜淇淋，这倒没什么不同，他们也爱看童话故事，发现彼此都看过安徒生童话故事和格林童话的时候，他们像忽然之间成了好朋友。
在与其他族群的人交往过程中，“我”了解到自我与他们并非一体。“我”由外而内地，借助于确定“他者”的存在，使自己更加确定了“自我”的界限。自我身份的确立本来就是在差异之中获得的。
作者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走出机场坐到车子中后，她开始搜罗以往对中国的印象：“坐进车子，心情雀跃起来，想象着长城、想着熊猫、想着巩俐，嘿!中国，我来了!”‘哄际上，这些的意象基本上是西方一般游客对中国的认识，当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所谓中国元素。作者之抵达北京，就是要破碎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以更加个性化、内心化的描述，引向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
乡愁是海外华文作家常见的主题，也是很多作品的“精神内核”。作者讲到她第一次回到福州的感受：
我不曾来过这里，我又仿佛出自此地，思绪在亲切和生涩之间踱步……
这里毕竟曾经是父亲的家，因此他跟这边的人和物是那样的和谐：
我甩甩头，目光不觉飘过爸爸，暮然发现，爸爸的脸与他们的居然十分和谐地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父亲当年迫于生计，在十六岁就远赴南洋，在那边几乎打拼了半个世纪，才有“我”的一切。父亲当年的离家，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作者思考另外的一种可能：
我怔怔入神。如果阿嬷当年不忍心让爸爸少小离家，一个人远渡重洋，去另一块陆地上谋生，我不也是这片风景里的一小点；就像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男女老幼，长期穿着几乎固定的颜色，吃着几种轮流替换的菜肴，扮演祖辈曾示范的人生角色，顺命地嵌入大自然的食物链，在地球这方知识缺席的角落，过着一种持续循环的人生。
在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外留学多年的作者看来，父亲的离乡给她展现了一片新天地。作者以非常积极的态度看待父亲远渡重洋到达婆罗洲的事实。月是故乡圆．回到父亲的家乡后，作者强烈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出母胎以来不曾看过那么清晰而晶莹的星星，那黑暗，把整个银河的回旋之姿烘托在夜空，使人产生一种孤立于天与地之间的单纯存在感。
这实际上倾注了对“父亲国”的无限的爱。在文章中，除了记事和抒情之外，作者常常会阐发一些充满着哲理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不断从各种角度观察那座山，我一直以为，距离越短，山的形貌必然愈清晰。可是，那一刻站在山腰仰望先人的山，一种无力感却艰苦地攀上我心头，我发现，我怎么努力也调不准最真实的焦距。
同样在大学教书多年的作者，在此将阐释学与文学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阐释中，除了时间距离外，同样需要空间距离。
身份的认同，是贯穿整个《雨林》各篇文章的一根红线，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困惑，让思考变得更加具体和迫切，作者在《梦土》中也更加集中地讲述了这一主题。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通过已经来到马来亚几十年的根伯与阿桐伯的对话，展现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迷惘。根伯在想到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到魂牵梦绕的故土时，想到了自己的身份：
噢，再过丸天就回到梦境中的土地。莫非自己实在属于那北国，以至五十多栽的分隔仍不能使自己忘怀？
在这里根伯尽管忘不掉那故国，但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真的属于那五十年前他所认识的故国呢?尽管在生活了几十年，根伯跟当地的人依然有区别：
“……我这些日子还真结结实实想了几回，十多岁出来，六十多岁啦!番话也懂得不少，咱们……还定不下一个心吗?”
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到了人家的地盘，还认为人家说的是“番话”。在之后根伯与阿桐伯的对话中，显示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从混乱到新的身份的确定的过程：
(根伯：)“不是吗?孩子在这儿，孙子也在这儿，根已经盘得这样深。那儿呢?还剩什么?阿娘已死二十多个年头，小时候玩的蟋蟀早不在了，那巷口也改成大路啦!”
(阿桐伯：)“但……我们的血脉连载那啊!”
……
(根伯：)“阿桐，如果现在叫你回去住，你惯是不惯?想吃印度烧饼、马来咖喱。往哪里找?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阿桐，你想想，我们还属于那儿吗?”
“……那我们算什么?”阿桐伯低低地说，沮丧的低下头。“我们什么都不是了……?”老人的身子似乎奄弱了。
(根伯：)“不，我们几十年来不是在这里建立了家园吗?我们是家园的主人，这是肯定的嘛!辛苦了大半辈子，如今应该享享清福了!”根伯越说越大声，自豪感也越来越踏实。
中国的家看样子是回不去的，还总是想着，新的家真是属于自己吗?阿桐伯特别害怕自己的身份的缺失：“……那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了……?”根伯帮助他确立了新的身份：“我们是家园的主人，这是肯定的嘛!”1963年9月马来西亚才宣布建国，而这些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在东马婆罗洲一代拓荒的华人，当然为马来西亚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了。作为马来西亚人，是当之无愧的。而在新的环境中，并不仅仅是华族，而是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各个族群的大家族。作者在本篇的最后，插入了在两位老人漫步的路旁，迎面来了一辆“普腾赛佳”的一段：
车窗探出一张满脸堆满笑意的脸：“阿伯，送你一程。”原来是住阿根伯对面的马来人家孩子。
……年轻人伸出手与坐进后座的阿桐伯重重一握，一阵热流传到阿桐伯的手心。
多民族的大家庭，新型、融洽的邻里关系，以及最重要的找到了身份认同的阿桐伯的喜悦，让他生活在“新”的家园，感到无比自豪与惬意。作者在这些描述中，通过华裔主人公与不同族裔的人的交往，经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影响乃至冲突。在对不同文化加以思考和审视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文化新身份。
《离散手记》则凸显出了一种无家可归的流亡者的陌生感，这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有很清楚的“华人”身份认同，但是到了华人扎墩儿的台北，“我”却有了“一种流亡的感觉”——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了：“身份!你思索和反思的生命角色。语言或肤色的边界再一次被颠覆，你发现一切必须开始重新定义，人生的位置没有定点。”身份本身也是在流动的。作者最初在台生活的时候，一直要将新台币换算成马币：“汇率的换算，消费标准的差异，旅台生一开始总有着下意识把所有的支出乘以‘O．85’的内化机制，直到有一天，像一位念哲学的学长说过的一般，发现‘这样怎么能正常生活?!’于是决定忘记马来西亚的一切，过起买书像吃一碗面、买CD像一天喝三公升水的生活。”这可能是所有留学生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慢慢熟悉了台湾的生活，但还会感到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差异，认为自己的“家”应当是在马来西亚。作者写到“把一切的记忆装箱邮递，呼噜振翅飞回生命最初的领地”。但等到回到“祖国”之后，却发现，不论是台北，还是吉隆坡都不可能再成为作者心灵的归宿了。从台湾归来之后的“我”，再也找不回来“原来”的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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