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侨批跨国网络萌发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的水客行业，20世纪20年代之前 逐渐形成，其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然而，因二战时期厦门、汕头以及东南亚地区先后被占领，侨汇跨国 网络遭受重挫。二战结束后，因侨汇众多和金融投机盛行，侨批跨国网络进入鼎盛期。然而，因侨民逐渐认同于当地，当地政府限制或禁止侨汇，以及新中国政策变化，侨批跨国网络趋于消逝。 [关键词]侨批跨国网络；历史变迁
近代侨批网络是在侨批寄递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跨国商业网络，主要以闽粤和东南亚各 地批信局为基础，包括杂货店、进出口商行等传统商业组织和近代邮局与银行，经营侨批的收集、寄递、分送、回批收寄等业务。近代侨批跨国网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发展而成，覆盖了东南亚广大华侨居住区和中国闽、粤(包括 海南)两省、上海及广西部分地区。迄今为止，学界尚未系统探讨侨批网络的历史变迁，本文将就此全面深入探讨，以期完整揭示近代侨批网络及侨批业的发展规律，以期丰富华侨史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一、侨批网络萌发时期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
因侨汇数额与频率有限，侨批业最早经营方法为个人零散经营，即水客形式，这是侨批网 络的萌发时期。所谓水客，又称“走水”，潮汕 称“溜粗水”，漳厦称“客头”或南洋客，原是城市与乡村问往来行商，后来扩展到海外，泛指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替海外移民捎带钱物给在国内家眷或亲戚以谋利的人。另外，部分水客兼为东南亚地区招工或带人出国，又被称为 “客头”，而且水客和客头后来越来越不可分。
水客始于何时无从查考，18世纪末已有水客不少记载，19世纪记载的更多，往来于东南亚的水客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然存在。随着移民日趋增多，捎带钱物的行为逐渐演化成一种收寄信款的专门职业。19世纪中期，水客业务已很繁荣，华侨汇款“多托水客，或相识之归侨”，往返时间较长，水客一般按金额抽取 10％的手续费。创水客人数也比较多，汕头19 世纪末20世纪初约有800多人，香港约200多人。19世纪中期闽南几县就达一千多人；厦门20世纪初期约有1200人；从1848年到1910年，仅福建永春县就有30人；南洋等地水客也为数不少，仅新加坡一地就有潮州籍水客200多人。
水客是批信局出现之前的主要经营形式， 是侨批网络的萌发期。
首先，水客将中国闽粤侨乡与东南亚地区之问的联系内容更丰富，更为常态化。随着西方国家开发东南亚以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由于两地之间并没有邮政或银行的联系，水客作为海外华商中的行商，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发挥了闽粤与海外地区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沟通了闽粤乡村、 城市与东南亚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充当了沟通国内外信息、互递亲友馈赠的使者，传递国内外信息和钱物，深受华侨和侨眷欢迎。水客充任了闽粤侨乡与东南亚侨民之间的资金通道和信息媒介，加深了闽粤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地域、信息和资金的联系，这正是后来侨批网络的主要职能。当然，这种联系更多是通过流动的 个人来实现，更多是地域上网络，而且联系也较为分散，运转频率也较低。
其次，水客时期形成了侨批网络一些主要制度与职能。如信汇制度、侨批“帮号”制度、 按址登门送款和代写回批等，正如饶宗颐所言：“现时批业之登门收寄按址送交，以及回批 交还等手续，无一不循水客之旧惯”，这些制度在侨批网络形成与运转中不可或缺。
因此，水客奠定了侨批网络构建的基本制度与运作基础，对近代侨批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侨批网络形成时期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
19世纪中后期，批信局相继建立，分布逐渐广泛，或设立分支机构，或与他局联号(代理)，在国内外分联号之间投递侨汇与批信，或由各地“批脚”投递，有时批脚也没有固定批信局，往往替数家批信局投递。除少数批信局能在国内外设立独立的分号或联号外，大部分都是与其他局号建立代理关系，共同完成侨批收 集、侨批寄出、侨批分送和回批寄递等事宜。因此，近代侨批网络盘根错节、纵横交错、星罗棋 布、四通八达，或自成网络，或受托中转，甚至可以只替批信局投递，联网灵活方便，既有固定联网，也有临时建网，较之早期的邮政网络有过之 而无不及。此外，批信局以自身业务关系为基础，也充分利用服务日趋完善的现代金融与邮政服务机构，从而在20世纪20年代前已形成 了一套较完整的经营网络体系，其最显著表现 就是广泛分布的批信局。
(一) 闽南批信局
福建最早的批信局据说为1871年创办于安海的郑顺荣批馆，厦门较早的是黄日兴批信局，规模最大的天一批信局开办也较早，由漳州人郭有品1880年设于厦门。闽南批信局以厦门最多，据业者估计，80年代，厦门有批信局8家，及至1901年厦门批信局已达30家。 20世纪初，厦门已有批信局70多家。当时三家以中国为据点的批信局中，有两家，即天一和悦仁总号在厦门。天一批信局规模最大，该局先后在马尼拉、西贡、槟城、新加坡、棉兰、巴达 维亚、万隆、三宝垄、仰光等地设置分行或代理店，而在福建境内泉州、漳州、同安、安溪、安海、 金门、惠安等地设立分局。另外，泉州、漳州、 安溪、金门等地也设有批信局，主要将侨批直接送达收款人，不过无法确知局号数目。
(二) 潮汕批信局
1829年，汕头有余庄批信局和澄海致成批 信局分别设立；1856年德利批信局设立；1858 年常丰泰设立。1870年，汕头又设立了经营泰国侨汇的致华丰、永华丰和永和丰等批信局， 1882年时已有12家批信局。瞄其后，潮汕地区批信局日益增多。20世纪初，汕头比较大的批信局有56家，较小的批信局还有十余家。其中，再和成总号在汕头，其他批信局多为代理店，受东南亚批信局委托，较大的代理店一般会在澄海、海揭、潮阳、揭阳、惠来、普宁、饶平、大 浦、丰顺和梅州设有分号。
(三) 香港中转局
香港为中国南部汇兑中心，东南亚批信局与厦门、汕头等地有业务往来时，经过香港中转获利甚大，因而香港的客栈、银号和南北行等皆从事汇兑业务。据1914年日本台湾银行调查， 香港经营侨汇的批信局或钱庄等中间店共有 20余家，其中代理汕头的共11家，而代理厦门的9家。这些中间店通常每年收取50—100元不等的代理佣金，或按照办理汇款的金额，抽取 2％作为报酬。
(四) 东南亚批信局
东南亚批信局非常多，而且多以东南亚为总号据点，规模大的会在香港、琼州、汕头和厦门等地设分行，其他则于同处设置代理店以保 持两地间的联系。当然，设代理店为多数，占 90％以上。根据顾客地域不同，东南亚批信局可分为潮州帮、广东帮、琼州帮和福建帮。新加坡是南洋各地中枢地，苏门答腊、婆罗洲和爪哇等也以它为中心，批信局数量极多。20世纪初，根据日资台湾银行统计，大小约有200多家，潮汕帮较大的有15家，较小的40余家；福建帮较大的约36家，较小的50余家；广东帮较大的有17家，其他惠州、高州和雷州等约50余家；槟城较大批信局有6家，其他有70-80家， 数目仅次于新加坡。
至于东南亚其他地区，潮汕帮主要分布在泰国，1911年时泰国批信局从约20家增加到 58家，分属潮汕、海南和客家；四1914年有五十多家，其中80％是潮汕帮；另外安南有10余 家。福建帮主要分布在菲律宾和印尼，由于菲律宾华侨主要是福建人，因此菲律宾批信局基本上都是福建帮(7家)。此外，印尼有20家， 主要分布在巴达维亚(11)、万隆(1)、日惹(1)、 梭罗(3)、三宝垄(2)和井里汶(2)。广东帮批信局分布在巴达维亚(1)、日惹(1)、三宝垄 (1)；嘉应州帮主要分布在巴达维亚(8)、三宝 垄(5)、井里汶(1)；安南批信局有30多家，主要为琼州帮和潮汕帮控制；仰光有天一和瑞仁2家。总体而言，批信局数量已大大增加，初具规模，分布范围也大大扩展，已经遍及闽粤主要城市以及东南亚主要地区和城市，以批信局为基础的侨批网络已初步形成。
三、侨批网络发展时期 (20世纪20年代至1938年)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前期，批信局进入快速发展期，侨批网络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 批信局数目快速增加，分布地域更为广阔
闽南地区，根据福建省邮政管理局统计，正式登记注册的批信局总数为：1931—1932年分 别为255、228家，1933、1934年总数不明，但从厦门的数量可知其不少；1935--1938年分别为 166、142、137和120家，其中厦门1931—1938 年分别为其他196、177、174、135、140、116、114 和26家(鼓浪屿有68家)。根据国民政府规 定，批信局以1935年总号数为限，此后只减不增。1938年5月厦门为日本侵占，厦门批信局外迁，岛内批信局数目急剧下降，而鼓浪屿、晋 江等地迅速增加。另外，没有在邮局登记或借用他局牌照营业的批信局为数也不少。除厦门外，晋江、东山、云霄、诏安、永春、洛阳、涵江、漳浦、安溪、金门等地也有不少批信局，较前一时期分布更密集，区域更广阔。
潮汕地区，据《潮帮批信局》及“续集”二书 所载大体统计，1920--1938年汕头设立的批信 局就有74家，投递局18家，期间实际营业的批信局先后达100家，投递局37家，另据日本三十年代的调查，汕头有66处，广东省内其他各地有27处，合计93处。1935年在汕头邮政局领有执照的批信局计110家，其设立海内外 的“分号”共计790家。1937年，仅汕头市注册批信局有66家(广东其他地方27家，共计93 家)，圆翌年增至85家。
东南亚地区，20世纪20年代后，批信局更为兴盛，数量大幅增加。1930年，马来亚、婆罗洲、缅甸共有批信局210家，印尼60家，泰国 80家，法属印支区50家，菲律宾15家。1940 年，新加坡、巴达维亚、曼谷、马尼拉和西贡等地批信局共计419家。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批信局快速发展，数量 大幅增加，而且分布地域更为广阔和稠密，即使 一些偏远地区的华侨也会相应存在侨批服务机构。
(二) 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趋势由于商业网络本身是一种非制度化、非正 式的商业联系，其运行的外在宏观环境，如国 家、法律等又是制度化组织或规定，商业网络必然会与这些现实世界的正式制度发生联系。滨下武志曾指出，过于“制度化”的社会，需要思考如何与这种现实的、“非制度化”的网络对接。同样，商业网络也要考虑与制度化世界的对接，发挥其影响，以充分维护自身利益。因此，网络演变必然要受到一定的目标引导驱动， 这将有助于提高网络的凝聚力与影响力。“识别网络演变的目标引导特征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该网络中是否存在一个管理实体，它作为经纪人(broker)计划和协调着整个网络的活动。 这一管理实体可以是该网络内部的某个成员， 或专门扮演协调角色的某个独立的行动者”。 “这一实体的任务就是帮助构建网络，协调和管理它的活动，支持网络成员企业和网络层次的目标，并且提供一个集中的场所来开展对这个网络来说关键的活动”。
侨批网络的发展即如此，在非正式网络的基础上，出现了制度化的组织，即侨批业公会。 侨批网络制度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闽粤 和东南亚各地先后出现侨批业的民间协调机 构——侨批业公会(名称各异，如汇兑公会，银信业同业公会等)。由于侨批公会的重要性， 几乎每个侨批业较发达地区都建立了自己的侨批业公会。1926年，广东汕头将清光绪中期设立的南侨批业公所改为汕头华侨批业公会， 1931年又改为汕头市侨批同业公会。福建有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晋江银信业同业公会等。东南亚各地也有侨批业公会，泰国有暹罗华侨银信局公所(1930年)，新加坡有闽侨汇 兑公会、潮侨汇兑公会和琼侨汇兑公会，马来亚 有槟城银信业公会、雪兰莪中华汇业公会，马六 甲中华汇业公会等。“由于清晰的边界、集中的领导和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结，使得这类网络能够在政治及其他事务中以一个行动者的面目出现”。正是由于侨批业公会的建立，侨批网络看起来像一个正式组织。侨批业公会在维护侨批网络和业者利益、协调网络内部(国内批 信局、国内与国外批信局)关系、负责与政府交 涉协调等事务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侨批网络 提供了组织支持，并为网络的稳定和完善提供了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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