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是台湾文学充满张力的一年，一方面文化冲突和价值焦虑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文坛从意识幻象牢笼中突围回归传统和现实的动能正在集聚．文学新感性和新伦理悄然孕育。文章总结了2017年台湾文坛的八个热点。
关键词：台湾文学；热点
对于台湾文学而言，2017是充满张力的一年。一方面文化冲突和价值焦虑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文坛从意识幻象牢笼中突围回归传统和现实的动能正在集聚，文学新感性和新伦理也悄然孕育。
之一：陈映真的精神遗产与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建
2016年底陈映真的逝世是台湾文学和思想领域的重大损失，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对于台湾思想建设弥足珍贵。2017年台湾思想文化界在悼念追忆中总结陈映真精神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追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陈映真、又应如何纪念陈映真?《批判与再造》《苦劳网》《人间思想》《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印刻文学生活志》《海峡评论》《夏潮联合会》《文讯》等都推出了纪念专号专辑或系列文章，如《印刻》二月号制作了“昂然跨过～个时代的风雷”陈映真纪念专辑，收入“镜头前的巨人影像”“既严厉又深情的理想求道者”“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的不断战斗”和“以书写照见悲悯的先辈”四部分，呈现黄春明、陈若曦、施淑、刘大任、叶芸芸、季季、郑鸿生、向阳、郭力昕、蓝博洲、曾淑美等人曾与陈映真先生相交会的生命轨迹。人间出版社整理重编出版《陈映真全集》，收入820篇作品，总计23卷、450万字，是目前最全面系统的陈映真作品集，将成为今后研究陈映真、认识战后台湾社会和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编者打破文类界限，采取编年形式将陈映真所有的文学作品、评论与访谈等按时序排列，吕正惠先生认为：只有了解陈映真全部作品和整体思想面貌，才能真正认识到他对两岸及当今世界的独特价值。
阅读和研究陈映真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诚如倪慧如的追问：“陈映真作为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及思想先驱之一，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对于当今台湾社会而言，陈映真的小说、文论及左翼理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青年学者胡清雅指出：“面对台湾社会的整体环境与氛围，当前以英美资本主义先发社会为样本所延伸的社会科学理论，其实是非常缺乏解释力的，并不够作为批判的武器。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陈映真所引介的社会性质论，为我这种几乎与左翼／中国革命彻底断裂的80后青年，开启了一个与革命历史重新接轨的可能性。”陈映真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华民族认同和鲁迅式左翼批判立场，关怀弱势群体，追求祖国统一，其爱国主义者的精神风骨和思想家风范，以及他的文学、思想和人格“稀有的真诚”(赵刚语)，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之二：“解严"三十年的回顾、前瞻与反思
自1987年台湾地区宣布“解严”迄今已逾三十年，回顾“解严”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变迁，总结反思三十年的经验与问题，成为2017台湾文化思想领域的热点之一。政党、民间团体和知识人举办纪念会、追思会、研讨会、座谈会、影像展、音乐节、杂志展、艺术展、演剧祭、主题书展等等，纪念“解严”被赋予了多重意义。民进党将“解严”和“二二八”“白色恐怖”纪念捆绑宣传，将纪念“解严”打造成为推动所谓“转型正义”打击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国民党则批判民进党开历史倒车，一朝退回戒严前，新党也痛批蔡英文当局“解严三十年、民主变民粹、人权变特权、反共变反华”。人文社科界反思“解严”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台湾政治学会举办“民主成长与民主赤字：台湾鳃严三十年的省思”研讨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脉络讨论台湾当前所遭遇的关键议题。The News Lens(关键评论网)特别策划了“解严三十”评论专辑，不少评论认为：解严后台湾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产并没有摆脱依附西方的性格，没有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制约，结构性的枷锁尚未打开，关于解严的历史叙事通常还依附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和政治逻辑。年初由汉学家蒋永学(Dr．Thilo Diefenbach)编辑并参与翻译的《Kriegsrecht，Literatur aus Taiwan》《戒严：台湾文学选集》)在德国出版，选集共收录了杨逵、黄春明等台湾作家的29篇小说。《印刻文学生活志》七月号制作了“赖香吟：以小说回望解严三十年”专辑，以作家对谈、小说创作及相关评论来回望解严三十年与小说的复杂纠缠；而赖香吟取景于台湾解严三十年的小说集《翻译者》也于2017由印刻出版，收入全新修订的《翻译者》、《虚构一九八七》系列、《岛》三部曲，及新作《雨豆树》、《后四日》等篇，范铭如认为，“由这些远程的在场者转述串联成的时代故事，与其说是政治小说，不如说是跌宕三十年来台湾政治生态、经济型态、人际关系与世代文化生活的变化轨迹。”应是值得一读的小说集，不过该书因涉侵权而下架，引发台湾出版界讨论。
之三：突破同温层一《做工的人》引发热议
2017年初，宝瓶文化出版了《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曾任工地监工十几年，以鲜活流畅的笔触刻画朝夕相处的工地工人的生活与劳动状况，水泥匠、电焊工、外劳、女工、便利店员、拾荒者、茶室姐妹这些常被忽略的城市蓝领劳工与边缘族群进入读者视野。这本作者拥有“主场优势”的书，平实真率又饱含人道关怀，“成功突破各个同温层”。(朱亚君语)在中产文化和小资情调占据主流视听空间的台湾，通俗易懂的《做工的人》跃居畅销书榜单，在网络和大众媒体引发热议，涌现大量书评、访谈，如《当代工人的知识生产》《林立青(做工的人)刻划工地剥削现实》《请你毋免同情我：林立青的工地人间》《做工的人VS．裁判的人》《(做工的人)：去除学术名词，平铺直叙的真相》《唤起对工人的尊重》《劳动现场的薛西弗斯：读<做工的人)》《报导如何被看待》《后设的“做工的人”》《人道关怀突破同温层，让各行业看见工人大小事》《从看见底层到团结反抗》《做工的人：劳动现场的反身写实》《工地围篱内，托尔斯泰停留的角落》《旁观他人之痛苦一一我的苦难，不该是你的故事》《(做工的人)：人是被迫去犯罪的》……评论多肯定林立青的“书写位置扩宽了台湾文学的向度，观察视角折射出阶级文化的厚度。”同时《做工的人》也引发关于非虚构或报导写作的伦理问题(如对旁观或消费他人痛苦的质疑)，以及“工人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有何作用等诸多讨论。从《做工的人》的热评可以管窥出近年台湾文艺批评的左转欲望和发展趋势。而另一本值得关注的书写底层的书籍《血泪渔场：跨国直击台湾远洋渔业真相》，是“报导者”年度调查报导《造假·剥削·血泪渔场》的扩充完整版。该书“从一件令人心寒的渔工死亡案开始，层层剥开台湾渔业虚华的数字包装，”揭示底层渔民的艰辛无告，暴露台湾远洋渔业充满压榨剥削、不公不义的真相。书写底层、书写苦难意义何在?诚如胡元辉所言：看见他人的苦痛，正是事情得以改变的开始。
之四：“文白之争”凸显意识形态冲突日趋激烈
高中语文课纲文言文和白话文比例之争是2017年台湾文化焦点之一，不少文学人也卷入其中。以齐邦嫒、白先勇、余光中、张晓风、王德威、曾永义、孙康宜、李惠仪、李欧梵、何大安、陈国球、胡晓真、萧萧、颜昆阳、张错、杨儒宾、杜忠诰、林耀福、郑瑜雯、洪兰、林启屏、祁立峰、曾家麒等学者作家教师以及马英九、龙应台等蓝营政治人物为代表，主张维持文言文原有比例，认为文言文是中文的精髓，舍弃文言文教育会成为无根的民族，而且会降低下一代的语文能力和文化竞争力。王德威等有识之士发起“语文是我们的屋宇：呼吁谨慎审议课纲”联署，强烈反对以狭隘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为名的所谓“教育变革”，强调应尊重专业，文类比例不宜任意裂解限缩，认为文言文比例下调是“政治干预”，如此“台湾教育将江河日下”。而《文学台湾》杂志社和台湾文学学会则“支持大幅调降文言文比例，强化台湾新文学教材”，以钟肇政、林亨泰、郑清文、赵天仪、李魁贤、郑清鸿、朱宥勋、陈宁贵、林央敏、向阳、陈芳明等人为代表，提出“调降文言文比例”“强化台湾文学在教科书的份量”“增加闽南语、客语、原住民语的书写题材”三个主张。尽管存在很大争议，岛内“高中语文课纲”文言文白话文比例审议结果还是尘埃落定，决议将文言文比例从目前占45％到55％降至35％到45％。“文白之争”的实质是坚持中华文化传统与“去中国化”的两种意识形态之争，表明岛内文史领域的话语权争夺与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之五：“花甲男孩"收视热与台湾文学改编
台湾“植剧场”单元剧《花甲男孩转大人》创下4．16的高收视率，掀起2017台湾电视剧收视热。“植剧场”计划由王小棣、蔡明亮、陈玉勋、瞿友宁、王明台、许杰辉、徐辅军、安哲毅等八位实力导演投入实行，致力于类型创新与改良，共同打造“爱情成长、惊悚推理、灵异恐怖、原著改编”四种类型的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以台南大内乡为剧情背景，聚焦乡土文化和地方特色；该剧也是“植剧场”首部原著改编的剧作，改编自新生代作家杨富闵的小说《花甲男孩》。上世纪80年代，陈坤厚、侯孝贤、万仁等导演立足台湾社会现实和乡土生活经验，善于从台湾文学作品尤其是乡土小说中取材，改编了黄春明、王祯和、廖辉英等作家的诸多作品，拍摄了《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油麻菜籽》等优秀电影。《花甲男孩转大人》承续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乡土文化意识和文学改编传统，生动展示了逐渐被边缘化的台湾乡村的日常生活面相，细致呈现红砖破瓦的南部乡间积淀的传统民俗文化记忆。杨富闵小说《花甲男孩》也在2017年再版，白先勇在序中力赞这部作品集“接地气”，肯定杨富闵的“新乡土小说”继承了黄春明、王祯和的传统，认为“《花甲男孩》的主题其实写的就是人伦，而且是中国传统式的人伦：祖孙之情、夫妻之情、父子之情，写得最动人的几篇，也就是作者用情最深的时刻。”新世纪的新文字与新影像，让我们看到了台湾新世代和新乡土的新魅力。
之六：“房思琪"事件引发的多向度思考
2017年初，台湾年轻作家林奕含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出版后就因题材等因素而备受注目、多次印刷。这部用生命书写的作品主要叙述十三岁少女房思琪因遭补习班老师性侵而致疯癫的故事，“真实的我早已死去，现在的我是我的赝品，我对世界对自己，怀着巨大的乡愁。”这些话语并非浪漫化的修辞，而是被伤害至残疾的女性心灵的惨呼。在一次访谈中林奕含指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作者两个月后的自杀及其类似于房思琪的不幸经历的暴露，使得这部“非标准受害人”(张娟芬语)的绝望与警世之书，更引燃各界人士及媒体舆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聚焦。“早熟而美丽的作者身上发生了耻辱的厄运，而她写下这厄运时略带戏谑的笔法有纳博科夫混血张爱玲的影子，可我们却无法像读《洛丽塔》一样，带着庆幸放下书，松一口气地说：幸好是假的。”(蒋方舟语)人们痛惜这位年轻才女的不幸遭遇和离世，愤怒声讨原型“狼师”，谴责性侵害、性犯罪，反思性教育问题，呼吁性别平等，批判台湾升学主义，解构师生权力关系，追问台湾补课教师资质，反省文学话语“巧言令色”的欺骗性，辨析小说的虚实和故事的真假，讨论小说的风格和语言特点……“房思琪”事件引发的讨论和思考涉及教育、法律、文学、家庭、性别、权力、爱欲等广泛层面和多重向度。讨论还涉及出版伦理及传播对受害者的消费现象，如曹亚瑟就撰文批评这本书的出版者对林奕含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巨大社会压力预估不足，“不道德的出版，成为压垮女作家林奕含的最后稻草”。
邵迎建在《文学辜负了她们吗?》中高度肯定房思琪故事的意义，认为林奕含小说“是被凌辱的少女用自己的话语呈现出的二十一世纪性现象的黑暗真像，在历史及文学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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