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很多，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等。但在近些年诸多“丝绸之路”研究中，又有了一个新的提法，那就是“东北亚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旸于1996 年应邀在日本讲学时首次提出。从此，随着多位专家学者针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让外界对“东北亚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认可。按照《搜狗百科》解释：“东北亚丝绸之路”简称“东北亚丝路”，是指陆路从河西走廊经漠南至东北亚的丝绸之路，海路是指从江南——北京——开原（丝关）——阿什哈达（今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黑龙江——鞑靼海峡——库页岛——日本北海道。
实际上，在明朝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还由女真宦官亦失哈九上“北海”趟出了另一条海路丝绸之路, 并通过这条驿道，把大批的丝绸、绢、苎丝袭衣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黑龙江流域，赏赐给女真人；女真人则由库页岛乘船南下，再与日本进行贸易，从而形成了一条神秘的“东北亚丝绸之路”。从这条海路丝绸之路途经路线看：发源于长白山天池，流长与流域面积仅次于长江、黄河的松花江应是这条海路通往黑龙江区域的主干道,而“船厂”就是这条主干道上通往黑龙江地区以至更远地方的一个中转站。
所谓“船厂”，就是我们吉林省吉林市在明、清时期的一个历史称呼。此城处于长白山脉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东北地区的大动脉、黑龙江水系的最大支流——“松花江”绕城而过，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所以，这里历来都是东北地区的一个重镇。因明、清两朝均在此地造船、屯驻水军，故有“船厂”“船营”之名。此后，松、辽、黑地区人们都称这里为“船厂”，这便是“船厂”名字的由来。
自1663 年（清康熙二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加强东北边疆城镇建设。据史料记载，当时“自奉天（今沈阳）过开原出威远堡有7 镇，首曰‘稽林乌拉’，亦作‘吉林乌拉’”。这里说的“吉林乌拉”就是“船厂”。1676 年（清康熙十五年），清廷在吉林设将军衙门，并将宁古塔将军驻地由宁安迁至“吉林乌拉”城，当初的“船厂”就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此，人们渐渐改称“船厂”为“吉林乌拉”。所谓“吉林乌拉”系满语，“吉林”两字为“沿”或“靠近”之意；而“乌拉”谓之“江”或“川”，就是“靠
近江边的地方”或“沿江之城”。后来，官民均在口语和行文中多将“乌拉”省略，简称为“吉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个城市还一直是吉林省省会，直至1954年省会迁往长春市。
一、吉林“船厂”在“东北亚海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东北亚丝绸之路”可以说自古就有，而且不止一条。只是到了明、清两朝才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比较完整的体系。
在历史上，“东北亚丝绸之路”因受战争破坏、交通阻滞等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了五条通道：一是
“朝贡道”；二是“营州道”，又叫“长岭道”；三为“契丹道”，又称“扶余道”；四为“日本道”，又称“龙原道”；五为“新罗道”，又称“南海道”。这五条路线中的“营州道”和“朝贡道”可直接通往唐朝都城长安，而吉林“船厂”就处于“朝贡道”通过鸭绿江经松花江再转至牡丹江直至黑龙江入海口的松花江中段。特别是在明、清两朝，吉林“船厂”在东北亚海路丝绸之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传在2500 年前的周武王时期，东北肃慎人曾向中原王朝进贡楛矢、石砮，驼鹿或四不像。［1］而鸭绿江、松花江就是满族先民去中原王朝进献所走的古道，亦是中国通向东北亚各国“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
按照《三国志·魏志·夫余传》所载：“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裤，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这里说的“扶余”即“夫余国”又作“扶余国”，是公元前2 世纪——公元494 年东北地区第一个地方民族政权。据考“夫余国”前期王城就在吉林“船厂”一个叫“秽城”的地方，即今吉林省吉林市东团山麓“南城子”。显然，按照《三国志·魏志·夫余传》所说，在汉魏时期“夫余国”就与中原存在着商业贸易关系。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原供职于奉天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院）的李文信先生，早在1934 年任吉林市第二中学教员期间，就曾对该城周边的“东团山”“帽儿山”“龙潭山”等山城遗址进行考察，并在吉林“龙潭山”和“东团山”之间发现了汉代白铜镜残片，印有王莽货泉花纹的陶片和大量汉代五铢钱，［2］这就充分说明在汉魏时期，吉林“船厂”这个地方已存在着跨地域文化交流和物流交易。
在盛唐时期，定都于东京城（今黑龙江宁安）的渤海国政权与唐王朝交往频繁，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到唐明宗天成元年（公元926 年）220 余年中，渤海国入唐朝贡多达140 多次，而唐王朝则多以丝绸进行赏赐，开创了东北亚丝绸之路的一次高潮。
据史书记载：渤海国时期向唐朝进献的贡品中，有人参、虎骨、熊皮、貂鼠皮和“昆布”等物产。所谓“昆布”，即“海带”别称，原产地就在日本北海道与本州北部地区，至今“昆布”一词仍在日语中使用。可见，原产自日本的“昆布”，是经渤海国的中继贸易，通过渤海国朝贡道进入中原，一直送抵长安城。“昆布”等海产品在渤海国贡品中出现，揭示出渤海国与日本之间贸易的可能性。
据《新唐书·渤海传》所载，“鸭渌，朝贡道也”，“鸭渌”，就是指今鸭绿江。此“朝贡道”既为渤海国
臣服大唐后的“纳贡”路线，同时也是通向中原内地的水陆交通要道。据说，当时渤海国朝贡路线为：先行陆路，经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西城镇城南村“西古城”）、西京鸭绿府（今吉林省白山市属临江市），转海路至登州（山东省蓬莱市），再陆行至唐长安城。这一时期，吉林“船厂”这个地方则归属于渤海国三个独立州（即中央直辖州）之一的“涑州”所辖，其治所继续沿用了扶余国前期王城东团山麓“南城子”。显然，此处仍为渤海国与唐王朝之间“朝贡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公元926 年，“契丹”灭亡“渤海国”统一东北后，今吉林这一区域为辽“东京道”所辖。在此期间，由于契丹与宋朝交战，“营州道”屡经战争破坏，交通受阻。史料记载：“于是朝贡之使，舍长岭之陆路，而出于鸭绿之水路。”也就是说，“营州道”被阻断，途经吉林“船厂”的这条海路“朝贡道”则成为东北地区渤海、靺鞨、鞑靼等部族经鸭绿江、松花江取道登州，直抵唐都长安城的一条唯一较近古道。
公元1125 年，金灭辽后，吉林“船厂”这个地方最初属于金朝的“咸平路”，后改属“上京路会宁府”。至今，吉林市区尚存江北“土城子”，江南“官地”等辽、金古城遗址30 余座，从中可以看出，吉林“船厂”这个地方仍然是当时吉林地区的一个区域中心。
由此可见，在辽、金以前，吉林“船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是朝贡道上一个重要的中继站，而且，始终是吉林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重镇和政治经济中心。
二、吉林“船厂”在东北亚丝绸之路的作用
自明朝宦官亦失哈开辟“东北亚海路丝绸之路”之后，吉林“船厂”一直在整个辽东地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洪武初年，明军进驻东北后的军饷就主要靠海运关内的贮粮供给。公元1375 年（洪武八年），明政府在东北地区南部设置“辽东都指挥司使”。公元1377 年（洪武十年），“命靖海侯吴祯督浙江诸卫舟师运粮，往给辽东将士”。［3］
明初期，地处东北亚并紧邻吉林地区的邻国朝鲜就开始通过东北亚丝绸之路之陆路和海路向大明王朝称臣纳贡。《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 年）十月丙辰朔丁巳（初二日）中书省臣言：高丽使者入贡，多赉私物货鬻，请征其税。上曰：远夷跋涉万里而来，暂尔鬻货求利，难与商贾而论。其交易勿征其税。”并且“洪武四年（1371 年）九月丁丑（二十八日）户部言：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太仓（今江苏省太仓市），三佛齐（今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大巽他群岛）海舶至泉州海口，请征其税。诏勿征。”这两段君臣之间的对话表明：一是高丽与明王朝很早就存在“进贡”与“回赐”行为的官方往来；二是这些用于官方往来的物品很快就被默认为市场交易对象；三是明政府对两国之间商人的交易予以征税已成惯例，只是皇上对官赐“鬻货求利”网开一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处东北亚的高丽与处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三佛齐，从明初期就开始朝贡，并同时走在各自的海上丝绸之路上。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九月庚午朔癸丑（初十日）巡抚辽东都御史王之诰言：辽阳险山之间，亭障稀，士马弱，虏出没其内，又朝鲜入贡之路也。”［5］此后，“天启元年（1621 年）八月甲午（二十五日）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5］我们从邻国朝鲜向明朝入贡之路的变化，也进一步证实东北亚地区入贡官道确实不止一条，而且既有陆路又有海路。
公元1403 年（永乐元年），明成祖为稳定边疆，开始进一步加强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先是派行人邢枢等往谕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招抚纳贡归降的元朝故臣诸部，并设置“奴儿干”等卫。后来，在1409 年（永乐七年），为辖制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精奇哩江（今俄罗斯结雅河）流域及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等地，决定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图1），统辖“奴儿干”地区各卫所。
继三宝太监郑和在1405 年（永乐三年）奉诏出使西洋之后，明政府于1411 年（永乐九年）又派遣另一位太监——女真人亦失哈护送“都指挥同知”康旺、“都指挥佥事”王肇舟等官员，沿松花江与黑龙江而上，航行2000 多公里，至亨滚河口对岸的“奴儿干城”（今为俄罗斯境内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其管辖范围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至库页岛，使之成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口、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此外，明朝政府还在“奴儿干都司”辖区内分置卫所，并任命了当地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仍其习俗,统其所属，以时朝贡。贡物有海青、貂皮、马匹等土特产品，相当于内地的赋税。
为方便使命往来、递送公文和输运贡品物资运送，明政府在元朝驿站的基础上，又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其主要干线是：继续沿用辽、金时期的黑龙江流域“海东青鹰路”，建立了“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取道原“金上京”故城会宁府（阿城县，阿什河左岸），奔松花江沿岸，南抵双城市的拉林河岸“底失卜”站（黑龙江双城县境内），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全长两千五百公里，再次开启了东北亚海陆丝绸之路。
在永乐、宣德年间，太监亦失哈等人先后九上北海，一路封赏诸部酋长，并在“奴儿干”附近兴建“永宁寺”以记之。后来，人们在特林遗址就曾发现“永宁寺”及寺前的两块明代石碑。碑之一立于1413 年（永乐十一年），正面竖刻正书《修永宁寺记》，碑文用汉语写成。碑阴则为正面碑文的蒙古文与女真文的节译。碑的两侧各刻有汉、蒙、藏和女真四体文字的佛教“六字箴言”。另一碑立于1433 年（宣德八年），正面额题《重建永宁寺记》，仅有汉语碑文。二碑文均记录了明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史实。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这两块石碑（图2）被帝俄政府劫去，移置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阿列谢尼耶夫博物馆。
据《永宁寺记》记载：“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开设‘奴儿干都司’”，一次启乘吉林“船厂”所造“巨船”就有二十五艘。而据《重建永宁寺记》记载：亦失哈等“率官军两千，巨舡五十”再至“奴儿干”地区。这些巨船是由流人、后任辽东都指挥使刘清在永乐、洪熙和宣德年间三次“领军至此”而在吉林“船厂”建造的。现在吉林市东南的“阿什哈达”江岸的崖壁上还立有两个亭台，里面各有一块石刻，这两处被称为“阿什哈达摩崖”（图3）的石刻，镌刻的摩崖文字记载了当时流人充军并成为明“辽东都指挥使”的刘清“领军至此”，以及先后三次到过阿什哈达船厂督造船只的情况。
显然，明政府当时就是在吉林“船厂”设置造船基地，负责建造运载官兵、粮草赏赐品和贡品的船只，并把这里作为运输官兵、粮草的转运站。其作用是：一方面紧密了东北亚地区“辽东都司”与“奴尔干都司”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促进了东北亚海路丝绸之路的发展。
到了清代，吉林“船厂”较明朝时期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显得更加重要。1658 年（清顺治十五年），为抗击沙俄入侵并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清廷谕令宁古塔将军沙尔虎达在今吉林松花江畔临江门至温德河口一带恢复船厂造船，操练八旗水师。1661 年（清顺治十八年），在此正式建立水师营，驻防旗兵近2000 人。1671 年，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奉命率领满洲八旗军队三千多人在此进行了两年施工，于公元1673 年建成了吉林木城（后改土城和砖城）。公元1676 年，宁古塔将军（后更名为“吉林将军”）巴海奉旨移驻吉林城。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加强“船厂”与当时的省城宁古塔以及盛京之间的联系，特意在吉林城建立了“尼什哈”（图4）驿站，以加强边境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尼什哈”是满语，翻译过来就是“小鱼”的意思。“尼什哈站”又称“乌拉站”，是清朝东北地区重要的中枢驿站。清代皇帝东巡所经过的主要道路称为御路，又叫驿路、驿道。驿路沿途设有驿站，由盛京（今沈阳）向东北方向延伸，通过铁岭、开原，再经叶赫直通“船厂”（今吉林市），再进而通到黑龙江的“瑷珲将军”驻地。
清康熙皇帝于1682 年（康熙二十一年）东巡至吉林城，再赴黑龙江了解情况，并就准备驱逐沙俄侵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令蒙古车臣汗断绝与沙俄军贸易。二是令萨布素率部在瑷珲筑城永戍，并和家属一同进行屯垦。三是在瑷珲至吉林途中，共设驿站19 个。四是加紧造船，保证军粮由松花江及时运抵黑龙江前线。
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中国军队为收复黑龙江省漠河以东的俄占领土——雅克萨城（今俄罗阿尔巴金诺），展开了对入侵俄军的第一次自卫反击战——“雅克萨之战”（图5），迫使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条约》规定：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往东到海、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包括库页岛（现称萨哈林岛）归属中国。显然，吉林“船厂”在“雅克萨之战”的军需保障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后，康熙皇帝于1698 年（康熙三十七年）再次东巡吉林城，乾隆皇帝也于1754 年（乾隆十九年）东巡吉林城，充分突显出康、乾两朝皇帝对吉林“船厂”的关注。1881 年（光绪七年），吉林城升为吉林直隶厅，次年又升为“吉林府”。显然，清政府一直对吉林“船厂”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予以高度的重视。
三、吉林“船厂”发行的货币
由于吉林“船厂”这个地方不仅是东北亚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历史上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特别是1676 年（清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之后，这个地方又成为了吉林地区近代工业的摇篮和金融中心。所以，吉林近代的铸币和纸币几乎都出自于这个地方。
1.设立“吉林宝银局”，铸造“大翅宝银”
1853 年（清咸丰三年），清政府在全国推广官银票，吉林将军为发行银本位官票，于次年在藩库属下设立了“吉林宝银局”，铸造吉林“大翅宝银”。过去，市场流通的宝银都由民间的钱铺、银号铸造，工艺十分简单，银两的重量和成色也都没有固定标准。直到“吉林宝银局”建立并铸造了“吉林大翅宝银”之后，才制订了“吉平银”。“盖吉林地方俗呼船厂，厂平二字实从俗也。”［7］所以，“吉林大翅宝银”又称为“厂平银”，从此统一了的铸银平色标准，方便了市场流通。
2.设立“吉林永衡官钱局”
公元1856 年（咸丰六年），为了响应清政府官银票在吉林的推广，继“吉林宝银局”之后，又在吉林省城设立了“吉林通济官钱局”。1857 年（咸丰七年），共发行相当于银4 万两的“官票”，强迫用银两兑换，成为吉林第一个有权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
3.设立“吉林机械局”（图6），铸造“厂平银元”
大清王朝进入道光年间一改康乾强势，处境每况愈下。特别是西方列强在1840 年（道光二十年）发动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大门之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其中，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北京”两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夺去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东北亚局势日趋紧张。为防止沙俄进一步入侵，清廷于1880 年4 月（光绪六年三月）急调吴大澄为吉林省“督办”，赏为三品卿衔，赴吉林与吉林将军铭安商酌防务事宜。次年五月，吴大澄奏请朝廷在吉林建立机械厂，制造军火，以改善和加强吉林防务。1881 年六月（光绪七年），清政府允准拨款专项白银6 万两购置机器设备，在吉林松花江北岸、吉林城东莱门外建立了“吉林机械局”［8］，俗称“东局子”，并使之成为当时东北地区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基地。
“吉林机械局”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是生产军火，而是铸造货币。在“吉林机械局”建立之初，“吉林将军”铭安和“督办”吴大澄就非常关注吉林地方银钱短缺、私帖泛滥问题，在向朝廷奏请建造机械局时，就一并计划“仿照制钱式样铸造银钱，以济现钱之缺，以代凭贴只用”①。为此，在“吉林机械局”建设过程中，不仅向国外订购了军火用机器设备，同时，还一并购进了压银钱手器，洋钱“提干洒器”及其他铸币器具，真可谓“远见卓识”。正基于此，吉林“船厂”这个地方才有了我国最早的采用机器压铸银元的工厂。1882 年（光绪八年），“吉林机械局”开始试铸银元，定名“厂平”；1883 年9 月（光绪九年），耗银25 万两的吉林机械局基本竣工。1884 年（光绪十年），吉林将军希元“以济现钱之缺”为由，奏请清廷在机器局铸造“厂平”银币，并正式铸造出一套从一钱到一两不等“吉林光绪十年厂平银元”五种，使我国货币从“土法局部自铸时期”走向“机制银元时期”，开创了我国“机铸”货币的先河，在我国近代铸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英国传教士哲姆士曾于1886 年（光绪十二年）参观吉林机器局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在吉林最值得注意的是吉林机器局”（中国近代工业史料）。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四月，正式奏请铸造银元，获“清廷诏准于吉林机械局内设立银元厂”。年底，就仿照广东光绪元宝而铸造出吉林光绪元宝银元。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六月，沙俄帝国继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后，又在东北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趁火打劫，于八月二十九日侵入吉林省城，将机器局劫掠一空。据吉林《银元局纪要》记述：“俄兵将机械局占据，档册毁失，数年来造元及盈余个数，无卷可稽。”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改称“吉林造币局”。
4.设立“吉林宝吉局”，铸造“制钱”
虽然吉林机械局已经开始自铸“厂平”银元，但因铸量较少，尚不能完全缓解长期困扰吉林货币流通中制钱短缺的问题。经吉林将军同意，又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四月初十日，奏请设炉铸钱，并奉到朱批“准其试行铸造”。光绪十四年（1888 年）六月十六日，由商捐官办，在吉林城迎恩门里正式设立“吉林宝吉钱局”（简称“宝吉局”），开始鼓铸制钱，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兼铸铜元。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一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吉省宝吉局归并银元局搭铸铜元折》中称：“春间据署吉林度支司陈玉麟，详请将该局裁并银元局，搭铸铜元，以节糜费，而便商民……”［9］随后，“宝吉局”裁撤归并“银元局”，至此，吉林铜元进入了机器生产阶段。
5.创办“吉林永衡官帖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九月，沙俄帝国攫取了“大清东省铁路”（即中东铁路）铸造经营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初，华俄道胜银行便针对铁路路工需用钱款提出：“现拟搭发羌贴（俄国纸币）、铜子，以辅吉元之不足”，企图进一步扩大帝俄货币在东北地区的流通。为此，当年四月，吉林将军向朝廷“奏设永衡官帖局”，两个月后，就正式建立“吉林永衡官帖局”，以吉林铸造的吉林“光绪元宝”银元为准备金，发行了5种面额的“银元官帖”24.6万元，以抵御沙俄帝国的金融入侵。
6.建立“吉林永衡官银钱号”
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成立了“户部银行”，发行国家银行钞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又将其改名“大清银行”，发行大清银行钞票。同时，允许各省设立专门机构发行纸币。宣统元年（1909 年）8 月1 日，吉林“督抚”陈昭常将上述“吉林永衡官贴局”和“吉林通济官钱局” 合并，并更名为“吉林永衡官钱银号”。这个官办机构从发行地方纸币开始，后又办理银行性质的业务，逐渐成为吉林省地方银行，直至1932 年6 月15 日，被伪满洲中央银行所合并。直到此时，吉林地区的货币发行中心才由吉林市转到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市），从此，也就结束了吉林“船厂”这个地方金融事业的辉煌。
总之，明、清时期的吉林“船厂”，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而逐渐成为东北亚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节点，并使之快速成为吉林乃至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进而成就了其发达的军工企业和繁荣的金融业。反之，也正是由于吉林机械局的建立，奠定了吉林城基础工业和钱币铸造业的雄厚基础，带动了金融业发展，活跃了区域经济，使东北地区的物流和资金流变得更加顺畅，进一步拓宽了东北亚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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