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明，天主教带给中国一种排他性的宗教观。天主教攻击佛教、道教，挑战了传统的“教”观念。1623年，寓居杭州的士人许大受在《佐辟》里试图反驳天主教的攻击，重构一个封闭性的“三教合一”，并发动一个反基督宗教运动来禁止天主教。1625年，许大受很突然地停止了这种反基督宗教运动，而且决定销毁他的书。虽然《佐辟》试图建立一种排他性的三教合一，但是许大受也意识到这种排他性的宗教观违背佛教及新儒家的基本思想，这使他最终放弃。通过这种历史案件，我们可以重新反省西学东渐所带来的宗教观。
【关键词】西学东渐；宗教排他性；晚明天主教；晚明佛教；耶稣会
关于许大受生平的中文文献极少。幸运的是比利时汉学家杜鼎克(Adrian Dudink)通过中外文
一手材料找到不少讯息。在此基础上，他写了很深刻的研究性论文，即《许大受的〈圣朝佐辟〉(1623年)》。按照杜鼎克的研究，许孚远(1535-160４)曾有两子，其一夭折，只得许大受存活。万历三十七年(1609)，许孚远去世五年后，许大受邀请叶向高(1562-1627)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许大受只是秀才，不是科举出身，但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得以担任刑部郎中。
许大受以何种动机写作《佐辟》?杜鼎克在前述论文中考证诸多中外文一手材料，找到了一些线索。在杜鼎克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在此试图按时间顺序重构许大受所经历的过程，分四大阶段陈述：第一、他对天主教产生兴趣；第二、由于个人危机及思想上的困境，他放弃天主教信仰；第三、为攻击天主教会并保护中国传统，他重新建构中国传统的“三教合一”，为之提供新含义；第四、他发现自己走得过于极端，遂放弃反天主教的运动。
一、作为慕道者的许大受
1616-1617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搉(1592年进士，1623年去世)镇压南京天主教会，天主教在全国遭禁止。不过，杭州成为全国天主教会的避难所：杨廷筠在家庇护诸多耶稣会士，如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1559-1654)等。泰昌元年(1620)标志着中国天主教会的好转，因为当年叶向高再次担任内阁首辅。他虽未受洗，但出力保护天主教会。杭州由避难所变成天主教发展活动的中心。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士大夫在此保护天主教。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一年内出版三本著作《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使天主教徒感觉很自豪。南京教案的阴影似乎已完全过去。据《耶稣会1623年书信》记载，连在许大受的家乡德清加入天主教会的人数都达到了三百。
寓居杭州的许大受有许多机会与传教士来往。《佐辟》“第三辟”告诉我们，他曾与艾儒略讨论天主教的创造论。万历四十七年(1619)，艾儒略来到杭州。我们可以借此推测，1621-1622年期间，许大受与艾儒略有来往，向他请教天主教教理。天启三年(1623)，许大受的母亲逝世。艾儒略前往德清许大受家拜访慰问他。很明显，艾儒略怀抱着许大受会变成基督徒的希望。
《佐辟》还告诉我们，许大受与其他传教士亦有来往。他很可能认识龙华民，因为《佐辟》三次提及这一名字。许大受周围也有许多天主教徒。他很可能认识李之藻与杨廷筠，然而《佐辟》特意避免提及这两位的名字。不过，许大受提到其友周国祥是天主教徒(“第五辟”)。他也认识一位刚皈依的天主教徒，这位热情的教徒每天在家接待数十位人。许大受很可能参加过这种家庭聚会(“第五辟”)。在其老家德清已有三百名基督徒，且许大受也提及一名基督徒家中发生火灾(“第七辟”)。
1621-1622年间，许大受花费近两年时间搜集、阅读、消化天主教著作，“第八辟”提及将近十本。关于天主教礼仪，他也比较熟悉。他知道天主教的主要经文，如《天主经》及《信经》。“第五辟”描述天主教的圣洗圣事(提及圣水、圣油、圣盐、圣烛等)，也许他亲眼见过朋友领洗。他对天主教会的组织有深入理解，比如知道传教士最初穿僧服，后改穿儒服(“第一辟”)。故此，杜鼎克推测许大受是一名慕道者。然而许大受并未领洗，因为如果领洗，他应该会参加弥撒或领圣体，然而他没提及领圣体一事。很明显，在这两年期间，许大受认真了解天主教，然而无法下决心皈依。他在徘徊，似乎有某种事情阻碍他加入天主教会。
二、许大受的第一次转变
正如很难把握皈依的原因一样，同样很难解释为何有人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并转而攻击之。许大受最初两年对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但他后来改变主意，极为系统地攻击天主教的教理、组织、风俗等。在天主教教义中，许大受很可能存在思想上的困惑，至少接下来这点他难以接受：当传教士介绍天主教信仰时，他们经常与佛教对比。他们不一定是恶意批评佛教，而是天主教的诸多观念与佛教类似，因此有必要弄清它们的区别。在此过程中，传教士很容易下价值判断，蔑视佛教。在《天主实义》里，利玛窦不仅瓦解了佛教教义，而且诽谤僧人撒谎、贪污、虚伪等。许多中国天主教徒完全接受了传教士对佛教的排斥，或因为他们本来不喜欢佛教(如徐光启)，或因为他们皈依天主教后愿意与他们过去的信仰及生活断绝关系(如杨廷筠)。不过，因为天主教要求人们完全放弃佛教，使得一些人在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徘徊一段时间，直到被迫做出决定。
根据《耶稣会1623年书信》记载，许大受的母亲于当年逝世。对他而言，这造成了很大的信仰危机，因为母亲的丧礼逼迫他做出选择，要么按照天主教，要么按照传统举行丧礼。我们不知道他母亲是否为很虔诚的佛教徒，不过许大受应该会考虑多年前辞世的父亲及刚辞世的母亲在彼岸会如何。
天主教对此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既然他的双亲活着的时候没有领洗，那么他们到底能否得救?“第五辟”如此表达天主教的立场：“纵有孝子，媚我天主，得生天堂，然天怒最吓，万难解免，虽存孝志，无益亲灵云云。”照此，许大受无法帮助双亲的灵魂升天，这是他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第六辟”里，他责怪天主教不尊重祖先。他最终选择按照传统举行丧礼，因为佛教丧礼可以表示他对父母的孝道。按照《耶稣会1623年书信》的说法，他将自己的家改为“偶像崇拜的庙宇”，请法师给父母诵经。这一决定使许大受告别慕道者的身份。
艾儒略去德清慰问许大受时，得知他给母亲安排佛教丧礼后应该非常惊讶。但是为表达哀悼，艾儒略仍前往安慰他。在这一场合，艾儒略无法开始争论，无法批评，只能表示哀悼。四十九天的服丧给许大受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机会。在此期间，他重新反省天主教教义，决定彻底放弃天主教信仰。
除了母亲丧礼造成的信仰危机外，杭州天主教会的迅速发展亦使许大受不安。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共出版三本书。《佐辟》记载了杭州天主教徒的傲慢：“孔夫子岂能及我艾先生之万一?”许大受难以接受天主教徒的这种傲慢。天主教亦对其家族产生极大影响。根据《耶稣会1623年书信》及李九功《励修一鉴》(1639)，杜鼎克证明当年许孚远的堂兄许受节、许受节的儿子及孙子均已领洗。彼时许受节虽然年长，仍从德清去杭州听艾儒略给他讲道理。由于许大受住在杭州，并且已与艾儒略有两年来往，或许是许大受向艾儒略介绍了许受节。艾儒略发给许受节一个圣图。不久之后，许受节乘船渡黄河，遭遇巨大暴风，他手拿这一圣图开始祈祷，突然暴风停止，而他安全到达目的地。
我们可以想象，许受节全家突然皈依及这一奇迹的发生使许大受很难理解。许大受比许受节早一点认识天主教，他很努力地学习天主教的道理，然而仍有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没解决，尚处于徘徊中。关于圣图的奇迹，许大受持怀疑态度，因为《佐辟》讽刺天主教徒相信李之藻的家庭由于圣图免过火灾，也讽刺一位德清基督徒，无法凭借圣图而避免他家遭遇火灾(“第七辟”)。根据《耶稣会1623年书信》，许受节皈依天主教先于许大受母亲去世。照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许家曾发生激烈冲突：刚皈依天主教的热情教徒许受节劝告许大受领洗，并给他的母亲安排天主教丧礼；许受节反对许大受举行佛教丧礼，劝告他彻底放弃佛教信仰。许受节的这种极端立场，使许大受很难接受，甚至使他反感。许大受无法理解和接纳许受节这种天主教信仰的极端表达。他最终决定放弃天主教信仰，给他母亲安排佛教丧礼。
天主教在杭州地区的迅速发展及狂热气氛也导致许大受担忧国家社会的安危。晚明承受着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北有满清人的压力———许大受提及奴哈赤(也称努尔哈赤，1559-1626)；东有日本的扩张，1592-1598年，日本多次侵略朝鲜；还有日本倭寇的危险。许大受提及其父许孚远所写的《议处倭酋疏》，其中许大受注意到澳门的佛郎机与日本倭寇之间的贸易(“第一辟”)，也提及与菲律宾的来往(“第十辟”)。因此，明朝也面对西方国家南来的压力。许大受提及其同乡余士恢数十年前写的《藜藿亟言》，其中涉及近一百年前(1521)与葡萄牙人发生的一些冲突(“第七辟”)。在国内，明朝也面对内乱。1622年，白莲教在山东的起义刚平定———《佐辟》五次提及白莲教。同年，在杭州附近的湖州，叶郎生发动叛乱。在国内外如此紧张的气氛下，许大受视天主教为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他指出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入中国定居，不服从国家命令。他也担心天主教会的经济能力如此强大，会吸引众多教徒，使教会的扩张造成社会问题。他更担心天主教，如同白莲教在准备发动起义。
总之，许大受写《佐辟》的动机较为复杂。他个人最初对天主教怀有浓厚兴趣，不过，在学习天主教信仰和体验天主教生活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困惑，使他无法决定离开天主教，也无法完全投入。面对母亲亡故，他认为天主教无法解决父母灵魂的安宁问题，这使他对天主教的失望转化为对天主教的报复。如同之前花费两年时间学习天主教一样，他放弃天主教信仰之后，必须花一段时间去瓦解天主教信仰，他要向自己证明天主教根本是全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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