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与胡适，分别是留日知识分子和留学英美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之间一直既有认同的一面，又有分歧的一面。在《新青年》时期，是各自有保留意见的合作。他们之间的认同更多是在文学层面，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方面。鲁迅日记中共有四十多处记有与胡适的交往，他们之间交往的主要联系方式是信件往来。鲁迅与胡适的日记和书信往来是研究他们北京时期交往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鲁迅；胡适；日记书信；交往
鲁迅日记中共有四十多处记有与胡适的交往，他们之间交往的主要联系方式是信件往来。胡适在鲁迅日记中出现始于1918年8月12日，胡适请鲁迅代转周作人信。1919 年5 月23 日，胡适宴请鲁迅等，包括周作人。1920 年11 月27 日，胡适转给鲁迅青木正儿信，1920年9月，青木正儿在所编《支那学》杂志第一至第三号发表《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一文，对鲁迅及其《狂人日记》作了较高的评价，称鲁迅为“有远大前程的作家”。③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与胡适的理论倡导，同时得到了肯定。作为理论先行的胡适当然会注意到被视为自己理论的实践者的鲁迅。两人的交往以此开始，并主要围绕短篇小说翻译与创作、中国小说史研究、《新青年》编辑等方面展开。鲁迅为胡适的小说史研究提供资料，并为胡适在教育部借书。《新青年》分化过程中，两人的思想不一致。1924年8月以后，胡适在鲁迅日记中的记载渐少。1924 年9 月2 日，鲁迅“夜得胡适之信”，直至1926年8月4日，鲁迅才“得凤举信，附胡适之信。”此后，胡适在鲁迅日记中的记录就基本消失了。鲁迅与胡适的交往，鲁迅择要记在日记中，1922年鲁迅日记仅存断片。胡适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不少与鲁迅的交往，还将鲁迅写来的几封原信粘在日记中。鲁迅与胡适的日记和书信往来是研究他们北京时期交往的重要史料。
民国教育部与北京各大高校关系密切，高校校长多为教育部直接任命，高校教师与教育部人士的交往也较多，部分教育部部员还在高校兼课。民国的高校师生思想活跃，新文化运动即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主体展开。常与鲁迅交往的新文化人包括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部分章门弟子、胡适等英美留学归国者。早在1913年，章门弟子朱希祖等因参加读音统一会进京，几次拜访鲁迅。留日归国在教育界任职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六名章门弟子，在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中顺利通过议案，带动了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其中包括钱玄同。他们后来发展成新文化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与新文化人的交往始于这批章门弟子。
与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的交往使鲁迅在东京时期的文学成果《域外小说集》得以重印，鲁迅因东京时期文学活动的挫折而冷却的热情再度被点燃，在钱玄同的约稿下，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并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欣赏和认同，继而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有了进一步的交往。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的“通信”门，登出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将《域外小说集》、《炭画》与胡适之所译《二渔夫》，马君武所译《心狱》并举，均视为翻译西文小说的范例。《域外小说集》选译短篇小说的文学观念与胡适对短篇小说的提倡不谋而合。胡适对《域外小说集》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胡适在回忆中依然不忘对鲁迅创作短篇小说和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欣赏:“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
1922年9月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的《端午节》是鲁迅小说中较少受到关注的一篇。时常被列入鲁迅所著知识分子小说系列，甚至被视为鲁迅描写自我的小说之一。从孙伏园、苏雪林到欧阳凡海，甚至直到近年，都有研究者将《端午节》视为鲁迅的“自我小说”。把《端午节》与作者鲁迅的自我相联系，是因为如孙伏园所指出的“ 《端午节》是鲁迅先生的自传作品，几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作者自己的材料。”鲁迅在1926年还写过《记“发薪”》。因而产生了这种表面化的思维逻辑。对方玄绰是否鲁迅的自况这一问题，学界始终有争议。范伯群、曾华鹏就指出:“方玄绰决不是鲁迅的自况。而是鲁迅观察了自己周围的教员和官吏中的害怕反抗北洋军阀，又千方百计作精神上的自我安慰的一些人，综合了他们的一肢一节而塑造成的典型。”藤井省三认为《端午节》“生动描写了北京知识阶级的生活。”
鲁迅的小说、杂文中，有貌似自我描写的故事，其实往往是虚构，其作用是功能性的，举故事是作为论据进行论证，其重心在论。《莽原》第二期登出的《灯下漫笔》中，写到“我”将在北京发生的事件，经过分析和总结，上升为对中国的认识。从民初到1920年代，北京政治活动日益显著的重要特征，是条约口岸的现代中国银行卷入政治。鲁迅由现实的激发产生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接下来的行文中，鲁迅对中国历史进行总结后，归纳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将中国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篇文章中所叙述的“我”兑换中交票的经历，被不少研究者误作鲁迅自己的遭遇，实际上，鲁迅在这里虚构了一个普通百姓的遭遇，目的是为了推出后文的结论。《端午节》采用了相似的做法，鲁迅虚构了方玄绰，通过描写他的“差不多”理论也无法解决和面对教育界的困境，更尖锐地讽刺了社会现实。
1919年2月，胡适在《新生活》第2期发表了《差不多先生传》，后又载于1924年6月28日《申报·平民周刊》第1期。这篇小说的开头便写道:“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鲁迅能够接受并借鉴胡适所创作的“警句”，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和深化。《端午节》与《差不多先生传》这两篇小说的相同话语证明了鲁迅与胡适之间的某种认同感，以及他们之间的某种共性。将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叙述为前期为同人，后期为敌对，甚至认为鲁迅始终在批评胡适，是有失客观的。在众多论述鲁迅与胡适关系的论文中，提及《端午节》与《差不多先生传》的相关性的很少，彭明伟《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是近年来研究《端午节》的重要论文，留意到这一相关性，指出“这‘差不多说’应是鲁迅从胡适著名的《差不多先生传》挪用来的”，并赋予了更深的意义。但彭明伟认为《端午节》中的“差不多说”“并非古已有之的，是方玄绰近来才发明的新武器”，是方玄绰的“独创”，这一论断却系误读。鲁迅在《端午节》中所用的词语并非发明，而是发现。方玄绰并非发明了“差不多”理论，而是“发见了”“差不多”“这一句平凡的警句”。“发见”这个词语的使用很巧妙，证明“差不多”并非方玄绰创造，而是在中国人中普遍使用的词语《端午节》中方玄绰不时拿起《尝试集》来，小说结尾还在“咿咿呜呜的就念《尝试集》”。
比较鲁迅《端午节》和胡适《差不多先生传》，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迅和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端午节》“在塑造方玄绰的过程中，鲁迅非常中肯地指出，孔子的‘性相近’和孟子的‘易地而皆然’是‘差不多’学说的理论渊源。”鲁迅发现了中国社会中的“差不多”讽刺话语，并挖掘到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理论渊源，然后与民国教育界、官场的状况联系起来，塑造出方玄绰这一形象。而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浅显通俗，更明确地点明了“差不多”话语在中国社会的普遍性。
后人对鲁迅和胡适的关系的探讨，常将其带入某种理论框架中。孙郁就对此表示过怀疑:“看过几篇有关胡适与鲁迅关系的文字，有时觉得有渲染的痕迹，世人对彼此的恩怨，曾有夸大的一面，总有让人可疑的地方。”《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中，《鲁迅和胡适》一文以鲁迅回京时与胡适的对话开头，竟推出了一个结论性的断语:“从鲁迅与胡适在这次久别重逢中的简短的交锋中，也已经表露出他们两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大分化中，各自站在了不同的一方，成为各方的一个代表人物了。”而这段关于“卷土重来”的对话，在罗尔纲笔下则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描述。这两种“卷土重来”对话的叙述背后，是叙述者自身对鲁迅和胡适关系的判断。历史的细节被夸大了，将鲁迅与胡适都漫画化了。而真实的历史对话场景究竟是怎样，现已难考。
《阿Q正传》在《晨报副镌》连载，小说中有一段话曾引起顾颉刚的猜疑:“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胡适却并没有认为鲁迅在讽刺自己。胡适在为新文学作史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总结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短篇小说……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託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有研究者把胡适视为早期对鲁迅作品的阐释群体中最重要的“内部人士”。《阿Q正传》连载刚完成，“胡适的话反映了有影响力的内部人士的一致意见。”他将鲁迅的成名分为两个阶段，最先在友人圈子里出名，然后才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外人所知，早期评论是内部人士写给外部人士的，这些读者构成了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所谓的阐释群体（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这篇论文的观点又过度地强调了内部人士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概括历史的真实情况，鲁迅的成名是一个更加丰富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鲁迅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的提示（原文如此，笔者注），胜于许多空理论。”1923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由胡适通读，并指出“论断太少”。即使在1936年，胡适在和苏雪林谈论被苏氏视为敌党的鲁迅时，也肯定了鲁迅的长处，“如他（鲁迅） 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新青年》时期，鲁迅和胡适在思想上也有很多近似处。他们都是最早介绍易卜生主义到中国的人。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介绍过易卜生:《摩罗诗力说》（1907年）、《文化偏至论》（1907年），这两篇发表于《河南》的论文当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很小。
1918年6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推出“易卜生专号”，引起了鲁迅的特别注意。“易卜生专号”登出了胡适《易卜生主义》，译作《娜拉》。胡适主要翻译了娜拉觉醒、出走的第三幕，第一幕、第二幕为罗家伦译。《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现代欧洲文艺史譚》、第四号《现代欧洲文艺史譚》中，陈独秀就开始介绍易卜生:“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三大文豪之左拉，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者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西洋大文豪，类为大哲人，非独现代如斯，自古尔也。”鲁迅于1935年总结1919至1920年代《新潮》的小说创作时，指出在当时“输入易卜生(H. 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而对于胡适对易卜生的理解，鲁迅则认为尚浅:“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易卜生涉及的妇女解放问题是鲁迅和胡适都关注的话题。胡适《贞操问题》一文中谈到易卜生《群鬼》和哈代《苔史》都带着讨论这个问题。1923 年12 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延续了《娜拉》的话题。鲁迅《我之节烈观》中所讲再嫁女人的故事后来演绎为小说《祝福》:“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鲁迅看了《新潮》第一卷第二号后，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委婉地写道:“ 《推霞》实在不敢恭维。”在致钱玄同的私函中道出实情:“昨天看见《新潮》第二册内《推霞》上面的小序，不禁不敬之心，油然而生，勃然而长”。钱玄同回信中，点出易卜生的娜拉讽刺宋春舫的前言中所概括的妇女形象:“目莲之母亲，易卜之娜拉，同得‘这种人’之徽号。”宋春舫所译《推霞》载于《新潮》，剧前介绍推霞一剧为Moritori三剧之一，谈到剧中的妇女形象时，有诋毁女性的态度。
鲁迅对胡适在小说史研究上也有帮助。1922年8月14日，鲁迅给胡适送去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张，胡适把这两封信粘存在日记中。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胡适之先生有考证癖，独于《西游记》的孙悟空考不出什么来，西游记一书，虽由著者吴承恩的博览群书，想像奇逸，而所采材料上，旁及印象，如印度。然孙悟空之来源，最早要算唐李公佐的《古岳渎经》，託名于大禹治水收复形似猕猴的巨猿”。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讲述的这段话，字里行间流露出学术上的自信。
胡适于1923 年1 月底做《<西游记>考证》。在《<西游记>考证》中，胡适讲述鲁迅向他提供了搜得的作者吴承恩的许多材料，并转录在文中;对孙悟空来源的考证，也得到了鲁迅的指点，并在文中三次引述了鲁迅的考证。从胡适《<西游记>考证》一文中连续用“周豫才先生指出”、“周先生指出”、“周先生又指出”，可看出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咄咄逼人的强势。但胡适在学术上自视甚高，曾在日记中感慨:“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显然，鲁迅并不在胡适所列出的数位学者之列。在学术方面，胡适不甘示弱，所以虽然并无十足把握，也依然对孙悟空来源提出了另一套解释:“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而董作宾所写《读<西游记考证>》中，指出了《淮安志》中水帘洞的记载，正好支持了对孙悟空是“国货”的考证。胡适在《<西游记>考证》的后记中，感谢了董作宾提供的好材料，却只字未提这些材料对孙悟空来源考证的作用。虽然在学术上观点不同，胡适对鲁迅的帮助是感激的。1923年4月17日，胡适将《<西游记>考证》赠送鲁迅，并写了题词:“豫才先生适”。
鲁迅写给胡适的信，总是称呼他“胡适先生”，最初总是署名“树人”或“树”，以示友好。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信中写道:“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竟承诵读一遍，……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坚持了对孙悟空来源于无支祁的考证，二人各执一说。当与胡适的学术观点不同时，鲁迅的表现比胡适谦虚多了，肯定了胡适“论断太少”的批评意见。他在这封信末的署名改成了“迅”。1924年1月5日，鲁迅写信给胡适送去了《西游补》，署名依然为“迅”。此后，鲁迅去信三封，向胡适问询，为表示友好，都署名“树人”。1924年6月，胡适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赠送鲁迅，并写了题词:“送给鲁迅先生适”。鲁迅在1924年6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随后的6月5日，鲁迅登门想拜访胡适，却未能见面。两人的交往此时已经产生了隔阂，鲁迅本想与胡适面谈，却未能见面。第二天，6月6 日，鲁迅给胡适写信，这封信的署名就用了“鲁迅”，与胡适两本赠书的题词对应。1926年8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得凤举信，附胡适之信。”朱正认为，张凤举转来的这封信是胡适从天津写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人的劝和信。鲁迅与胡适此时已较为疏远。
1934年，鲁迅在上海回忆《新青年》编辑会，其中写到胡适: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与胡适，分别是留日知识分子和留学英美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之间一直既有认同的一面，又有分歧的一面。在《新青年》时期，是各自有保留意见的合作。他们之间的认同更多是在文学层面: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成为胡适短篇小说理论的最好诠释;胡适对新文学进行文学史叙述时，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作了高度评价;鲁迅曾进行新诗创作，胡适还请鲁迅为他删诗。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写道:“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胡适很欣赏鲁迅的文学才华。在小说史研究上鲁迅和胡适互相提供资料。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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