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唐文治先生晚年发挥阳明学,希望借由阳明学“救人心”与“救国”。他对阳明思想的阐释,重视发挥“知觉”义,以此强调良知的“活泼泼”,强调良知的生机、作用,对知觉的强调也使良知有了容纳西方科学的可能。他对良知的阐发,与阳明学本身重德性并不完全一致,而强调德性与知性的互动,扩大了良知的范围。他对“良知”的阐发,具有熔冶朱王的特点,这一特色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为学历程有关,也与他对性理学的理解、对当时时代的把握有关。他对阳明的思想阐发,落脚点是“理学救国”。
关键词:良知,知觉,活泼泼,大良知,救国
唐文治先生为学从朱子学入手,早年对阳明学并无十分兴趣,而后熔冶朱王,民国十九年(1930)成《阳明学术发微》一书,专门阐释阳明思想。唐先生晚年屡屡提倡阳明学,期以“救近世人心”。阳明思想,尤其是阳明的良知说成了他理学救国论的重要内容。唐先生对阳明良知说的阐释一方面立足点在理学救国,然而从具体的哲学阐释出发,亦颇有洞见,很多阐释也能看出他对阳明思想的独到体会和进一步发挥。本文即侧重阐释唐文治先生对阳明良知阐释的哲学洞见,以之来观察唐先生此一时期的义理特征。
一良与知觉
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之说,成为其晚年学术的成熟形态和论学宗旨。良知之说来自于《孟子》对“良知良能”的诠释,《孟子》讲:“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陈来先生认为,按照孟子的说法,“良知是指人的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不学’表示其先验性,‘不虑’表示其直觉性,‘良’即兼此二者而言。王守仁继承了孟子的思想”,良知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良知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体系”,“具有对意念活动的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不仅具有先验的性质,而且具有普遍的品格”。而“致良知”则强调对良知的扩充以至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强调扩充自己的良知到极致并把良知用于日常实践。致良知的此种实践性,是唐文治强调“致良知”的重要原因,以此致良知之实践救人心是唐文治讲阳明学的目的。而在对良知的阐释中,唐文治则特别发挥“知觉”的含义,这相比传统的朱子学、阳明学就有其特点。1914年,唐文治作《孟子大义》,即讲“警觉良知”,1916年作《大学大义》以“知”言“良知”,这些均可视作他发挥知觉的开始。而《茹经堂文集》三编专门有《知觉篇》,唐先生自注写于“丙寅”,即1926年,与《阳明学术发微》相先后,能代表其此一时期对知觉的一般理解。我们此处讨论“知觉”主要结合《知觉篇》与《阳明学术发微》中的相关论述。
在《知觉篇》中,唐先生虚构一问者与灵台子的对话,对“知觉”加以阐释,而所谓“灵台”,也就是“心”。在唐先生看来:
世谓知在于事而觉在于心者,非也。知与觉皆因事而感心,因心以应事。知裕于平时者也,觉发于临事者也。知体也,觉用也。故养知在学问,而发觉在聪明。言知则可以该觉。
知、觉都是心本有的功能,是心感于事而有最终又体现在事上的功能。知与觉的差别在于,人平时就有“知”,知是由于先天或后天经验而有的心灵内容,而觉则是在面对具体的事时而有的即时性的心理活动。唐先生用体用去讲知觉,觉的活动是平时有的心灵内容的发用。体可以包含用。而在工夫上,则要求用学问去培知,而觉的展现则依赖于“聪明”。这其实也与阳明学本身对“知”的强调有细微差异———阳明的“良知”更强调良知现成、良知见在,阳明对知觉也无这样的体用区分。
在唐文治先生看来,这一“知”体现在学问、行诣、性情、事理,而此“知”是治理天下的枢机,而不同的人在现实状态中“知”的程度也有种种差别,对一般人来讲就需要探索钩沉以归于实的功夫去让自己的知觉达到圣人的程度,达到知觉自然,而知觉的不自然也就是良知的丧失。唐先生《五德箴》讲“良”有“孟子发明良心,言本心自然良善也,又发明良知,言知觉自然良善也。”良是对知觉自然良善的强调,此处突出了知觉与良的关系,重点仍似落在知觉上,而不是强调先验的、见在的“善”。当然,自然良善是知觉的本然状态。
在《阳明学术发微·序》的一开始唐文治就讲:
有天地以来,其间万事万物流行变化纷纭繁赜而不可穷者,人心之知觉为之也。知贵灵而忌滞,贵通而忌塞,贵清而忌昏,贵正而忌曲。灵也、通也、清也、正也皆所谓良也。
“知觉”是人心对天地万物变化把握的关键,在唐文治看来,知觉的灵明、通达、清通、正直就是“良”。这一强调,就不像孟子、阳明那样,直接强调良知的先验性、直觉性,而是强调知觉的特殊功能。当然,阳明的良知的展现也会具有上述功能,但阳明首先强调的是这些功能人“自然而有”的先验性以及内在性。阳明的“知”首要的是“知善知恶”,这些功能则是“知善知恶”之功能发挥时展现出来的。而唐文治则首先强调知觉为良的这些特征。当然,知觉有良也有不良,也就是那些功能的对立面“滞”“塞”“昏”“曲”。在唐先生看来,“吾心之知觉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其邪焉暗焉滞焉者,伪也”。如此,则“灵”“通”“清”“正”应是“知”的真实状态,而“滞”“塞”“昏”“曲”是其不真实的展现,是“外诱之知”。良知的“灵”“通”“清”“正”如果能够发挥出来,在唐先生看来关系着“国性”与“国之兴废存亡”。人心的机心巧诈等等都是“知觉不良”的体现,不良之知觉会淆乱国性。唐先生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世道诪张、机械诈变之风,穿窬害人之事日出不穷,揆蹶原因,皆因人心纰缪、良知晦蒙,遂至于此”。
《阳明学术发微》卷四更以知觉的程度区分人与禽兽、一般人与圣贤:
夫世界内生物,不外乎知觉、运动:有运动而无知觉者,禽兽是也;知觉分数少而昏且浊者,凡民、愚民、横民是也;知觉分数多而灵且良者,圣贤是也。
唐先生在这里的人禽之辨其实与荀子更为接近,而不同于孟子用四端之心区别人禽。这也与阳明“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这种从内在主体性观察天地万物的思路不同。我们这里其实可以发现唐文治先生谈论问题“客观性”的限度,这既是他受朱子学影响的结果,也是受近代西学影响的反映。虽然唐先生也讲“人心无知觉,天地亦几乎无知觉也”,但却不是阳明以主体朗现客体的思路,而是强调无知觉所导致的政治秩序、宇宙秩序的混乱。
综上,我们会发现在“良知”问题上,唐先生首先强调的不是“良”,而是“知觉”的意义。“知觉”在他的良知阐释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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