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与“清”二字；“亲”“清”优化了政商关系生态，促进了政商良性 互动，有助于共建共享，促进了社会和谐，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增进人民福祉；“亲” “清”政商关系为我们 科学的认识政商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 宝库。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亲； 清； 政商关系； 治国理政
1.“亲”“清”优化了政商关系生态
政商关系是从政经商始终绕不开的话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和反腐倡廉斗争的持续精准发力，我国政商关系得到明显净化。但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些领导干部对找上门来反映问题与困难的企业疏淡冷 漠，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理不睬，对民营企业家的合理正当诉求拒之门外。 一些企业也不知如何向政府汇报，如何建言献策并支持政府工作。 对于这些问题，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新型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商之间要“亲”———有亲近感，坦诚交往，互帮互助，相互支持，但彼此亲近又要保持界限感，要亲而有度———清清爽爽，不勾肩搭背，不以权徇私，保持一种清廉纯洁的良好关系。 政商应在“清”的生态中亲密有度，在“亲”的氛围中各守其责而不越界，使“亲” “清”保持各自张力，张弛有度，恰到好处。政商之间是一种各自独立、各守边界又密切互动的辩证关系。 政商之间之所以能“亲”，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 变。” 因此，政商之间具有“亲”的深厚经济基础与现实要求；政商之间之所以要“清”，是由党的性质、宗旨、纪律与社会主义法制道德决定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其根本理念，干部要牢记宗旨，守住底线（法 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和道德底线），把好分寸，商人、企业家在社会交往中必须遵守法律与道德。 所以，干部在政商交往中必须公私分明，各守其规，清清白白。“亲”，体现的是积极作为、责任担当、主动交往的态度，折射出一种阳光心态与行动自觉；“清”体现的是行为戒尺、法纪约束、规矩意识，彰显出一种应警醒的 “ 防火墙” 与“ 高压 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领导干部出现腐败问题，一些企业家投机钻营，大都与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有关。“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既避免了政 商之间“亲” 有余、“清” 不够的不良交往关系，又可以克服政商之间不敢“亲”、不愿“亲”，心存芥蒂与彼此疏离的消极惰性与懒政怠政的不作为政商关系，优化了政商关系，净化了政治生态，从而可构建起积极健康、主动作为、相敬如宾、清清爽爽、和睦相处的政商关系新生态。 “亲”“清” 关系 既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家（商人）发展民营经济的士气、稳定企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又有助于打 造积极有为、干净清廉的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清清爽爽、理性规范，从而大大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 新型政商关系，从治国理政战略高度，运用辩证思维定位 政商关系，找到了政商双方交往的最大公约数— “亲”和“清”，找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破解政商关系难题的突破口，有助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商关系在理性和谐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发展。
2.“亲”“清”促进政商良性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所谓“清”，就是强调领导干部及广大干部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搞权钱交易。 同时，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地支持地方发展，满腔热情地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 所谓“清”，就是鼓励企业家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商关系的双方主体———官员和商人都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要求：官员要洁身自好，廉洁自律，热情服务，积极作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商人要支持地方发展，坦诚建言，遵纪守法走正道，诚实守信谋发展。 不仅领导干部 要“亲”“清”，商人也要“亲”“清”。
3.“亲”“清”增进人民福祉
因而，以“亲”“清”二字定位政商关系，可建立 一种全面辩证、规范有序的新型政商关系，优化政商关系生态，促进政商良性互动，有助于共建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所以，“亲”“清” 政商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政治智慧，通过创造性的破解政商关系这一重大现实难题，开拓了治国理政的的新境界，具有战略意义与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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