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构建新结构经济学为指向，林毅夫教授对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将这两种思潮在中国的失效或失败归于条件的不适用性，认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对于主张照搬西方理论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学者来说，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主张也为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增添了一些科学性。但对经济学阶级性的漠视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的尊崇，使其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并不彻底。对马克思经济运行理论的庸俗化理解和对李嘉图经济学庸俗成分的比较优势理论的秉持，使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带有较强的庸俗成分。林毅夫教授反思的结论，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指导中国实践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林毅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反思；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
林毅夫教授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立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学术见解和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近年来，林毅夫教授不断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这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裨益。在《北京日报》2017年8月14日刊发的《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就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将其称为“林毅夫的反思”。事实上，该文的观点或者说林毅夫教授的反思，与其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后的学术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其对经济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的反思以及对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等等。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对于那些主张全盘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西天取经”的学者来说，是极为少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林毅夫教授反思后得到的结论是否能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分析和科学对待的。本文结合林毅夫教授近年来的学术主张，分析其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探讨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和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一、林毅夫教授的反思：观点与方法
在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后，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特别是近年来，林毅夫教授更是以构建其“新结构经济学”为目标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散见于《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家非得学习西方吗》、《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前提》等系列著述之中。归结起来，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主要是围绕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展开的。对这两种理论思潮的批判，反映了林毅夫教授所秉持的立场和方法论逻辑。
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在实践层面讨论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绩效。林毅夫教授认为，基于市场失灵的资本形成理论，无论是平衡增长还是非平衡增长路径，都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目标。其后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基本都宣告失败。20世纪60～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林毅夫教授将旧结构主义思潮的失败归结为结构主义思路违背了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不仅会由于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难以承受，而且还会造成其他效率的损失，甚至滋生腐败。
补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难以承受，而且还会造成其他效率的损失，甚至滋生腐败。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引领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的主流思想。然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林毅夫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主张后进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人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林毅夫教授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思源于其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林毅夫教授认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适性。如果条件不一样，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来看很有说服力，但是与现实不相干，可能会起相反作用”。也就是说，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实现持续增长，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是行不通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对此，林毅夫教授主张回到亚当·斯密的方法：亚当·斯密的结论是研究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了解背后国家财富创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逻辑解释。但是条件是在变的。亚当·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从问题的现象去探究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实际上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大师大致都是遵循这个方法去研究其所处时代的经济学现象，给出逻辑解释的。因此，在林毅夫教授看来，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研究，实际上是“坐在金矿上挖煤”，所得结论也很难发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那么，该如何认识复杂的经济现象?林毅夫教授主张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但在研究范式和应用什么范畴上，林毅夫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缺乏对一定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运行。强调在研究经济运行时，不仅要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的结合点，就在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二、“林毅夫反思”的进步性：历史与条件
林毅夫教授坦承，1988年是其思想转变的一个分水岭，这源自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境况，其将这一点归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前提与条件不同。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反思，一定程度上是契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事实上，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和学说体系的构建，并不存在某种超历史的先验逻辑，存在的只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事后的逻辑分析、本质抽象和规律性概括，因而，每一种学说体系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历史情境。由于各国经济学研究所依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及其适用性也就不同。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从这一点来看，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与新自由主义化的“西天取经”派学者所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和西方经济学普遍适用论相比，具有较大的进步陛。林毅夫教授强调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来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并且认为“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它的现象、它的限制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很接近。所以我们研究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会更有借鉴价值”。林毅夫教授的这一逻辑，既体现了辩证法的思维——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尽管一定程度上这是林毅夫教授无意识思维的结果)，也指出了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学的世界意义。林毅夫教授的这种主张，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对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规律揭示的重要性，这是揭示一般规律的前提。对典型事实的分析，是马克思构建资本论的出发点。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谈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这里，马克思通过英国这个典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陛。这一规律对后来者来说，典型对象的规律性东西就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与振兴的规律性东西，也必然会成为类似的后来者的一个未来景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价值。
正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视野，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在经济学说史上，发展经济学的旧结构主义思路，将资本形成看作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唯一因素，因此过于强调政府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制度、技术以及人口素质对发展的影响，也忽略了市场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早期结构主义思潮中，其理论方法的形而上学性，使其忽略了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收效甚微。所以，有学者将这一思潮称为增长和发展理论“静态的插曲”。从林毅夫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来看，其能承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停滞——“迷失的二十年”是新自由主义的过度自由化、过度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所导致的，这对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林毅夫教授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这一反思还不彻底。林毅夫教授的反思，与他在方法论一定程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有关，其并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来源之一。这种转向为林毅夫教授的理论主张增添了科学成分。
与方法论的转向相对应，林毅夫教授在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又要有“有为的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扮演软、硬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色，以解决“协调外部性”问题。事实上，那种认为“所谓的市场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的主张是不成立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实际，都宣示了市场机制调节的负效应。英国学者托尼·基利克在其《过分的倒退：经济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对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否定政府作用的主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事实上，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发展生产力，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任由市场作为唯一的调节者，必须要发挥市场和计划两个调节者的作用。我们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必须通过政府调节节制资本，特别是在社会领域和公共产品领域，不能任由市场调节起决定性作用，而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林毅夫教授关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存的观点，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无为政府的主张， 更具有科学性、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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