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转型期居民间财富差距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结构和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居民间财富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比较严重，城乡居民之间的财富差距巨大，不同行业人群的财富差距不断增大和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严重偏低等。导致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具体原因包括劳资利益关系失衡、市场经济缺陷问题、财税体制缺陷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地区或行业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愿景、财产结构和财产价值的变化，以及受到隐形收入、灰色收入影响等。实现共同富裕，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财富分配制度，需要在核心价值取向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在制度功能上，形成有利于财富创造和财富合理分配的制度功能体系；在制度构建上，形成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共同起作用的多层次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层面，注重从初次分配领域、再次分配领域和三次分配领域调节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差距。
关键词：财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路径
一、引言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的同时，居民间财富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民生领域仍存在短板，主要表现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①要深入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逐渐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需要深入研究转型期我国财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同时需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财富分配制度，探索解决财富问题的改革路径。
二、文献综述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问世，引起了各国学者对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一般说来，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要大于收人不平等的程度。近百年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居民之间财富或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没有像库茨涅茨“倒U型假说”所预测的那样变化，而是出现了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以美国为例，2013年，美国财富差距达到了30年来的峰值，高收人家庭的财富是低收入家庭的70倍，造成美国财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富裕家庭财产的过快增长和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美国中产阶级财富规模下降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价暴跌导致房产财富在家庭财富组合中的比重下降和高财务杠杆率使得很多家庭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除了美国以外，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财富差距和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扩大。
什么原因造成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之间的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按照皮凯蒂的理论，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是资本收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使得财富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者(精英阶层)手中。一般认为市场收入分配的结果既受制于市场力量，也受到“资本与劳动讨价还价”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市场力量的不均衡、法律和政策的不公正等都会扭曲财富分配。正如迪顿(Deaton)所指出的，目前全球的不平等正是现代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全球化既造就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又形成了不平等。有学者用收入税申报和资金流量表数据估算了美国1913年以来的财富分布趋势，认为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顶层财富持有者拥有的高储蓄率和高收入导致了财富的集中，财富的集中进一步形成了财产性收入的集中，最终形成了不平等的“滚雪球效应”。除此之外，遗产继承、家庭结构和婚姻制度也会影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不平等还能因为代际转移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人们关注财富不平等问题，主要是基于道德、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考虑。财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甚至会形成经济危机。针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学者们提出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等解决问题。但是，占有财富最多的社会精英，往往又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和避税能力，法国等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解决问题效果可能并不佳。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对财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较收入不平等而言，我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且不平等程度在不断上升。以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净财产基尼系数分别从1995年的o．40和o．33上升到了2002年的o．48和0．40，全体居民净财产的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o．40上升到了2002年的o．55。近期的相关研究表明全体居民净财产的基尼系数2010年已经上升到了o．74，其中房产对财富差距拉大的贡献最大。房产占有形成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导致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之间产生很大差距。造成我国城乡居民住房财富不平等的原因还包括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功能性收入不平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收入状况和受教育水平程度不同等。现阶段，金融资产和房产占用的不平等对财富不平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调查数据也发现，在造成我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因素中，房产财富不平等的效应系数最大，金融资产次之，耐用品和家庭信贷净资产最小。对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有学者建议开征遗产税和财产税，设置合理的累进税率结构，借助国有企业等来缩小居民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财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尤其是以托马斯·皮凯蒂为代表的研究团队通过较长的历史数据来研究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近百年来的财富差距问题，拓展了对财富差距问题的研究视野。我国学者对财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仅仅停留在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财富差距，没有给出一个深刻的理论解释，也没有给出较好的改革路径选择。
三、我国转型期居民问财富差距的主要矛盾及原因
(一)我国转型期居民间财富差距的主要矛盾财富差距通常是按照一定规则、对同等比例的最富人群与最穷人群的平均收入与平均财产进行比较得出的比例关系、差额或系数等。国民财富积累的差距不仅远大于收人分配差距，其内在矛盾的复杂程度也远超过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平均分配制度的逐渐破除，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收入差距在激励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逐渐扩大，同时收入流量增加的不平衡不断影响着个人财富存量的大小。现阶段财富差距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结构和利益失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居民问财富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比较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不断增加。相关报告指出，以现价美元计算，我国人均财富从2000年的5672美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22864美元，增加了3倍多。但是，居民间的财富差距也不断扩大。根据皮凯蒂的一篇工作论文，2015年巾国财产分布情况为：最富lo％的人群的财产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其人均财产为190万；最富1％的人群的财产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30％，其人均财产为835万。财富差距通常体现在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所有权及收益不平等以及二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上，劳动收入不平等受到社会运行制度、劳动市场供求和教育系统状况等机制的影响，而资本收入不平等则受到法律、道德、个人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二者共同作用下，财富分布比收入分布更加集中，财富分布的不平等程度比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劳动收入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天赋与努力程度决定，而财富收人通常通过继承、资本再投资以及不规范行为而获得，因此从社会公平意义角度来说，财富分布不平等问题影响的严重程度已超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问题。
那么中国目前的财富差距，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金融国家相比处于怎样的水平呢?如表1所示，对比世界主要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富差距水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主要发达国家的成年人人均财富水平明显高于金砖五国，而主要发达国家的财富基尼系数基本低于金砖五国；主要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的财富差距水平最高，甚至超过了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内部，中国的财富差距水平最低，俄罗斯的财富差距最高。按照库兹涅茨的研究，在一定时期内，随着一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会逐渐扩大，后又会逐渐缩小，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主要发达国家，在其高速发展阶段，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也具有扩大的趋势，后经过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的调整，收人差距和财富差距会相对缩小。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此时出现的财富差距扩大趋势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但是，也需要逐渐采取相关措施，在保护财富创造的同时，抑制财富差距过大。因为，按照皮凯蒂关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两三百年财富数据的分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差距具有波浪式上升的长期趋势，那些采取了规制措施的国家，财富差距会相对较小，如日本；而那些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财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如美国。
二是城乡居民之间的财富差距存在巨大差异。转型期，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壁垒不仅分割了劳动力市场、限制了劳动力流动，还阻碍了城乡社会保障程度一体化、投资收益同等化等机制的发展。根据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7)》，2016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077元，较2015年增长17．25％，其中城乡财富差异较为明显，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分别为240023元和76761元，对应增幅分别为15．22％和18．49％。在家庭不动产方面，全国居民房产净值增长幅度达17．95％，其增长额占到了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68．24％，城乡人均财富的房产净值比重分别为68．68％和55．08％，成为人均财富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在家庭动产方面，家用汽车占比最高，在城市家庭相较于农村家庭更为普及，且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家用汽车的价值是农村的3．66倍。影响家庭财富增长的因素不仅来源于收入的积累作用，还来源于拥有财产的市场价值增值。一方面，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受到更多政策倾斜，使得城镇居民更多地从房价上涨中获益，构成城乡财富差距的主力；另一方面，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投资方式，不仅生产经营所得远超农村小户经营，还可从金融资产、互联网金融等渠道获得更多收人，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
三是不同行业人群的财富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影响，不同行业发展程度差异使得行业就业人群的财富差距增大。总体来说，从各行业平均工资来看，垄断行业优于竞争行业，虚拟经济优于实体经济，非生产性行业优于生产性行业。相关数据表明，房地产是中国上榜富豪最多的行业(计120人)，其次是制造业和科技(计115人)、传媒和电信行业(计78人)；快递业和零售业的富豪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电商的崛起带动了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而自2000年以来，我国农林牧渔业一直处于全社会各行业平均工资的末位。行业发展集中也促进了地区的区域发展与贫富差距，第三产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为242604元，分别是中部、西部地区的2．03倍和2．63倍。可以看出，在所处行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前景的影响下，个人积累财富的数量和速度也出现明显差距。
四是中等收人者群体比重严重偏低。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占比对国家长久稳定发展相当重要，是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石之一，也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低、扩中、调高”的重要思路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或“中产阶级”等概念定义宽泛，具体衡量和测算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方法和结论，但普遍存在一个共识，即我国中等收人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比重较低。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将财富在32万至320万元之间的人群视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以绝对值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为全球最多(计1．09亿人)；以相对数计算，中等收入及以上人群占本国成年人的比例仅为11．3％，约九成人口仍处于中等收入以下水平。根据2017年《社会蓝皮书》，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衡量标准，当前阶段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全国家庭总人口的37．4％，其中中低收人群体占18．5％，中高收入群体占18．9％，中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房价高涨、财政收入占比过高、要素占有缺乏公平性等原因，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和壮大，使得扩大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成为转型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只有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增长，避免形成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或是社会阶层固化、缺少流动性的僵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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