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视界下的历史资源与历史教育———近现代百年“历史饥饿”的初步诊断

时间:2018-11-07 编辑整理:杨天保 来源:早发表网

摘要:私有制兴起后,迫于权力、身份、财富、地域空间上的种种优势,中国历史资源与历史教育的公共取向,渐趋于隐没。迄至近代,终致“历史饥饿”之患;时人希图打破诸多优势及建构其上的资源占有形式,故掀起“史界革命”拯救之。不过,现代网络技术的强势渗透及其不均等性发展,今日再度让公共取向陷入困局。总之,还归历史资源的原本属性和“还史于民”,既是实现“历史饥饿”源头治理的有效策略,又是实施供给侧改革,确保公共产品正常供给,根治百年“历史饥饿”的关键。

关键词:公共史学;公共产品;历史教育;网络参与;城乡差别;源头治理;供给侧改革

一、“历史饥饿”:问题与策略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现代化”场域日趋成型,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和普遍参与等社会转型激剧。伴随着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增长迅猛,产品供给日显紧张。其中,传统热、寻根热、国学热、鉴宝热、讲史热、申遗热、宗族复兴等,一路高歌猛进,民众对于历史知识文化产品的追求,已呈“饥饿式”索取;“快餐”服务,与日俱增;供给侧改革,亟待深进。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其实,东方经济结构百年嬗变之初,此类“历史饥饿”之症,已落下病根,只是还远不及今日规模。当时,以何种历史教育提高国民性,因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成亡族灭种的大挑战,引起学人重视。“民史”观念跟随“德先生”“赛先生”(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进驻中国后,启蒙之唱,“史学救国”,日盛一日。病变之始,梁启超先生已具慧眼,且恐其流传泛滥,故在增进国民素质的政治愿景中,振臂一呼,号召同侪以“新史学”拯救之。于是,邓实先生主张“以历史造人群”,柳诒徵先生呼吁“史化”国民,蒋祖怡先生致力于“找出人事中的公例”,范任宇先生还写了《民生史观》⋯⋯一场轰烈的“史界革命”,作为思想运动的有机组成,正是启动“公共历史教育”的好时机。但是,兵火相承,生灵涂炭,大家都还没有足够的运作时空,能从源头开始去为民众讨回公道,一切刚开头就刹了尾!结果,百年沧桑,积弊成疴,且甚于往昔。

幸运的是,随着教育大众化浪潮在世纪末的不期而至,围绕“公共史学”和“公共历史教育”的相关论述,又多有面世。白寿彝先生倡导“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实为一个好发端。总体而论,新一代学者一是承续任公之志,呼吁彻底转换学术形态,以通俗、大众或公共的新史学,亲近民众;二是究问本体,重构天人关系主题,以此寻绎出史学回归大众的哲学依据;三是从实践层面上质疑“中学历史教学”,检讨教育,详介西方“公共史学”的学科理念、课程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以他山之石,为历史教育改革草拟出一份份可供操作的“良方”⋯⋯角度多元,药剂有异,但治病的主旨和归宿,异曲同工。最终,一种“把历史交还给人民”的学科新愿景,与当下中国史学本身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交织共震。

不过,以上策略方法,毕竟仍是近代“史界革命”的后续之作,囿于历史学本身学科性的限定,诸多让史学朝向“公共性”的努力,显有缺失。实质上,要彻底医治“历史饥饿”,历史学理当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形成“科际整合”,进而对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式、知识再生产的要素指标和逻辑法则、消费主体政治身份的变动与权利自觉、市场组织结构及其激励原则、产品供给的价值取向、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大小共同体差异性的空间秩序、技术理性的霸权主义、文化软实力的普遍性存在等问题,予以综合解答。特别是,大家呼吁着公共历史教育,倡导“还史于民”和“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一个自明的逻辑就是:能示以“真”的历史和历史知识,则民众才会认清自我与“他者”及社会环境的“真关系”,并基于“真精神”去建构公共空间、营造“公共力量”,进一步巩固国家、民族和文化上的认同,那么,回到一切的源头,做好“历史饥饿”的“源头治理”工作,抓住“历史资源的属性及其变迁史”这个起源点,逐一呈现它对于创建公共空间、培育公民意识、促成基层政治文化转型等多方面的内在规定性,最显重要。

二、正野之别:历史资源归入私门后的两个发展向度

原始公有时代,史事及其历史知识,基本经由巫史之流,口耳相传,直达部民。上古历史资源共享共有的存在、运用和再生产方式,粗略古朴,但孺妇尽知。私有制兴起后,损公肥私,率为常事。无节制的资源争夺战,令历史资源亦无幸免,原本公共之物,渐入私门,原始公共资源总体上退化为王权密件。在“大一统”政治文化的持续性规定下,后世史馆、科举等制度日趋完善,历史的记录、整理、编纂、解读及开展历史教育,皆出于官方“国手”,且主要就在建构、宣传和深化王权意识、等级观念、组织化官僚等方面,尽显其能。主体性历史资源与下层民众的早期接触关系,几近一刀两断。

当然,此一进程自非一蹴而就。第一,社会转型之际,一如齐国太史四兄弟之属,力排权势,拒入私门,前仆后继地以死命直书“崔杼弑庄公”一事,为后代铸就了史家风骨:作为原始公共资源的忠实守护者,此类“史者”傲视新贵,为部民“抗”命,大义凛然地坚持着公共性的资源系统及其知识体系,始终如一地服务于日趋边缘化的部族细民。时不济命,他们坚守了身份和责任,是政治变动中最为悲壮的勇者,风范千年。

第二,主体性历史资源向下流通受阻之后,那些被新的政治发展潮流置换为“被统治阶级”的部民们,在一种新兴的“国家—社会”二元政治结构的步步规定下,处江湖之远,离开了政治文化中心及其丰足的资源储备,犹在始终不息地发挥民间智慧,自发地以神话故事、风谣传说、俚语习俗等非官方形态,打造并维系着另一个客观存在的“野史”系统。日积月累,它终就生产出一个个与中华帝制“大传统”相对应的地方“小传统”及其地方性知识体系,潜伏在基层起作用。可以说,“统治—被统治”的王权政治,“国家—社会”的空间新局,改写了公共资源的原始分配制度,催生出一个“官方正史—民间野史”二元相对的格局,历史资源及历史知识的生成、分布、流传与功用,从此各成体系和运行机制,分水而行。

梁启超先生认为,上古“巫史同源之学”发展到末期,出现了“志事的史家”和“推理的史家”两种学术分工,相与流变,终究各表一枝:前者壮大演绎成儒家之祖先,后者适时开启了道学的先声。此说实已呼应了后来的中国思想发展史,言明了私有制崛起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段内,国人占有、利用历史资源的两个向度和结局———一者借助新王权,远离基层,让主体性的历史资源浇灌社会上层,结果“志”的都是王朝家事,史学日趋“官学化”和“儒学化”;一者隐没民间,散诸江湖野外,又因区域性资源供量不足,故而极尽“推理”之道,玩的都是“空手道”,渐次陷入神怪空虚,玄风大盛,既自娱自乐,又自欺欺人。

所以,一方面,皇家“大一统”式的资源管理新体制,终结了“巫史不分”的文化传统,阉割了原始古典的公共资源化进程,巫史之学被一步步“调教”成为新贵的玩具和帮凶,史家身份日趋职业化,史学日渐体制化。尤其是当新的“鉴诫史学”登上主流舞台后,它更会忙着要将国库里的历史资源,熬成一剂剂“资于治政”的补药,率与任公先生所希望看到的“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等,了无关系。写史也好,读史也罢,渐为贵族高门的“时尚”专利和文明标识;“被统治阶级”既无真史可读,也无闲心去赶历史教育这趟浑水。如果说,这种“贵族史学”后来也曾关注到民生,且一度呐喊着要“为生民立命”,但“贵族关怀”终究不是“公共关怀”!贵族史家们苦心地“精选”(如“二十四”正史系统)、“优化”(如《资治通鉴》)和“重组”(如《新唐书》)历史资源的最终目的,基本也尽在于统治秩序、权力结构、王朝寿命和政治抱负。试想:一位张口就是“君臣道义”的贵妇人,又怎么能俯下身段去为大众生产出一份可人的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自成一体的基层社会,缺失了后续资源的正常供给,正史不下乡,源头就没有了活水,它只能依赖于自身建构的“小传统”,近亲繁殖式地进行着无始无终的“野史”或“伪史”再生产。难怪在近现代精英们的眼中,这帮与正史资源绝缘的底层盲流,既不懂中华文明、东方国学、国家观念和民族情结,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也了无贡献,更不用奢望他们,能超出一己之私进而长成“放眼天下”的公共关怀了。因此,待到精英们着手寻求创建新国家的动力源时,基层民众总会被拒之门外:先是维新改良派质疑民众的政治文化素养,后是革命派又不屑与之为伍,独自闹起了革命;现代革命语境下,“农民阶级”虽则已被刷新为缔造新中国的伟大符号,但思想的狭隘及其宗法结构的保守性,从来就不缺少精英们的口诛笔伐⋯⋯所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难道中国基层社会始终只能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和服务对象,且终究无法孕育并建构现代性的公共空间,进而让所有民众实现普遍性参与和均等性的自由发展?

其实,说穿了,不是农耕文明和中国农民不能朝向“现代性”———一如金耀基所指,包括科学思维理性的扩散、政治主体性意识的提高、全球文明秩序的创建等,而是一旦让小农意识仅仅局促在以“小传统”为核心的那一片神秘荒诞的资源构成和知识体系里,虽则它依旧会继续为了稳固基层秩序而强调安土重迁,依旧会继续通过祀祖娱神等非理性的传统方式为自己排难解忧,但它最终决然喂养不出真正的现代“公共意识”!千载以来,失去了资源活水的“乡土中国”,因为走不出上古“神本文化”的阴影,常常就为迷信谶纬之流(如东汉五斗米道和清末义和拳组织等)方便性地提供了渗透和入侵的契机,即是此方面的明证。谁都不会希望中国基层再度沦陷为多种邪教和政治“造神者们”钟情的“风水宝地”!

总之,中国历史资源原本丰富,充满活力,但制度性的“浪费”亦属空前。尤其是整个帝制时代管理和利用历史资源的宗旨,与其宏大的总量构成,适呈反比———从来就缺少一份健全的公共意识,要主动将其还归于民,以健康丰足的公共产品,进而兴发民智、再造民意;相反,史料愈是富有,贵族愈能形成专门性垄断,民众愈趋于被愚弄至死!“读史明智”,纯属古代民众遥想千年的天方夜谭。

三、文教中国:历史资源“儒学化”及其教育结局

当然,正史体制有损于公共资源化进程,这并不等于就是说,历史资源的教育价值也随之付阙。相反,有了中国儒学后来适时的介入,史学与古代文教的关系,更趋紧密;历史教育的帝制意义,更显突出。为强化意识形态,历代官方儒学系统性地将主体性历史资源巧妙地转换成合适的教育资源,开启了一个持续不衰的史学“儒学化”进程!

第一,制度性儒家穷究渊源,将原属史部之古籍典册,步步改造、“升格”为儒学经典。源头性的历史资源“经学化”,正史系统“儒学化”,《五经》及其“解经”之传注体系,陆续勒为官方教材,颁行天下。从此,中国读书人习惯性的学问方式之一,就是援引古今史事,论说“三才之道”。即便是“自画一经”,他们也可望实现理想的社会流动和人生突变。受此机制激励,“以事析理”的儒学思维,“知人论世”的经学观念,“内圣外王”的认知方法,“知识信仰道德一体化”的成长范式,自然长成正统学术的有机组成。特别是自汉至宋,以史注经,史附于经,“荣经陋史”,卒成定局。一直要等到明清时期,才总算有人站出来(如章学诚等),当关棒喝,揭出这一段“六经皆史”的内幕和“经史不分”的阴谋策略。

不过,儒家圣贤们将正史直接当作政治神话来劝讲,自然是一件让时人最显悲哀的事———既辛苦老师,也累垮学生!传道授业之师,严立于堂,威压诸生,哪里还能有释放个体思维和话语的公共空间!学者柯文(PaulA.Cohe)主倡的“历史三调”(即政治神话、史家著述和当事人的笔记口述)尚且不及说,更遑论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LotusBecke)所要坚信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了!人类真实的生活生产情节及其体验感受,积累、炼造成种种形态的历史资源和历史知识,现在一旦要将其转换成某种教育资源或思想资源,它就不能仅仅只是儒学的注脚,理当遵循公共性原则,既开放又多元。唯其如此,史学才能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求异”之学,才能基此唤醒并鼓动起大众去追寻、建构平等的公共空间,在多元的关系网络中尊重彼此的个性。唯其如此,历史教育才能为活生生的个体,公平性地提供诸多异样的人生参考,且通过“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最终促成个体对于生命的热爱、坚守和创意。

所以,一旦失落了“认识你自己”的史学原旨(古希腊箴言),看不到公共资源化的亮点,找不到公平性的社会归宿,无论是立功、立言还是立德,无论是修身为己还是治国平天下,说到底,它们仅仅只是孔庙里的制度化法器、道器分离,已经不是先秦原儒精神的真继承。相反,帝制时代“因事见义”的经学原则,多于牛毛的道统家法,厚重难闻的儒巾气⋯⋯总会见“理”而不见“人”,甚至于以“理”吃“人”!至此,体制化的史学先后被异化成仁学、道学、理学等诸多政治哲学的“婢女”之后,受教育者本身沦为“婢女”的政治命运,亦在所难免。既然如此结局,还要史学和历史教育干什么!

第二,历代大儒开发、整合历史资源的能力,更见规模和创意。例如,鲁国的一部《春秋》小史,竟然繁衍出五大经学流派———“公羊”“谷粱”“左氏”“郏氏”和“邹氏”。个中之因,主要还是“尊王发微”和“帝王之师”这两个帝制理念在作怪。同样,今古文《尚书》之别,齐鲁韩三家《诗》之分⋯⋯皆莫不如此。这些基于资源储备上的知识分野,一旦借助了“儒家者流”的学派传承体系,瞬息间就会让门户之见、主义之争和宗法之论,相率竞起。

其实,制度化儒学膨胀发达的学派原则和学统之争,并未能为公共性留下较多容身之地。一部官方儒学流变史,肇始于“罢黜百家”的制度范式,大体即是诸多“一家之学”先后立威排外的对峙史和“天下独尊”的文化专制史。传统一家之学,多数受派别权限和集团利益束缚。今日翻开《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学案体”专著,其中的论资排辈,永远都是不息的剧目。各家首先忙着巩固的,是自身权利、利益边界和关系网络。一旦攫取了某份独有的差异性资源,它就会关闭交流共享之门,转而将其装饰成扬名立万的象征资本或政治符号;而对于那些不为己有的差异性资源,它又会处心积虑地杜撰出多个证据,大张旗鼓地掀起“辨伪”战,以便好将人有我无的资源份额,从其根源处,一脚踢入“伪史”“秽史”之流(如今古文《尚书》差异之争等)。此类源头式的封锁和污染策略,活脱脱就是历代政坛恶毒攻讦的异域呈现,皆损害了公众整体利益,而流为儒学史、史学史的两大公害。

第三,中国文学长期获得历史资源的灌溉,让“斯文之道”出落得妩媚动人,并仿效“经史不分”的做法,美其名曰“文史不分”。实质上,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口传之学”的教育功能已显突出。应该说,文章之学的兴起,理当为中国史学和历史教育找到一种方便范式———有了文学的加盟,记录、整理和普及历史资源,按理总该会迎来一个新时代。但事情偏与愿违,资助贵族们去排遣雅兴和膨胀情思,才是御用文史家们少不了的要事。

魏晋以降,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入唐宋后,以诗赋取人,“举业”大盛。文学才干翻破史册,主要是提高个人引经据典的文学技巧和知识记忆量,以便好去取悦主考,拆桂蟾宫。所以,针对主体性历史资源浩如烟海这一客观事实,古今文人秀才的心智,难怪就要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简约化的大处理。于是,“纪事本末体”“通鉴体”等历史编纂学上的新样式,相率登场。例如,司马光苦心编成《资治通鉴》,虽然令其“涑水史学”得到了帝王无上的恩宠,让私家著史弄到一个合法的“国字号”,但对于两宋学子当时的市场需求和能力水平而言,该书还是很失败———浩博冗长的文字,依旧让急功近利之心无法终篇。整个北宋也就只有王益柔那么一个痴才,自始至终地沉湎于那一片“史海”。

可知,一部中国文学史(正统文学也好,民间文学也罢)虽则大体都是由正史或野史资源喂养、滋润的文学史,但古往今来的文学家们的心意,毕竟都不在于发展史学及其历史教育。他们天生怀有的一种偏向性———对历史资源的随意性选择、盲目性解读以及神秘性“穿越”等,就是为了借助于其中的某些“史影”,坚持不懈地去刺激读者群高贵的幻想力和奢华的消费力(虽然这些幻想力总会一如既往地拙劣幼稚,虽然这些文化消费亦日渐陷入低俗不堪)。在他们儒学化的文教体系和文史观念中,历史资源只是个催情的由头或酵母,史学及其精神之有无,皆不足论。所以,希图以传统文学之长,去推进公共历史教育,亦几近神话。

四、历史资源“网络化”:现代技术变量及其困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历史教育历经60多年的发展,单就人才培养来讲,要么是以纯粹历史研究为终身使命而彻底走不出象牙塔的“史学精英”,要么是耽于基层而毕生从事于历史教学的“教书匠”。前者大体承续了传统史学的“贵族气”,在“专业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此类“学院派”所关心的对象,主要还是围绕宏大主题,解读并编织出一篇篇政论性的“大道理”或“大规律”,而面向民众的历史教育,已不入法眼。后者受高考升学率的驱使,率以“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为教育手段,竭力去增长学生应考入试的技术指数;失却了学科精神,历史教学已做成了师生应付科目考试的“武功大法”。

总之,专业化的历史教育,沉醉于一种“选精集萃”式的资源策略,既迷失了历史资源的整体性价值,也同样忘却了历史资源和史学的公共性取向。同时,资源和知识的有限性,亦决定了人才及其能力的有限性。史学功能和历史教育,皆与公共事务渐行渐远;难怪“史学危机”,再度鼎沸。显然,直接从历史教育入手,去医治百年“历史饥饿”,实乃治标之术。相反,着眼于供给侧改革,“还历史资源的本来属性”,大力推动公共资源化进程,建构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最显关键。因为有了它,人们才能慢慢打破权贵、精英或利益集团对于历史资源的不合理垄断,才能解放出真正的历史资源去取代那些历世盘旋于基层民众脑海中的怪力乱神,才能终结被异化的“假史学”和“伪史学”,才能改进中国民间的知识生产和信仰谱系,进而催动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的合理性生长。

不过,步入信息时代后,经由计算机处理器这些技术端口,历史资源逐一被“网络化”,它既成功颠覆了知识再生产的传统逻辑,也彻底改写了文化产品的传统供给范式。所以,一个理当警醒的新问题就是,一旦击破了那些不合理的垄断和种种资源占有制,让解放出来的历史资源,又尽归网络,这样一种依赖于技术升级的治理策略,能否真正根治“百年饥饿”?甚惜的是,一旦处理不当,“网络化”也会是一个新陷阱。因为技术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和专利,它同样能够挑战公共意向,建构自己的霸权,且通过控制供给链条,继续助推着“历史饥饿”翻新换代。

网络时代下,个性的苏醒,闲暇的增多,网络参与的政治鼓动,使得大众“消费历史”的胃口日见膨胀。为此,一方面,历史学界推出“网络史学”,予以迎合之;另一方面,现代文学与媒体霸权结盟,管控网络,野心勃勃地要将史学功能,取而代之。特别是“历史小说”一支,愈成猖狂之势,到处充斥着基于“文学幻想力”和“架空历史”的市场读物。博客等虚拟空间出现后,以上事态更趋复杂,甚至于“当代史学公信力已降到最低点”(刘志琴语)。不过,乐观者总以为,网络技术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私人空间和需求量,其无限性的拓展必定就为建构现代公共空间,同样提供无可限量的元素和组件。实质上,失却了科学化的网络管理,私人空间的机械叠加与自我运行,只会滋生新的霸权和利己的自由主义,它永远都无法朝向“公共领域”这个逻辑结果!

网络空间强化了历史资源的私人解读,相较于纸质文字,它更有助于个体的成熟和史学“一事多质”的价值生成,但它决计不能怂恿公众借机戏说和嘲弄公共意识。一旦毫不顾忌地将那些“第二手”,乃至于“第三手”“第四手”的“网络化”历史资源或历史知识,投放到时值幼年的公共空间,让私人话语泛滥无边,权力膨胀,那么,民众们会“受教育”还是“被污染”,结果实难预料。同样,网络写作虽然时髦,但诸多“神奇伟大”、丰产巨制的当代文学高手们,充分利用网络,先“偷”取更多、更富于偏向性的历史资源,再在市场上贱卖,除了自己一夜暴富,除了作者“送穷”的目的业已实现,它又与“公共意志”何干?更不用说,这些新贵们接着又要让技术与资本合谋所带来的后果了!所以,把紧历史资源“网络化”端口,治理“网络史学”的发展生态,攸关公共文化建设的成败。

另外,城乡差异格局下,网络技术在发展空间上还存在绝对的不对称性和不一致性。虽然现代乡村不再是一个传统古典型的“乡土中国”,但它也绝非就是一个彻底实现全覆盖的“网络社会”。技术弱势问题,在现代乡村日渐明显。同时,在东方城乡二元结构性分配体制之下,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多半就近大肆投入城镇,令其率先品尝到“现代化”的福祉。然而,城乡间的资源差别、发展差距和禀性差异,亦因之更盛。于是,一种历史资源“相对贫困化”的状况,始终制约着供给链条;“饥饿”难去,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亦将举步维艰。

大家业已看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魔力运转之下,主体性的历史资源随同其他社会资源,一并借助更趋完善的网络,流入城镇,且基于技术优势,逐步实现优配,最终,就让城镇的公共意识,早就自晚清以来,呈现步步复苏之势。但是,相比之下,基于资源“相对贫困”的怪圈,中国乡村陷入另一种更令人担忧的“相对饥饿”。失却了均等性的资源份额,如何才能维系一种正常健康的供给格局?又如何才能结合诸多启蒙乡村之类的文明建设工程(如送法下乡、送知识下乡等),确保所有资源在乡村实现整体性的最优组合?一旦带上了这些考量,那些倡导美国公共历史教育模式的学者们就会明了:中美(甚至东西方)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内在性地要求大家去探索一种适合东方、朝向中国乡村的“大众史学”,确保从技术和制度上,彻底扭转历史资源的不均衡流向,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换言之,现代中国发展公共史学的题中之义,决计不再只是“送史入城”,恰恰相反,“送史下乡”更具正义性。

总之,跨过历史学的学科界限,围绕“公共性”原则,整体解构权力、身份、财富、地域空间和技术更新上的种种优势,以及建构其上的多类资源占有形式,才是解放历史资源,还归其原本属性,促进供给侧改革,加快知识再生产,“还史于民”,确保公共产品供给,走出百年“历史饥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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